侯仁之(1911一2013)，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1932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获文学士学位，1940年获文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广泛赞誉。他在跨越百年的人生中，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被冠以“活北京”的美称……

陈光中著的《走读侯仁之》是一部构思精巧、史料珍贵、与众不同的侯仁之传记。侯仁之先生生前与夫人及其子女一起审读、订正本书底稿，并亲笔为书名题字。

陈光中著的《走读侯仁之》作者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曾数十次与侯仁之对坐长谈；并沿循他早年的足迹，三赴天津卫、两至张家口、一赴江西鲤鱼洲，进行实地考察；还用了一年的时间自学历史地理学，以图正确理解其学术思想。全书图文并茂，作者从实地拍摄的数百张照片中全新甄选出的图片、作者的手绘画作与侯仁之及其家人所提供的珍贵照片、取自侯仁之的著作的部分插图等交相辉映，既反映了侯仁之人生历程中的主要时空地点的变换，又逐步展现了作者边走、边读、边写、边想的独特风貌。

本书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理解和研究侯仁之其人生经历与成就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和研究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史，具有比较丰富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和还原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提供了一个史料较为丰富的窗口，同时，本书也是对侯仁之先生的纪念。

自序

一 人生之始

出生之时，辛亥风云正炽；幼岁体弱，几不得进学，先母订画报启蒙；少年求学辗转，先德州博文中学，后济南齐鲁大学附中，再通州潞河中学……

二 走进燕园

青年负笈燕大，燕园风光旖旎，同学少年多不贱；名师风流，学林宿儒，一时云聚……

三 投师名门

顾颉刚师、洪煨莲师的教诲，如醍醐灌顶，使我得沐重化……

四 从历史迈向地理

顾亭林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颉刚师指导我参与后套水利调查，在煨莲师诲导下考辨陈潢

治河……

五 国难当头

当此之时，国事日忧，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六 身陷囹圄

因掩护学生抗日，惨遭日寇逮捕，人间炼狱，矢志

弥坚……

七 牢狱外仍是牢狱

出狱之时，小女馥兴已四月有余，家人重聚，牛衣对泣；弟之噩耗，次第传来，长歌当哭，不能自已……

八 流寓津门

流寓津门，教书度日，兼研天津史地……

九 远赴英伦

抗战胜利，重回燕大；旋游学英伦……

十 亲尝教炙

旋游学英伦，从师德贝教授，亲尝教炙，学益匪浅……

十一 重返燕园

建国前夕，我赶回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欢腾之情，永远难忘……

十二 开拓新学

院系调整，北大迁入燕园，开始了系统的学术研究……

十三 学以致用

教学之外，深入研究北京城的起源和演变，为首都建设提供参考，同时，北入沙漠，考察西北沙区历史地理，探讨环境的变迁……

十四 第二次大劫难

“文革”甫来，即受冲击，肉体摧残，精神折磨……

十五 从“黑帮大院”到鲤鱼洲

挑砖、打柴、插秧、割稻……艰苦的生活使我的身心更加坚强……

十六 重新开始学术研究

“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即应邀展开对邯郸、承德、淄博、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成果……

十七 老骥犹有千里志

科学大会，春风化雨，时光可逝去，工作不拖后，重返西北沙区考察，收获颇丰……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

十八中国“申遗”第一人

80年代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

十九 钟情北京

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二十 心系燕园

我爱燕园，燕园是美丽的……

二十一 “名利于我如浮云”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附录　侯仁之年谱简编

后记

插图索引

一 人生之始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已经是一个挺活跃的学生了。博文中学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尤其是学生的体育活动搞得很出色，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篮球队，经常举行篮球比赛。侯仁之很羡慕，壮着胆子找到篮球队长，想加入球队。可他那时候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和那些人高马大的篮球队员站在一起，实在太不相称了，因此说了几次人家就是不同意。就连班上的同学分队比赛，双方都不选他。侯仁之赌了一口气，干脆自己练跑步。每天下午课后，围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跑，坚持跑了一冬天，天天不间断。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了，班上同学找到他，说：“侯仁之，你参加长跑吧1500米，怎么样?”他吃了一惊，说：“我怎么能长跑?我从来没跑过!”同学说：“你当然能跑!我们看见你天天在操场上练来着。”侯仁之一鼓劲，真的报了个1500米。比赛时，发令枪一响，他拼命往前冲。操场的跑道一圈是400米，跑过一圈，转弯的时候他挺奇怪：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回头一看，原来所有的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从那时开始，他的身体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除了跑步，侯仁之还很积极地参加各种课余活动。比如初二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话剧的演出，那话剧叫《山河泪》，看这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侯仁之很兴奋地讲给母亲听，她非常高兴，大大地夸赞了一番。侯仁之很受鼓舞，居然根据母亲小时候讲过的一个故事，自己写了一个话剧的剧本《基甸救国》，那是他第一次进行文学创作的尝试。

初三时，侯仁之参加全校演讲比赛，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兴奋地写信告诉母亲。母亲高兴极了，她对侯仁之说：“如果有一天你能站在讲坛上讲课，我坐在最后一排听也心里高兴!”

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侯仁之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幸病逝，他怀着悲痛前往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继续学习。齐鲁大学是当时中国13所有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下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父亲让侯仁之到齐鲁大学的附属高中读书，是打算让他将来能进一步到医学院深造，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当时学潮迭起，侯仁之学业中断，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州博文中学读高中。

不久，侯仁之的命运发生了一个较大的转折。

由于博文中学尚未在中国教育部门办妥注册，学生不能直接报考大学。因此，侯仁之的父亲便安排他们兄弟俩前去天津，去另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新学中学读书。

新学中学所在地原为“养正学堂”，始建于1864年。1902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得到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资助，在养正学堂的校址上创办了“新学书院”。1929年教育部对全国私立学校进行注册，因为新学书院不具备大专学校的规模，便改为“新学中学”。

侯仁之还记得，主持面试的是一位名叫埃里克·利迪尔的英国老师。

当时他还不知道，埃里克·利迪尔原是一位著名的运动员，1924年在巴黎参加第八届奥运会的时候，以47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奥运会纪录，夺得该项目的金牌。1925年，利迪尔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毅然返回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执教。后来，侯仁之和弟弟一起看过一部电影，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部电影翻译成中文后名为《烈火战车》，说的就是利迪尔成为奥运会冠军的故事。

面试结果，侯硕之顺利录取，而侯仁之却落选了。落选的原因之一，是侯硕之的英语水平好于哥哥；另一个原因，则是侯仁之有意“应付”——他对博文中学有很深的感情，实在不想离开。

不过，继续留在博文中学显然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情。1931年夏末，为了实现让儿子将来当医生的愿望，父亲将侯仁之送到河北省的通县，进人另一所很好的中学。他在这里再读一年高中，便可以报考大学了。

那是侯仁之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候是叫“北平”)。他记得很清楚，火车停在前门东车站——那西洋风格的火车站如今仍然矗立在那里，与雄伟的前门相映成趣。当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带有浓郁异域情调的车站钟楼，飞檐凌空气势壮观的前门城楼，造型独特且带有欧式装饰的箭楼，还有高阔浑厚的古城墙，都被金黄色的夕阳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他的心里激动极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与这座古老的都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过，他的新学校远在京城东面的通县，从前门到那里还有40里路呢。P4-6

这篇序文，当初本是想请我的朋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萧东发教授写的。

15年前，我由他所引，第一次前往燕南园61号拜访侯仁之先生。萧东发教授对我说：“你应当写写侯先生。”经他鼓励，终得书成，这其中的经过，他最了解，请他作序，应是最为合适的；交往多年，实为知心好友，若是提出请求，想必不会拒绝。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读到60年前洪业先生写给侯仁之的一封信，颇有感触。此事已在书中有所叙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天津工商学院决定出版侯先生的《天津聚落之起源》，他十分高兴，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洪业先生，请其写序，洪先生当即回信，居然拒绝所请。信中称：“廿余年来，友好以著作来命作序文者，无虑数十起，业辄逊谢，弗敢执笔。……吾读书但恐无成，倘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而能有述作，当不求人为序。又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亦不敢为朋友文字作序耳。”随后侃侃列举古人著书之序，虽风格内容各有不同，“然其有一贯相同者，一律则自己之著作，自己为之序……未见有书成自我，序出友朋，借彼吹嘘，发此幽潜者也。”

对于近世标榜之风日盛的现象，洪业先生深恶痛绝：“甚矣，此风之不可不革也，!”

洪业先生从不请人为自己的著述作序，自己也从不为他人作序，原因很简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当无待于外序，实无益于书”。

有洪先生如此言论在，我这本书的“序”，是断然不敢请别人作了!

“序”无定法。如洪业先生所言：“……或仅为目录纲要，或仅注意校雠完阙，或复纵论古今著述，或并兼道家人身世，亦自不必一律。”像顾颉刚的《古史辨》，序文，竞长达百页；而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为三十万言的长篇回忆录，实为“人生之序”，而非“著作之序”了。

我未曾想、也写不得如此的长序，倒是有些话，想与我的读者谈谈。

这本书，写的是一位学者，一段历史，一门学问。

这学者，自然是侯仁之先生——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侯先生是长寿之人。出生于辛亥之年，历战争之磨难，经运动之坎坷，始终坚持在科学之路上的艰苦跋涉，而成为一代学术巨擘，那独特的经历，实在是很有些值得追寻探究的地方。

说来也许有些不敬。许多传记中的名人，往往被誉为“自小聪慧过人”的天才，但我认为侯先生不是。

侯先生幼时体弱，竞至几度辍学。若不是慈爱智慧的母亲教子有方，也许难以成才。至于他后来如何成就大业，书中自有介绍，此处无须赘述。但若要究其根本，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本人独有的个性。假如仅限用两个字概括，那应当是——坚韧。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先生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先生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巅峰。

超过百年的人生轨迹，与百年来国家、民族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那其中会有多少诱人、感人的故事!对于历史背景的介绍，自然应当成为这本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身为作者，我更关注的是“长跑”的过程：他在这漫长的路途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是，让我无奈而感动的，是每次认真的交谈，最后往往变换了方向。在不知不觉间，话题就转到了他的那些老师身上：“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这是他最常说的话。

说来是巧，在每个人生的转折点，似乎都有一位老师的身影在等着他：顾颉刚老师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使他决定放弃学医改攻历史，从而进入燕京大学；洪业老师“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肺腑之言，使他从历史走向地理；远赴英伦投至达比教授门下求学，又使他终于迈进历史地理学的大门……当然，还有司徒雷登校长呢，还有夏仁德教授呢，还有冰心先生呢，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呢……老师们对他的影响，自然不仅仅局限于学业，更有思想与精神上的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事情：侯先生被日寇判刑后暂居天津，因意外情况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正当他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洪业先生带话过来：不能走!就是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洪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在日寇的监狱里，他不仅恪守气节，还教诲身边的学生要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正是在这些贤师的引领与鞭策下，侯仁之才逐渐走向成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当中，经得起名利的诱惑，抗得住命运的播弄，耐得过长久的寂寞，以坚韧的精神求学治教，不仅成为学术泰斗，还是后辈学子敬崇的楷模。在这一代代杰出的学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是如何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

说到学问，侯仁之的名字是与历史地理学紧密相连的。作为这门特殊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侯先生在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与实践，以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诸多具体方面，都倾注了极多心血，并取得卓著成果。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内容精深、理论严谨的科学，要想深入系统而且通俗易懂地介绍这门学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既不是侯先生的学生，此前对历史地理学也一无所知，是完全彻底的外行。为了克服这一严重缺陷，我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自学。对我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既艰苦又愉快的。说它艰苦，是因为不仅要正确理解侯先生本人的学术思想，还必须了解学界各种不同的观点，否则，便不足以全面掌握这门学科的精髓。不过，受学力所限，我也许仅能做到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而已。若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严重谬误，责任自然应当由我负；只希望读者不致被谬误所累，能正确理解侯先生的学术思想。

而那学习的愉快，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我逐渐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之后，突然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一个新奇而广阔的天地!如果换一种眼光——历史地理学的眼光——去观察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会发现每一件貌似平淡无奇的事物都蕴藏着极为诱人的灿烂光辉。那密林葱郁的冈峦，也许曾是幽深海水下的一堆礁石，是造化之功赋予它如今奇妙的风采；那荒蛮可怖的大漠，也许曾是广袤的良田，是上天的无情摧残加上人们贪婪的掠夺，使昔日的风光为黄沙所掩埋……历史地理学的任务，用达比教授的话来说，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用侯仁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原它原来的面目”。这含义都是一样的。举一个未必适当的例子：从街头那弯腰弓背蹒跚而行的老妇身上寻找并复原她青春少女时期曼妙的身影，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眼里，一处干涸的沟壑、一截残墙的遗址、一座峻峭的山崖、一段废弃的古道……都具有可供深究的丰富内涵。因此，如我在书中所写：“我还是下决心大胆地尝试一下，力求使用虽显浅薄但比较通俗的语言，以引领读者和我一起轻轻揭开遮挡着那个美丽世界的帷幔，看看侯仁之以及许多像他一样勤奋的耕耘者们是如何通过艰辛的劳作，在科学的沃土上栽培出历史地理学这株璀璨的奇葩。”做学问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只要深入进去，其中自有无穷乐趣。如果有读者因为看了这本书而对历史地理学开始产生兴趣，那真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这本书的写法，也许并不符合一般传记的规矩，它更像一个长篇的对话：是我以一个作者的身份，与侯先生的文章对话，与侯先生的学问对话，与侯先生的心灵对话。当然，更重要的是与侯先生本人对话。实事求是地说，侯先生并不喜欢写自己，他一再说，希望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笔墨”，而应当去写那些“真正了不起的人”。此前曾有人想要为他写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当然，在耄耋之年，能有人帮他回忆、整理那些散失的往事，他还是感到宽慰、感到高兴的。那些年，在燕南园61号小小的客厅里，我曾数十次与他对坐长谈。感谢侯先生的信任，向我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使我得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果说，在刚开始采访的时候，我还多是出于好奇和崇敬，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演化为一种平和的感动。侯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也力求用一种平凡的语言来写这本书，以抒发我的感动。

侯先生曾说，历史地理学这门学问，“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这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启发。由此开始，我把作者的“亲历、亲写、亲摄、亲绘”作为基本的原则，把“图文并重”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体现“边走、边读、边想、边写”的写作特点，力求在书中人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从而此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我的一些作品以“走读”命名，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也希望，如此有关“走读”的尝试，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书中配有180余幅照片与插图，其中部分照片由侯先生及其家人提供、部分插图取自侯先生的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侯先生自己保存的照片所余甚少，现有的这些，无疑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弥补缺憾，我尽可能自己多拍一些照片，以反映侯先生所去过、所提到的那些地方，为此，曾三至天津、一去江西、两赴张家口。我在本书的“后记”中，记述了一些“走读”的经历，其间的感受还是蛮多的。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一些地方不能亲至，也只能留作遗憾了。我的许多照片拍摄于数年前，经过时间的磨砺，那些景况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也许重新拍摄并非难事，但我不想画蛇添足。就让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的物证留在这里，而将重新探索的机会留给有兴趣的读者，让他们也有机会品味一下“走读”的乐趣吧。

光阴如梭。距离本书2005年初版，转眼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侯先生于2013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102岁；他的夫人张玮瑛则于2015年10月27日去世，享年100岁；而当初引我走入侯先生寓所的萧东发教授，不幸于2016年4月15日英年早逝，年仅67岁。这怎能不让人感叹岁月之无情、人生之短促!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有心再版这本传记，不仅是对故人的纪念，还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前贤的故事。感谢编辑隋丹，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保持原貌，我仅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订与补充，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包括当初“自序”结尾的那段话，如今读来，似乎更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一个人的生命有长短，关键还在于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因此，我想节引61年前侯仁之先生为天津工商学院1944年毕业生写下的一段话，作为这篇序文的结语，送给本书的读者：

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2017年5月修改于北京会城门

几十年来，多少也算写了一些东西，但唯有此书所用精力较多。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第一个困难，是心理上的障碍。

要说采访名人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在侯先生面前，我却总是感到自己的渺小。

其实，侯先生与他的夫人张玮瑛，本是极为谦和的老人。凡是拜访过他们的人，都对一个细节留有深刻的印象：每次告别，侯先生因腿脚不便，只能合掌道歉，拄杖送至客厅门口；而张先生则是无论冬夏，一定要送出大门，鞠躬致意，并目送客人远走至看不见背影为止。

后来去得多了，我已不必过于拘礼而一定要郑重其事地道别，所以，往往待话题一落，便立即起身，对张先生说一句：“您千万别送，我自己关门!”然后拔腿便“逃”，连头也不回。—若是跑得慢一些，张先生肯定要跟出来的。

长此以往，每去一次，敬重之心便增加一分，反倒形成了莫大的思想压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下笔之时，总是“先生”长、“先生”短。始终保持这样一种“仰视”的姿势，如何放得开，如何写得好?

因此痛下狠心，把已经写毕的那几章从计算机里调出来，将“侯仁之”名下的“先生”二字统统删掉。——说实话，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适应这种直呼其名的写法，似乎总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像个没教养的狂妄小子。

但是，慢慢我就发现，去掉这一尊称，并不仅是表面的文字游戏。一个作者与自己的写作对象只有处于“平视”的角度，才能有冷静、准确的观察，才能写出客观、真实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再天才、再伟大、再了不起的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与其他新生婴儿并无任何差别，更何况在他自孩提至成人再到有所作为，这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有资格被人尊称“先生”，绝非朝夕之间的事情。作者无权强迫读者顺从自己，而只能通过平和的叙述引领读者，在逐渐了解一个人生命历程的过程中品味真正的感动。

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心态有所调整，笔端顿感流畅。当然，内心的那份敬仰之情还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徐缓了许多。如今正文已经写完，我应当赶紧回归原位，恢复后辈与长者的关系。在这里呼一声侯先生、张先生：此前多有失敬，恳请谅解!

第二个困难，是专业知识的匮乏。

侯先生是一位学者，在叙述个人经历的同时，不全面、系统地介绍他在学术上的业绩与成就，是万万说不过去的。要想做到这一点，第一步，需要真正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第二步，需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述。这本书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学界中人，而是广大的一般读者，如何把一门学问讲述得妙趣横生而不致枯燥乏味以致让读者产生厌倦之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无异于对这门学问的亵渎。

我已多次言明，在历史地理学方面，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尽管用了很多时间、花了极大力气补习，总有难以弥补的欠缺。首先，在基本理论的理解上，就曾长时间地徘徊在误区里。比如，对于“历史”、“地理”、“历史地理”这三者的关系，我总是搞不清楚。其实，早在60年前，侯先生的导师达比教授就说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界限，是很不容易划分的。”为此，我亟盼有名师点拨。所幸，经侯先生推荐，我拜访了他原先的学生、如今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教授邓辉博士。第一次见面，邓老师便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上了一堂十分生动的历史地理启蒙课。其中启发最深的，是他说：“要想正确理解‘历史地理’的含义及其研究对象，其实只要加一个字，即‘历史的地理’。”这一个“的”字，令我茅塞顿开。此后经数次请教，多受教益，使我终于开始对历史地理学有了逐渐深人的了解。在此，对邓辉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过，如今书已写完，我心中仍不免忐忑。如果在学术问题上存在谬误，那自然是我过于愚钝的缘故。希望邓辉老师及其他专家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说到感谢，侯先生自不必说；他的夫人张玮瑛先生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多有译著，尤其英文功底极为厚重，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每次我去，她要么悄悄地忙来忙去，要么默默地坐在一旁倾听，遇有侯先生记忆有误，她会轻声地予以纠正。有时我与侯先生聊天，她静静地坐在旁边看我带去的稿子，往往我们只聊了几句，她那边已经发现了数处错误，并以极工整的字迹把正确的内容用铅笔标在旁边；若是英文译名有误，她则会写出完整的英文全名，留供我参考。对于提供给我的资料，她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再一项一项向我交代清楚……

我非常惊讶，不知她为何对侯家的事情了解得如此详细。接下来聊了几句，得知这位名叫王珍慧的姑娘正在北大读书，因偶然的机会，不久前在侯先生隔壁的邻居家借住过半年。其实她原先与侯家并无关系，只是出于仰慕之心，贸然闯进61号的楼门，由此结识了侯先生和张先生，并多有来往。她说，他们都是特别好、特别有学问的老人，自己有什么生活上、学习上的问题，总要向他们述说，他们对自己像对待自家的小辈一样……她真是很幸运!

我不禁想到，当初我与萧东发也像这姑娘一样，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冒冒失失地找上门去了……

想说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种种感受都已经写在这本书里。感谢妻子小敏——作为最忠实的合作者和第一读者，她曾付出了与我同样多的汗水和心血，使这本书终于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人们在合上这最后一页的时候能够觉得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我就知足了!  谢谢我的读者。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你们而做的。

2017年5月修改于北京会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