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边、镡德山、曾自编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收录了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胡绳、李锐等罕见文章40余篇。均以回忆录的形式,书写了毛泽东与田家英往来之间鲜为人知的细节,使用文字客观真实,饱含思念,是近年来图书市场上难得一见的优秀历史人物传记图书。
搜集毛泽东绝密书信手迹15件、毛泽东致田家英书信34封!曾经的绝密文件重见天日,带你看透毛泽东每一个动作,每一道指令背后的真实意图与动机。
由田家英夫人、女儿领衔编著,带领读者深度解读毛泽东与其五大秘书之首的往事。更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镡德山鼎力加盟,有机会接触到海量详实的历史资料,曾经参与编辑的《中国共产党通志》、《巨人的步伐》、《开国元勋》(画册)等作品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比“草根”出身的作者更具权威性。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向读者介绍田家英给毛泽东当秘书时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关系,并以此为主线,记录一些有关他们两人的史实。正如胡乔木在《校读后记》中所说:“这里的记载对于了解由4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进而了解这一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尽管限于一个侧面,但其重要性和珍贵性自不待言。”
九、从四川调查到庐山会议
1959年初春,调查组来到四川,调查地点是新繁县(1965年并入新都县,在成都北面)崇义桥大队。当时,新繁县原是一个公社,崇义桥乡是下属的一个大队,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分别改为县和公社。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外祖家,当时还有他的一个舅母健在。因为有这层关系,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就选中了这个地方。田家英觉得,“崇义桥”这个名字有点儿封建味道,便提议改名“大丰公社”。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田家英,把“大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新繁县是成都平原最富饶的县份之一。1956年春天,我和田家英“观高潮”那次,也曾来到成都附近。但这一次所看到的景象大不如以前了,多少给人一些冷清、零落的感觉。1956年时那茂密的林盘(在每一个居民点周围长着的竹林),现在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孤竹,而社员还在根据上级指示继续刨竹根开地种粮;过去像锦绣一样美丽的田园有点荒芜的景象;昔日热闹的集市不见了,偶尔遇上一次赶场,上市的农产品也寥寥无几;社员一群一群地集中在田里,搞深耕,搬泥巴。每到吃饭的时候,排着长队,一家一户地到食堂领饭。晚间,偶尔可以看到少数社员家的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说明那几户社员光景稍好一些,自己在家煮点吃的,填补一下肚子,大多数社员则没有粮食在家做饭吃。这些都是我们目睹的实际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又听说新繁县是亩产千斤县,大丰公社也是亩产800斤。既然是丰产高产,为什么社员又这么缺粮呢?这成了一个谜,是一个不管怎么算账也算不清楚的问题。然而谜底,被善于作调查的田家英很快揭开了,这就是虚报产量。虚报产量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不单是新繁、崇义桥一县一社如此,可是在四川这是较早揭破这个问题的一个点。
这时,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继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遏制以刮“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继续泛滥。继武昌会议之后,他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田家英没有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但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十分赞成的,特别称道毛泽东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田家英深有感触地说:“还是主席高明,我们在下面调查,搞了老半天,怎么也提不出这样大的问题。”毛泽东概括的这几句话,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纠正极左政策,调整人民公社内部体制(涉及所有制),进一步煞“共产风”,不能说不是一套积极的高明的政策。
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田家英的魄力和勇气,博得人们的称赞。他的这一行动,绝非那种畏首畏尾,缺乏胆识,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所能做到的。这一点,倒有点像毛泽东的脾气。
后来,当调查组离别大丰公社的时候,8月6日那天,我们特地拜访了新繁县的老县委书记,一方面是告辞,一方面想听听县里对调查组有什么意见。那位老书记,年过五十,是南下干部,对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风尘仆仆,到乡下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他对“大跃进”那一套,包括虚报产量、高度密植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那一天,他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这也表示他对田家英和调查组的信任。(P41-42)
毛泽东一生中,先后任用过很多秘书,他们当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位。田家英从1948年10月到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拉开,田家英遭陈伯达、江青等迫害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昭雪。
人们深情地缅怀田家英。他的战友、同志、同学、亲属和与他接触交往过的群众,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写出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诗词,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田家英的亲属和专业人员把这些文章和诗词编成一本回忆、纪念文集。书中收入毛泽东致田家英信25封,书信手迹5件。收入的回忆文章也多涉及毛泽东和田家英非同一般的关系,特别是曾在田家英领导下工作16年的逢先知的长篇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向读者介绍田家英是怎样给毛泽东当秘书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以此为主线,记录一些有关他们两人的史实”。正如胡乔木在《校读后记》中所说,“这里的记载对于了解由40年代到60年代的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进而了解这一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尽管限于一个侧面,其重要性和珍贵性自不待言。”因此,编者用逄先知长篇回忆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作为本书的书名。
1989年底,《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受到各界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很快发行了数十万册。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出版发行了增订本。海内外许多学术著作和研究文章纷纷引用该书的史料。
2012年,是田家英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原书编者对本书再次作了修订:新增加了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书信和手迹;增加了一些回忆文章和多幅历史照片;调整了部分篇幅,使本书更加丰满厚重、更加珍贵了。
获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叉作修订,辽宁人民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取得编者的信任和支持,荣幸地肩负起出版发行新的修订本的光荣任务。经过我们精心编校、精心印制,这本新的修订本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热忱地希望青年朋友,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界读者,都能喜爱这本思想内容丰富、教育意义深远、史料价值珍贵的好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年7月
毛泽东、田家英之间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出建国后17年我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逄先知
家英同志直言不讳的勇气,也是令人钦佩的。家英很正直,对人对事都很诚实,不随波逐流,不吹吹拍拍。
——杨尚昆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
——邓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