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著的《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主要国家之间战略关系的梳理和解读，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以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时局变化为主要分析场域，解析和梳理了七个主要大国如何纵横捭阖维护各自利益的历史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世界主要国家也都情愿或不情愿地参与其中，人员大量伤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倒退。对于二战的反思是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主要的任务。学者和官员也都从各自角度进行解释并对之后的社会发展进行设计和修正。如A.J.P泰勒、约翰·基根、约翰·埃里克森、阿兰·米尔沃德、休·托马斯等学者的历史研究，以及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让·莫内、杜勒斯等政治人物的回忆录等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和政治人物的回忆，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他们大致将二战的历史串连了起来，其间的决策者如何决策，普通民众如何随波沉浮，在这些文字中都能够一一再现。本书作者在此基础上，从中国视角出发，进行大国战略思想提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历史篇章中，同盟国、轴心国的正邪对峙已经尘埃落定，但回顾彼时的动荡岁月，背后的波诡云谲仍鲜为人知。

张伯伦与丘吉尔如何维护江河日下的大英帝国？一战惨败的德国如何在施特雷泽曼的运筹帷幄下重获生存空间，又是如何在希特勒的领导下走向覆灭？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是否真的一无是处？外强中干的意大利的二战之路能否被改写？日本为何会自灭于军部内耗？苏联怎样凭借“斯大林式战略”改变欧亚大陆地缘版图？美国如何审时度势，介入战争，赢得全球霸权？

……

知名青年学者王鼎杰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解读。围之重器，不会轻易示人。通过描绘二战中英、德、法、意、日、苏、美的殊死较量，剖析七强国的战略思维，《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试图还原当年胜势未定的生死牌局，重新解读关键的人、事、物，破解西方民族各强国的兴衰密码，以知彼求知己，反思我们中华民族的利弊得失。

引言细思极恐的二战史

英国：落日之路上的日不落帝国

 百年错看张伯伦

 “绥靖”的战略真相

 东方战线的崩解

 丘吉尔临危受命

 孤军的抉择

 重开新局

 震荡全局的误算

 “第二战场”明争暗斗

 曲终奏雅，火种不熄

德国：为美苏争霸奠基的国际纵火犯

 谁埋下了二战火种

 德意志复兴路在何方

 “轴心国”与“四大泛区”

 外交胜利，内政失控

 狂人登场

 夺权之路

 元首的豪赌

 坠入深渊

法国：屡出奇谋的衰落大国

 法国的战略难题

 暗藏玄机的防线

 惊天奇变

 棋差一着

 大败局

 危急关头，两面下注

 在大国夹缝中凯旋

日本：死于制度内伤的东方土豪

 搅动太平洋的美日角力

 拖后腿的制度内伤

 得失参半的石原狂赌

 危机中的转机

 差之毫厘的松冈外交

 彻底失败的战略突围

 善败者的最后反击

意大利：武力贫血的大战仲裁者

 罗马，还是砝码？

 不自量力的入局

 迷失的大战仲裁者

 沦为附庸，“反水”失利

 半岛国家，命运殊途

苏联：震撼欧亚的外交魔术师

 一堆烂摊子

 两大战略遗产

 斯大林式战略

 外交魔术师

 抽别人的梯，登自已的顶

 独立巅峰，高处不胜寒

 从顶峰跌落

 艰难的再崛起

 不堪重负的帝国

美国：转动全球的离岸平衡手

 “孤立主义”的真相

 从陆权西进到海权西进

 英国霸权动摇的危与机

 大国斗智

 面临孤立的美国

 全力备战

 大逆转

 美苏暗战

 控局

 大战略之胜

后记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

主要参考书目

英国：落日之路上的日不落帝国

在20世纪初的列强俱乐部中，英国的地位无疑是最为显赫的。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若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①算起，大英帝国操控欧洲均势前后已有二百余年；如从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结束算起，全球处于大英帝国治下和平亦达一百余年。虽然这个帝国鼎盛时期人口也不过四千七百万，但却控制着五十块殖民地，统治着约四亿四千万人口(超过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三千五百三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超过日后苏联的国土面积)，并因为领土环绕全球而号称“日不落帝国”②。

曾几何时，“日不落帝国”走上了落日之路。正是这老霸主的日趋衰老，引发群雄争抢世界霸权的冲突，构成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而英国霸权的没落及其殖民体系的瓦解，又是二战的一个重大结果。理解英国为什么衰落，及其应对衰落的大战略运作，也就不再只是理解其一国成败得失的关键，而是理解整场二战的重中之重。

百年错看张伯伦

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从慕尼黑返回伦敦。面对充满期待的大众，他挥舞着一张纸，满怀信心地宣称，他带回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就在此五个月前，德国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①的日耳曼人遭到种族迫害，为了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危机，德军已经做好军事解决的一切准备。转瞬间，大半个欧洲都陷入战争阴云之下。

危急关头，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出面斡旋，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与德国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进行了高峰会谈。经过紧急磋商，英法决定“劝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顾全“大局”，通过放弃苏台德地区的主权换取欧洲的和平。作为交换，希特勒以条约的形式郑重承诺，此后他不再提出新的欧洲领土要求。英德与法德之间还分别签署了共同宣言，决心用协商办法处理一切问题，“永远不再投入彼此之间的战争”。

张伯伦在伦敦挥舞的那张纸，就是有希特勒签名的承诺书。正是靠了这承诺，张伯伦才敢于宣称，他带回了一个时代的和平。

可是，这“时代”也真是短暂。仅仅半年后，希特勒就肢解了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新的领土扩张。又五个月之后，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灯火管制政策之下，欧洲大都会的万家灯火相继熄灭，取而代之的是防空洞里的窃窃私语，是集中营里的格杀勿论，是“闪电战”的横扫千军与全世界的合纵连横。

暗夜中，两种声音越喊越响，至今不息。

一种声音怒斥张伯伦的愚蠢，批判他对希特勒的轻信，更批判他对小国利益的牺牲，对侵略者的纵容。其结论是，正是张伯伦的愚蠢，加速了希特勒的崛起和二战的爆发。

另一种声音则怒斥希特勒的不讲信义，批判他利用张伯伦的“君子可欺之以方”，放弃英德和解的大好良机，反而急于上演一场现代外交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至于张伯伦的失败，反而让人产生“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扼腕。其结论是希特勒过于阴险卑鄙，把大家一起拽进火坑。

这两类观点虽然立场不同，对张伯伦的评价尤其各执一端，冰火不容，却都倾向于用绥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一词来指代张伯伦的对德策略。“appeasement”在英文中本有安抚、缓和、姑息、纵容等多重含义。前一派用这个词，强调的是张伯伦对扩张势力的姑息、纵容；后一派用这个词，强调的则是希特勒狡黠无耻，张伯伦好心办坏事，这才把善意的安抚变为不合时宜的姑息，将追求和平的缓和化作加速战争的纵容。

然而，大国外交从来不是绅士淑女的请客吃饭，更不是经生腐儒的道德课堂，至少大英帝国从来不搞这种外交。

大英帝国的外交讲求的是“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的远东鸦片贸易道德吗?却丝毫不妨碍它二十年内连续两次打败清王朝。英国在印度的纺织品政策道德吗?却同样不妨碍这帝国因此扫清障碍，成为全球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

那些一味拔高张伯伦高尚品格的人，显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作为这帝国的掌舵人，虽然在公开场合喜欢扮演一种忠厚有余的绅士形象，实则对现实主义外交熟稔于心。这可由他留下的大量日记、信函、会议纪要证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Halifax)曾被丘吉尔亲封谐音绰号“圣狐”(holy fox)，同样是权力外交的超级高手。哈利法克斯嗜好乡间狩猎，虽无左手且左臂先天萎缩，却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硬功。一战时哈利法克斯身在行武，最终以少校军衔退役。战后出任过教育大臣(1922年)、印度总督(1926—1931年)，担任过陆军部大臣(1935年6—11月)，可谓文武兼资。两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表下，暗行力学外交的折冲樽俎。这样一个二人组合所推行的政策，显然不能等闲视之。

而那些以为张伯伦无能的人，则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当张伯伦接过这帝国的掌舵大权时，表面上看“日不落帝国”风采依旧，实则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早已风光不在。

英国依靠海权崛起，海权兴则英国兴，海权衰则英国衰。P6-9

细思极恐的二战史

在知乎上，曾经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二战中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细节？

这个问题，问的人没问明白，答的人自然也就很难答清楚。

之所以说没问明白，原因就在于，提问的人忽视了二战的复杂性，光是参战国就是一大堆。同样一件事情，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你细思极恐的，也许恰恰是别人从梦中笑醒的。别人求之不得的，或许正是你细思极恐的。

比如，站在德国和日本的角度，细思极恐的莫过于险些被采纳的“摩根索计划”。

所谓摩根索计划，指的是当时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11—16日)上，提出的一个处置战后德国的计划。其意在肢解德国；并彻底去工业化，让德国经济倒退一百年，变成一个无害的农业国家；还要通过强制绝育、甄别移民等方法，将德国人口限制在两千万以内。

类似的思维也一度准备用在日本身上。只是因为美国最终发现，随着德、日的战败，英、法的衰落，苏联将成为新的头号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反而有利用价值，要想方设法地将之再武装。这才有了今天的德国和日本。

转到美、英、苏的立场上，最细思极恐的，或许就是那个差点被实行的“马歇尔建议”。

1940年，德国横扫东、北、西欧，英国岌岌可危。罗斯福准备大力援助英国抗德，却遭到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坚决反对。马歇尔认定英国很难抗住德国的攻击，同时指出美国自身的军备严重不足，故而建议：与其浪费宝贵的资产，去援助一个注定灭亡的盟友，不如留下来强化北美防务安全。

第二年6月，希特勒闪击苏联，罗斯福准备大力援苏。马歇尔再次以相同理由反对。

在这两个历史关口，马歇尔的意见有一次占据上风，人类历史就将被大幅改写。如果全部采纳，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格局了。随着英、苏的战败或遭到严重削弱，美国将被轴心国阵营全面孤立在北美一隅，空有越来越多的好牌，却窝在手里打不出去！

好在罗斯福连续两次否定马歇尔的建议，大力援助英国和苏联，才没有导致这个灾难性后果。

顺着这个思维，站在咱们中国人的立场上，二战中细思极恐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我想，应该莫过于德意日欲与苏联结成大联盟。

我们知道，抗战期间，汪精卫组团投日，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同样轰动一时的是，汪伪集团投敌未久便内部分裂，汪的两员大将——陶希圣、高宗武——叛逃香港，披露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卖国条约，再度震惊世界。

促成陶、高叛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起初二人幻想中日同文同种，可以共同促进亚洲繁荣，抵御苏、美等区外大国的渗透。岂料在接触过程中，二人却震惊地发现，日本人的思路完全不是按照同文同种展开的。

日本之真意，一在制造中国的全面分裂，将之肢解为六块；二在要和苏联结盟。

我们知道，1936年10月25日，德、意秘密签订了《德意议定书》，形成了“柏林一罗马轴心”联盟。11月25日，德、日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跟着入伙《反共产国际协定》。接着，苏德在1939年戏剧性结盟。1940年9月27日，又有《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正式签订。条约有效期为十年，目的在于全面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

表面上看，1940年条约似乎就是1937年“三国反共协定”的升级版，是德意日三国深化反苏合作的量变。仔细研究条约内容，就会发现，实则不然。这次的条约与其看作是德意日三国在反苏反共道路上的深化合作，不如看做是德意日欲与苏联结盟。条约正文第五条明确规定：“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声明上述各条款毫不影响三缔约国各与苏俄间现存的政治地位。”这显然是要和之前的三国反共协议划清界限，为与苏联结盟创造机会。日本和德国还互换了几项秘密协议书。德国答应竭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结盟。

据日本左派学者不破哲三的研究，德日之间关于势力范围划分的秘密协议中，还有特别有趣的一条，那就是约定将印度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但如果苏联入伙，就将印度转让给苏联。(不破哲三《从“科学视角”思考日本的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1940年的条约名称里去掉了反共。原因就在于，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新地缘联盟即将出现。

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

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本书初稿以《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为题，在《世界军事》“战略纵论”专栏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超长篇连载。

2017年，本书修订版的部分内容，我又在凤凰视频“鼎力推鉴”系列节目中，进行了讲解。

无论是文字稿的连载，还是相关视频讲座的播出，都获得了超乎预期的热烈反响。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战略思维尤其是大战略思维的稀缺，形成了某种物以稀为贵的效应。

对此，有人或许会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最不缺的就是战略。各种冠以战略名称的机构、概念、活动、会议、出版物……铺天盖地，以致首都北京出租车司机，亦可朗朗高谈。

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上身的表现。今天的中国学界，战略思维依然非常匮乏。甚至可以说，许多人连什么是战略都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就开始了概念炒作，所以才会出现很难区别国际关系学者和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现状。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正本清源，认识不足，找到突破点。

1．从战略到大战略

在农业文明时代，因为技术变革周期长、资源有限，人类的活动范围也有限，故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多元博弈。作为人类最剧烈的对抗手段，战争的规模也相对有限。故而，传统的军事学说仅粗分为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两大部类。战略思考的是如何赢得战争，战术思考的则是如何赢得战斗。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技术变革周期越来越短，人类可调动的资源日趋富足，可探索的空间也越来越广。全球多元竞争格局日趋复杂，战争形态也日新月异。于是形成了两个问题，并促生出两轮学说革命：

第一个问题是赢得战斗未必赢得战争，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形成了战役学革命。

由于战争形态的日趋复杂，传统的战略、战术二分法已难以满足现实战争的需求。无数个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拼凑出全局性的战争胜利。故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激烈对抗中，以普鲁士军的参谋革命为先导，在战略、战术之间追加了新的战役(operation)层级，建立了战役学说，以及承载这个学说的参谋总部和新式军校。到二战前夕，德、苏陆军在战役学研究领域领先列强，打造了全球最强大的陆军。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将率先将相应学说运用到海军领域，在短短四十年内形成了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为代表的世界级海军军校体系，建成了一支直追英国的大海军。

第二个问题是赢得战争未必达成国家目标，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形成了大战略学革命。

归根结底，战争只是手段，而非目标。战役学的产生，虽然为打赢战争提供了强大助力，却忘记了赢得战争只是手段。过度专业的军事学说，让军人集团逐渐垄断国防和外交话语权，用军事目标代替了国家目标。这在一战时的德国及二战时的日本，体现得最为明显。故而，英、美两国率先在传统战略之上，追加新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也称为国家战略、高级战略)层级。

大战略是复杂组织在多元博弈格局中，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达成最终目标的科学及艺术，包括大战略思维、大战略实践、大战略决策制度和大战略学说：

大战略思维的实质是服务于复杂组织的最高级竞合思维。这种思维存在于战略家的脑海里，体现在高明的大战略实践中。

大战略实践是大战略思维的运用。

大战略决策制度是大战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化决策程序及战略人才的制度化合理运用。

大战略学说则是大战略思维的理论化、科学化、学科化，是通过对古往今来的大战略家及相关思想、实践的充分研究，在统合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传统战略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教育模式。大战略学说可以通过教学、培训，高效率传授战略思维，培养战略分析师，涵养战略家，进而更理性地指导战略实践，更高效地打造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大战略决策制度。

虽然大战略实践、大战略思维与大战略决策程序古已有之，但大战略学说却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初步形成，并伴随着二战与冷战中的应用而日趋完善。

也可以说，英美最早提出大战略，就是要打破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分类战略的壁垒，形成了真正的全局指导，同时也让英……德制高点而牺牲其他制高点(如军事、地缘、经贸、文化等)。受《资治通鉴》和宋明理学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精英大多喜欢用单一的道德思维看待复杂的现实世界。再加上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屈辱记忆，更强化了国人的弱国心态，反而不利于良性参与强国政治，也不利于战略学的发展。

(4)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无疑应当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但是，借鉴的方法应该是观其行，而非信其言。非常不幸的是，我国学术界和战争史、国际关系研究界，在借鉴的过程中，恰恰对列强的“行”研究太少，而对其“言”又轻信过度。

苏联自身非常注重大战略、地缘政治的研究和运用，却称相关学说是资本主义、霸权主义专享的伪科学，不动声色中用军事战略思维替代了大战略思维。改革开放后，表面上学界挣脱了苏联的影响，但一部分人却又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美国的误导之中。美国的战略、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研究向来以现实主义为主流，却对我国系统性输出极端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极大地误导了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  结果就是，我国长期未能建立真正的大战略学说及相关研究机构，也缺乏相应的人才储备，等于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大战略造血机能。很多打着大战略旗号的研究专题，其实依然是在各分类战略的窠臼中盲人摸象。个别具有战略天赋的学者，又过于依赖天赋和直觉，严重缺乏科学严谨性及研究的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国家的发展，需要纵向大历史维度上的因革损益，更需要横向大战略层级上的克敌制胜。丧失了战略观的发展观，是不健全的发展观。

西方文明的现代崛起，是借助大航海、全球化、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内形成了军工商复合体型社会结构，打造了人才使用的旋转门；在外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全球化世界体系。正是在这五百年的扩张、角力中，西方形成了现代化的大战略学说体系及大战略决策程序，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这些年来，我一直呼吁中华战略学派的组建，一直致力于战略研究和战略思维传播，致力于战略型智库和战略研究学院的打造。原因恰在于，我们缺乏真正的战略型智库，学界缺乏大战略思维，更缺乏大战略学说。

福泽谕吉和他的庆应义塾，影响了整个明治时代的日本士风。二战后，松下幸之助认为，未来日本需要的并非更多个松下，而是真正的大格局人才，故而斥巨资筹建了松下政经塾和PHP综合研究所。

今天的中国，需要松下这样的人物，更需要超越庆应义塾和松下政经塾的民间研究机构。希望本书的读者和“鼎力推鉴”的观众，能闻风而起，青胜于蓝，在历史长河中击楫中流，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