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的阅读——致敬娜杰日达
读曼德尔施塔姆十余年了。记得是从台版《时代的喧嚣》开始的。他不是孤独的，他属于阿克梅派——孤独派。我的阅读便也不是孤独的，总是结合了对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乃至布罗茨基的阅读。
曼德尔施塔姆是阿克梅派这个异类中的异类。迄今为止，他是我最爱的一个诗人和作家，也是影响我（灵魂和审美）最深的作家。他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怕死。他单纯得、真实得像西伯利亚的一棵耐寒的白桦树。他跟斯大林叫板，不是针对政治，而是针对审美，单纯出于厌恶。
早在第一本书，即《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出版之前，我就产生过为诗人写一出剧本的冲动，名字都取好了，叫《被黑色担架抬走的昨天的太阳》。这黑色的担架不是营救，更不是救赎，这些抬担架的人是屠杀者。是一个时代、一种主义，以及人性的沉渣泛起、人性之恶的世纪性失控。
我的剧本是想写一些细节。诗人肉体与灵魂的细节，包括在绞肉机里的疼痛，包括诗歌写作中灵感的清澈与高贵，包括在茨维塔耶娃面前的慌乱与跟阿赫玛托娃在一起的温暖与自在。我想写一些形象，一些瞬间，真实地呈现诗人的生活场景和灵魂悸动。一颗活的太阳被乌黑的担架抬走，这悲剧有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担架是铸铁锻造的，太阳奄奄一息，余温已达不到熔化钢铁的温度。这颗内敛的肉体的太阳，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起码的能量补给，不写诗时灵魂如游丝，无法抵抗整个时代暴涨的污水。我下细看过诗人的相片，差不多是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这个阶段提前变老的，特别是1934年第一次被捕后。很明显，都知道是什么在煎熬他的肉体、什么又在磨蚀他的灵魂……我构思中的剧本的结尾：黑色担架换成了白色担架，诗人远离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远离了俄罗斯广袤血腥的土地，甚至远离了俄罗斯的现实与传统，走到了太平洋西岸，他的下沉有一棵大树衬托。大树的枝叶像一个怀抱、一双手，托住他，最后便是白色担架，抬着染上太平洋蓝色的他。不是升天，而是降落在了地平线下。
这里我要写的是诗人的遗孀——遗孀这个词，本身自带了一种苦难，以及一种苦难过后的优抚。我更愿意称她为诗人的未亡人。诗人被黑色担架抬走，她幸存了下来，先是保存他、守住他，破冰之后，又进入他（他的遗产，他的时代，他的记忆，他的创作的可能性）。几年前，我保存过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是我喜欢的脸型和气质，我甚至有一种隐秘的不好示人的想法：拿她做我莫须有的情人。她的眼唇、嘴唇都很好看，下颌圆润而富有轮廓。她老年后的样貌有点男性化，眼神有些桀骜不驯。这是她应该有的样子，一个人记忆一个爱人、一个时代、一拨诗人，一个人抵抗渐融的寒冬且随时遭遇倒春寒，不男性化撑得住吗？男性化也是艺术气质，因为她大器晚成，绝境成就她写出了两本砖头厚的大书。
我为什么爱她，或者说为什么追随她？因为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跟曼德尔施塔姆相好之后，没有见异思迁，不管曼德尔施塔姆遇到什么麻烦、个人生活出了什么状况，她从内里、从价值观与审美都跟诗人保持一致，这些价值观与审美就像根从内里把两个人相连。婚姻也是这样，灌满爱情，从肉体到内心将两个人融合。
有时，我会觉得他俩是超现实的——在一个特殊时代超现实。因为这一点，我又觉得他俩在一起是种天意。不单纯是人为的，是天意便会无条件顺从，且毫不勉强。我不知道厄运与苦难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占多大份额，是不是逆境成就爱情？假如没有革命、没有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一直生活在和平时代，他们的关系还会这样吗？
……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