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刘国君、张明鹏编著的《民国宁夏县长录》采取传记加史料的编排方式，通过写县长的方式把宁夏各县1911年至1949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反映。全书所用史料全部真实可靠，其来源主要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宁夏档案馆，宁夏政协文史资料、宁夏文史馆的文史资料。

刘国君、张明鹏编著的《民国宁夏县长录》以民国时期的宁夏为研究的时段，对这期间的县长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读者了解民国时期宁夏的政治概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宁夏民国时期的县域政治、经济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本书内容生动翔实，可读性强。

概述

头脑精明的县长丁俊才

为民祈雨的知事刁萱

性格孤傲的县长马廷俊

觐见孙文的知事马良瀚

功过难说的知事王之臣

兴修水利的县长王天岳

争取和平的县长王志霖

革职随军的知事王者宾

百姓挂靴的知事王国柱

和平起义的县长王育诚

安贫乐道的知事王海帆

刚愎自负的县长王敏悟

改良品种的县长王毓瑞

清贫一生的县长邓云路

公正廉洁的县长叶超

借账施舍的县长司徒清

两袖清风的县长白虹剑

传递情报的县长孙俭

屡造血案的县长孙宗濂

走向新生的县长孙伯泉

谦诚好客的县长刘炳

两度撤职的县长刘兆汉

设卡缉私的县长刘继尧

兴学育才的县长刘佩黻

忧国忧民的县长牟凤鸣

教唱儿歌的县长李万祯

弃官回乡的县长李文炳

被迫辞职的县长李作栋

遵守父训的县长李英华

留学巴黎的县长李春达

情系银川的县长李振国

经历曲折的县长李尊青

办事果断的县长苏盛华

浪迹天涯的县长吴石仙

遭遇兵匪的县长吴福申

民怨载道的知事张士珍

忧惧而逝的县长张国祯

谨小慎微的县长张荣绶

改革教学的县长张济美

盘山大隐的县长张维岳

协商和谈的县长张朝栋

笔耕不辍的县长张慎微

民众推选的县长林琪

募捐助学的县长杨力雄

教育世家的知事杨云浚

禁烟辞官的县长杨巨川

中统出身的县长杨作荣

引狼人室的县长杨承基

洁身自好的县长杨慕震

受人赏识的县长冶存礼

胆识过人的县长沙明阳

接受日降的县长陈开疆

编纂县志的县长陈步瀛

合作抗日的县长何世英

热心建设的县长余鼎铭

越墙逃走的县长屈伸

伐树渎职的县长屈明智

英勇抗日的县长孟昭进

倾心教育的县长周生祯

工于心计的县长周勋岑

志向鸿远的县长庞敏修

全力效命的县长劾维国

善于处事的县长赵旭东

著书立说的县长郝遇林

自学成才的县长茹振宗

秉公正直的县长贺自正

关心民生的县长姚启圣

潇洒飘逸的知事姚家琳

顾全大局的县长胡兰谷

善识时务的县长胡维祯

命丧山城的县长钟文海

审时度势的县长香生藻

精于医术的县长昝元鼐

精打细算的知事秦学坚

戴罪立功的县长秦寿山

抗击土匪的县长聂继善

逼反民众的县长贾从城

敦厚质朴的县长贾鸿逵

借机发财的县长柴成霖

沾满鲜血的县长高中弟

中央下派的县长钱丹泉

一心修志的县长钱史彤

治学严谨的县长徐宗孺

变相流放的县长徐梦麟

孙文器重的县长黄文中

不能安民的县长扈安民

频繁调动的县长梁伦

心系父老的知事彭怀智

魄散山城的县长董天祥

巴金采访的县长董寄虚

录0皮害民的县长程福刚

坚持抗日的县长傅二虞

精于书法的知事廖元佶

思想进步的县长樊应福

屡遭匪患的县长樊希智

博学多才的县长翦敦道

兴办教育的县长冀国政

走向画坛的县长黎之彦

遭陷处死的县长戴义赞

皈依佛门的县长魏烈忠

附录一部分民国宁夏知事、县长简介

附录二民国宁夏各县知事、县长任职情况一览表

附录三民国宁夏部分县长任免令

附录四民国宁夏省、县行政设置令

参考资料

后记

头脑精明的县长丁俊才

丁俊才，字秀山，甘肃省定西县□口镇人。少年时在口青烟寺私学读书，后在陇西甘肃省立第五师范学习。1925年10月，冯玉祥所部刘郁芬奉命到达兰州后，开始在兰州招募有文化的学生兵，丁俊才人队加入到学生兵中，经过两年的学习训练。其间，丁俊才认识了时任民国甘肃日报社社长曾三省，在曾三省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他受训结束后被分到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的军官教导团，担任下级军官的教育培训工作。1929年中国国民党正在各地建立地方国民党组织，丁俊才被抽调出来派往县上工作，先后担任定西、榆中、平凉、泾川等县的党务指导员，帮助各县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在担任各县党务指导员的同时，为了组建国民党工作的顺利进行，他还在当地县政府部门任职。1929年他在榆中县任党务指导员时，兼榆中县一科科长。之后，在平凉县任党务指导员，兼平凉县民众联合分处主任。1930年任陇东警备司令部中校参谋，同年6月任上校政训处处长兼甘肃泾原区行政视察公署秘书。1931年12月至1933年10月任陆军新编十三师司令部中校参谋。在陆军新编十三师时，正逢甘肃省招考公务员，丁俊才参加了甘肃省公务员培训班的学习。

1931年7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第一次公务员高等考试，分为普通行政人员考试、财政行政人员考试、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警察行政人员考试五种。之后对财政行政、普通行政、教育行政、外交领事官和警察行政人员都要参加行政人员考试，其中普通行政人员考试科目包括：国文、党义、民法、刑法、行政法、财政法、中国近代政治史等12门之多。丁俊才经过公务员的培训考试被任命为定通禁烟善后局局长，从此他从军队转到地方。1933年11月担任了西和县常备民团第一大队长。

1936年5月，红二方面军一部先遣部队到达西和县时，遭到丁俊才率领的西和县民团的伏击，丁俊才因剿共得力受到甘肃省党部的嘉奖。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国民党三军七师派马现(旅长)进驻西和，设防立卡，修筑工事，企图阻止红军过境，丁俊才带领西和民团和马现等人修筑工事，阻止红军路过西和。当时驻扎在西和的中央军第三军第十二师旅长马昆和罗炳辉军长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就和县长马廷秀商量，在红军过境时，只要不来攻城，国军就不对红军进行堵截。因此，当时虽修筑了工事但没有阻击过红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马廷秀把积极修筑工事的丁俊才上报给省政府。1937年11月，丁俊才因剿共有功被任命为甘肃省榆中县县党部书记长。丁俊才还没有上任就被调到保安大队，1937年12月任甘肃省第一区保安第二大队少校大队副，1938年2月因剿共得力授嘉奖一次，1938年5月调任定西保安大队副。

当时的保安处处长是黄埔一期的张良莘，他发现丁俊才头脑精明，是一个可以培养的人，1940年在他担任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校长时，把丁俊才召进校官研究班第四期学习。丁俊才毕业后，1941年2月被任命为甘肃省保安第五团少校团附，1941年6月丁俊才参与了破坏中共甘肃工委的活动，10月又因抓获共产党重要人员记功一次。连续破坏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丁俊才被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吴景中看中了，他觉得丁俊才有做间谍的潜力，就和张良莘商量，1941年12月任命丁俊才为军统甘肃省保安处第一科谍报主任。1942年初，丁俊才参加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培训班的培训，1942年3月至1945年11月间，丁俊才先后任甘肃省保安处少校参谋、保安第三团第三大队少校大队长、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保安第五团中校副团长。1945年11月至1947年6月，丁俊才先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交通巡察处中校督察，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督察员，第三仓库主任。1946年参加甘肃省党务人员训练班，之后参加了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七期县政班的培训，经过多次历练后，在1 948年丁俊才被任命为化平县县长。

化平县地处山区，政治经济都比较落后，丁俊才来到化平县后，发现化平县的风景优美，但百姓的文化程度很低，全县99％的人都是文盲。丁俊才想在化平县搞教育，但由于缺乏人才一直不能如愿。1948年11月化平籍学生禹治平回到家乡找到丁俊才，丁俊才听说禹治平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非常高兴，安排禹治平在新民乡担任教师。1949年初，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驻防在陇东的国民党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开始大肆抓兵要款，扩军备战，丁俊才听从马继援的指令也开始在化平县抓兵征粮、修筑工事。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7月10日至14日，在陕西省扶(风)眉(县)战役中，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西北地区主力胡宗南部队的4个军，计43000余人，解放陕西省的8座县城。扶眉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彭德怀司令员根据上述变化命令：第一、二兵团分两路追歼青海马步芳。就在解放军追击马步芳时，化平县县长丁俊才命令县大队的士兵抢修工事，准备和解放军决战到底，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丁俊才的想象，仅仅几天，解放军就占领了扶风、宝鸡、凤翔。这时候第一野战军虽然离化平县还有一段距离，丁俊才心里明白，再坚固的工事也已无法抵挡解放军的进攻。7月27日，当丁俊才得知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平凉县城时，顿时感到十分惊慌。他知道自己为之服务的政府将不复存在了，就开始做逃跑的准备，县保安队和警察队的100多人，看到丁俊才准备逃跑，也一个个做着逃跑的准备。丁俊才派人四处打探解放军的情况，当他听说在定西县一带还没有发现解放军，就率领几个亲信向自己的老家定西县逃去，丁俊才一跑，县保安队和警察队的人也都逃散了。7月29日，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在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的带领下，解放了化平县城。

丁俊才逃回家乡后，再没有出仕，新中国成立后被以“反革命”罪判刑。P1-3

概述

吴忠礼

中国的历史上，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中最重要的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县，据考，首设于西周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一些诸侯国境内的边远地带，县字与悬字相通，显然有悬挂于京畿远方之意。到战国年间(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各诸侯国已经纷纷在国中设立了郡、县两级行政区，进行管理。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以后的各个朝代，于国家政权或设郡、县和州、县两级，或设行省、府(府路)、县，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自治州)、县(旗)三级体制，但县一级政权实乃国家机器的基础。县一级的主官(县令、县知事、县长)俨然是代表国家(朝廷)负责全权治理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老百姓均尊称他们为一方的“父母官”。同时，往往县的贫富、治乱，决定了国泰民安、社稷兴衰和国家命运。所以研究一方的历史，就必须首先研究所属各县的历史文化，只有如此，一省乃至全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得以汇聚、真实、丰富。

县级基层政权的特定地位，决定了一县之事对于一方之史的特殊重要性，故历史上凡作为县官，他赴任地方的第一件大事，往往就是要设局、求贤、编修县志，以便把一县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的调查、总结，传承给后辈，达到资政和教化的目的。所以我国各地不仅普修地方志，甚至出现了“无县无志”的盛况，而且地方志书中，又都无一例外地编写了《人物志》。在当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实践中，人们总结出新方志具备的“七大载体”——述、级、志、传、图、表、录，即概述篇、大事记、各分志、图照、表格、人物和附录七大类。其中的《人物篇》一般包括《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名表》三个层次，既坚持了“生不立传”的史志传统，又扩大了乡贤人物的表彰面，是新方志对于旧方志的一种创新与发展。刘国君、张明鹏两位先生所编纂的《宁夏民国县长录》一书，属于地方志中《人物志》的类别，不过该书所收录人物的范围更加集中和专门化罢了。

地方志属于史的范畴，正如前辈史志大家章学诚老先生曾说，“夫征志者，史之流别”(章学诚《永清县志序》)。他还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报黄大俞先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人与自然斗争、阶级斗争和人们从事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活动的历史，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历史将是死寂的、苍白的和虚幻的。

但是，从目前全国各地的修志实践来看，似乎存在某些认识问题，即在编写《人物志》时，一般认为近人不好写，民国人物不敢写和有争议的人物难写等思想顾虑。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从来都是由红、白两条线交织组成的，无白即无所谓红，没有反面何来正面?人物人志是有难度的，但只要确定人选的具体标准，并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把对每一位入志人物的褒贬融于记述之中；与此同时，作者一定要坚守史德、秉笔直书，做到不夸饰，不攀附，力戒个人感情色彩，言必有据。这样写成的《人物志》就一定能经得起群众和历史的考验。

回过头来，看看民国时期宁夏地区的这些县的大老爷们，他们虽然不能代表人民大众和那个时期历史的主流，但是这些人的言、行及后人作为，却对于当时历史的运行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走向，能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达到某种或推动、或阻碍的影响。同样对于民国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提供事例、补充和侧面的视角。不管它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至于这些入是好入，还是坏人，他做过多少好事或是坏事，可以让历史去做证明，由后人评述。总之，以正面人物为主，全面记述一方人物——乡贤人物、中间人物或反面人物，目的就是要激千秋爱憎，扬浩然之正气，垂训后人，积善诫恶，为家乡及国家建功立业。

刘国君多年来一直是盐池文联不驻会的副主席，他勤学善思，写过许多宁夏史学方面的文章，编纂出版了地方史书，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年轻人。我和他多次在盐池有关史学方面的研讨会上谋面，对他能潜心研究地方史很敬佩。张明鹏和我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自然就更熟悉了。刘国君、张明鹏先生编纂的《民国宁夏县长录》一书即将出版，因为我事前参与了该书的审稿工作，有幸先睹为快，并应邀写了一定感想，以答作者求序之请。

二○一四年七月于银川家中

后记

《民国宁夏县长录》一书终于付梓了，我顿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六年前，我在编写《盐池史略》(暂定名)一书时，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查阅中对盐池民国县长的资料产生了很大兴趣，就逐步把黄文中、姚家琳、陈步赢等县长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没想到文章见报后，引发了很多人的兴趣，一些朋友把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料交给我，这些资料有盐池的，也有宁夏其他各县的。在阅读和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我又将王海帆、钟文海等固原市、中卫市的县长(知事)的小传发在报刊上。这样，我收集、整理资料的范围也更大了，并开始着手写一部反映宁夏民国县长的书籍。

中国的县官制度自先秦就已经确定，历经2000多年，没有大的变更。古代称作知县，1912年11月26日，中央政府下令将县的行政长官一律改称为县知事。1913年1月8日，国民政府进一步规定有直辖地方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和厅、州一律改为县，其行政长官一律改称为县知事。行政机关也相应改称县知事公署。原朔方道改为甘肃省宁夏府。1914年5月23日，北京政府颁行的《县官制》规定：各县知事公署下设总务科、财政科、民政科、司法科、劝学所和警察所。一等县知事设科员四人，二等三人，三等二人，技士各一。1928年9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行《县组织法》，下令在1934年年底，完成全国县一级地方自治。按照《县组织法》规定，县行政机构为县政府，县长一人为县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由省政府直接任命。对于县长的甄选有一套既定的规定：凡两次考试，一次考试合格，或者具有七年以上的“革命经历”，回避原籍，应先副署一年，经考核合格，才能得以实授。县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社会、总务等科、局。各县按照辖区面积、事务繁简分为一、二、三、四等次，一等县科局机构齐备，二、三等县机构相应减少。县政府设县政会议，由县长、秘书、科长、各局局长等组织，以县长为主席，审议县预算决算、公债、公产处分、公共事业的经营管理等事项。这次县治改革进程中，1933年1月马鸿逵在宁夏任省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宁夏的县长全部换成自己的部下。他借鉴外地的经验在宁夏设立了民政、财政、教育、公安、地政、建设、公安六科，实行了十七年的统治。

这本书在编排时，共分六个部分：一是写一百位县长(知事)的小传；二是对一百多位有些资料，却无法写成小传的县长(知事)写了简介；三是编制了一份民国宁夏各县县长(知事)任职一览表；四是民国县长任职的委任资料；五是宁夏民国部分县成立、合并的批复。这样使本书不仅具有可读性，还具有史料性，为今后研究民国史汇集了资料。

新中国成立距今只有六十多年，民国年间大多数县长(知事)的子孙都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但是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县长(知事)的后辈对他们的情况很不了解，有些虽然听父母或爷爷奶奶讲过一些历史，所了解的不是很模糊就是很片面，很少能全面、完整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人物。因此，在采访民国县长的后辈时往往得到的不是完整的资料。在现有资料中，有些资料集中所收录的只是几句话，或简单的简历，还有些资料中矛盾很多，不经过综合分析就无法使用。就在这时候，张明鹏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张先生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工作，专门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在张明鹏先生的帮助下，我获取了宁夏各县出版的县志、地方史资料，张先生又编绘出一份《民国各县知事、县长任职情况一览表》，使我对宁夏县长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才下决心写一部反映民国宁夏县长小传——《民国宁夏县长录》，但依然是资料欠缺、难度很大。值得庆幸的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张树林、张树彬二位先生曾写过《马鸿逵传》，他们掌握了很多有关宁夏民国年间的史料，当得知我写民国县长时，凡是我需要的资料，兄弟俩都是倾其所有。宁夏档案馆的张久卿先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对部分县长的任职时间进行了认真的校对。还有张朝栋、李春达、贺自正、姚启圣、周生祯、陈步瀛、聂继善、张维岳、魏烈忠、茹振宗、刘炳(刘午桥)、刘兆汉、杨慕震、香生藻、梁伦等县长(知事)的子孙给我提供了照片或原始资料。尤其值得感谢的是河北省永年县的书法家王贤春、甘肃省临夏州的作家王维胜帮我联系了郝遇林、胡兰谷的家属，郝遇林的家属从美国发回有关郝遇林得档案资料。我在写作李尊青时，周永祥先生和周彦奉先生在天津图书馆帮我查找《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并将有关李尊青的文章全部拍照发回。还有甘肃省庆城县档案馆原馆长梁德志、青铜峡市史志办的韩汀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乡村书店的卢先生，得知我要使用他销售的《历代名将用兵方略》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时，他将我所需要的内容全部拍照发给我，不要一分报酬。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才完成了《民国宁夏县长录》的写作。

这本书采取传记加史料的编排方式，通过写县长的方式把宁夏各县1911年至1949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反映。全书所用史料全部真实可靠，其来源主要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宁夏档案馆，宁夏政协文史资料、宁夏文史馆的文史资料。写作中存在最大的问题是县长的任职时间，《民国宁夏县长录》中县长任命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国民政府公报·宁夏省资料汇编》《十年来，宁夏政事述要》和各县县志，部分资料来源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所有资料中记载的任职时间比较混乱。民国县长的任职一般由各省提出，内政部提交到行政院进行审批，但是由于宁夏属于地方军阀马鸿逵统管，虽然在县长的任命上也向内政部提交申请，但往往是内政部的批文未到，马鸿逵就已经任命了县长，还有的就是马鸿逵将一些县长免职后才向内政部报告，在内政部任命颁布之前他就已暂时任命了代理县长，有时等到收到内政部的批文后，县长一职已经变更了几次，常常出现在各县曾担任过县长，但从内政部所批的政府令中却查不到这一任县长。《民国宁夏县长录》在写作时虽经多次细心校勘，可能仍有纰漏，希望大家指正。

书稿完成后，宁夏社会科学院的吴忠礼先生对全书进行了审阅，又为本书作序，宁夏书法家马俊义先生题写了书名，在这里我深表感谢。

刘国君

2014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