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的反叛（社会责任与美国工程职业）》系浙江大学高水平文科基金项目“知识的命运”丛书之一。爱德温·T.莱顿博士的这本书以美国工程师职业化发展历史为背景，聚焦于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是工程伦理的代表作。作为工程伦理的案例研究，对工程师关注变化中的伦理规范或反思他们职业发展提供借鉴。

爱德温·T.莱顿著的《工程师的反叛（社会责任与美国工程职业）》以美国工业革命为背景，以工程师组织工程社团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以工程师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为线索，探讨工程职业的变革，堪称美国工程史的经典之作。

1.工程师和商业

2.职业的进化

3.工程的意识形态

4.身份政治

5.土木工程师的反叛

6.测量不可测的：科学管理与改革

7.莫里斯·L.库克：作为改革者的工程师

8.“工程方法的化身”：赫伯特·胡佛和美国工程协会联盟

9.回归常态：1921—1929年

10.萧条与新政：衰退中的工程师意识形态

跋 科学职业主义的兴起

参考资料述评

索引

工程师的起源伴随着雇主所要求的科层制忠诚和职业主义所隐含的独立性要求之间的矛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紧张关系并非像凡勃伦所认为的那样，是由科学的理性与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工程师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是高度理性的，但他的职业主义却源于对深奥知识的独自占有，而不是知识的内容。拥有外行所不能理解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理性，是职业主义的基础。本质上，美国工程师所认同的职业价值观与其他职业是相同的。这些价值观可以用以下标题来概括：自治、职业工作的同行控制以及社会责任。

也许所有职业最一致的要求就是自治。经典的说法是，外行是无法判断或控制职业工作的，因为职业包含他们所无法理解的深奥知识。自治至少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运作：作为一种组织起来的职业，在企业的意义上，自治应用于工程师；自治可以应用于个体工程师与雇主的关系上。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商业需求和职业独立的理想之间，都会出现冲突。商人通常承认工程社团不应受外部控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商业控制的情况并不少见。雇主不愿意赋予其雇员自治权，即使在原则上也不愿意。他们设想，像其他雇员一样，工程师也得听从命令。不过，一些工程师坚持认为：工程师像医生一样，具有处方权，这些处方应当得到执行，并且职业主义最根本的本性并不在于听从雇主的指令。。雇主当然有奖惩的权力。但是从以下两种意义上来说，工程师的价值就取决于他成为一位职业人员——成为既是掌握日益增长的知识体系的大师，同时又是对该知识体系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的人。这样的人是最有可能受到职业理想激励的。因此，工程师的作用表现在——他是职业理想和商业需求之间妥协的混合体。

职业工作的同行控制的主张是与自治权紧密相关的。由于职业工作不能被外行所完全理解，所以掌管这项工作的人必定是该职业的成员。以这种方式，医生坚持认为医院和医学院校的领导应该是医学职业的成员。同样，工程师坚持认为应该由他们来负责工程工作。实际上，工程部门通常是由工程师领导的。但在工程这件事上，这个原则可以进一步扩展。工程与基本决策紧密相关，而决策是由雇用工程师的组织所做出的。这将导致这样一个论断：工程师应统率那些与工程有关的公共的或私营的大型机构。这就等于说社会应该由工程师来管理。同行控制理想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表现，就是职业不断地要求政府改革公共工程政策。有工程师主张建立一个由民用工程师为领导的内阁级别的工程部门。

虽然主张自治与同行控制的理由是基本相似的，但对于现代工程师而言，其中一个基本的困境就是这两种主张的目标并不是完全兼容的。除了最好的和最高效的工程目标外，像联邦政府或者现代企业这样的组织还有着其他的目标。医生处于一个比较幸运的地位，因为可以设想医生的职业目标——健康——等同于诸如医院和医学院这类雇用医生的大型组织的目标。但是，不同于医学，工程所服务的目标远离其自身。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工程的同行控制意味着基本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变化，使得工程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诉求可能为外部组织反过来控制工程提供了机会，而这对于工程目标的实现具有潜在危险。

P5-6

继哈里斯等人的《工程伦理：概念与案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与戴维斯的《像工程师那样思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之后，不少同行希望我能将莱顿的《工程师的反叛》一书译成中文。

该书是一本描述美国工程职业史的专著，应该说属于史学专著。该书的前身是莱顿的史学博士论文，1968年由凯斯西储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其独特的视野和清晰的逻辑线索以及新颖的主题，出版后该书受到了史学界、工程界、教育界和哲学界的欢迎。1986年改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在第二版中，作者增补了前言和跋。中译本根据第二版翻译。

工程史通常分为内史与外史，内史涉及太多太细致的工程技术细节，除非专业人士，否则很难读懂，而外史往往主题分散，很难厘清其中的历史逻辑。而本书的特色在于，它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整个工程职业的历史发展，以工程师组织——工程社团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从而厘清了工程师社会责任意识的历史发展逻辑。因此，本书至今仍被认为是美国工程职业史的经典著作。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几个相关的历史背景也许有必要交待一下。

首先是进步主义。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运动是理解美国工程职业变革的关键，那个时代也被称作进步主义时代。进步主义是一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进步主义来源于美国社会对高速工业化所带来问题的种种反思。这些问题包括：经济陷入停滞，腐败的政治，大财团垄断下不自由的市场，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这种情况下，人们迫切要求变革。就此而言，进步论者是改革派，因此，本书中常常出现进步论改革者(progressive reformer)这样的术语。虽然进步主义名称暗示着此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所支持的政策是一种进步，不过由于不同群体的人对进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进步主义者所提倡的是真正的进步。进步主义的主要对手是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保守主义主张传统和社会稳定，他们对进步和任何的社会变革均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最好能保持已被证明了的稳定的社会现状。

保守主义是进步主义的反对派，但与进步主义长期缠斗的却主要是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在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分歧大于一致。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对自然权利的尊重，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些权利。在经济上，放任的自由主义主张彻底的市场化，要求政府不干涉经济活动，反对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的国有化与公众监督。在工程职业化运动中，本着自由竞争的原则，自由主义反对工程师执业资格许可法案。而进步主义者一般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涉，而且时常呼吁政府的干预。例如，公用事业的国有化或监管运动和工程师许可证制度就是进步论者大力推动的结果。

由于进步主义以改革为主基调，所以时常又被扣以社会主义(socialism)的帽子。从表面特征看，进步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点似乎在于改革。进步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关心社会平等与公正，但这或许是他们仅有的共同点。进步主义的目标是逐渐式的社会改变，为了避免社会主义的嫌疑，进步主义时常在社会政策改革问题上畏首畏尾。

美国工程界许多制度现状是当时几大主义和派别几十年缠斗的结果，例如，职业工程师(professional engineer)资格注册制度，俗称许可证制度，这是本书的重要话题之一。

其次，工程社团(engineering society)是美国工程职业制度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工程史就是一部社团史。从社团的历史演变来探讨工程职业的变迁，这是本书的最大的创新与亮点。社团是一种社会组织。在本书英文版中，表达社团的单词有许多，例如，association，council，institute，society，academy。在这些众多的词汇中，society一词用得最为频繁，其实它也是最具中性色彩的词汇。

在中文语境中，工程社团通常表述为行业协会或科技学会。使用的术语通常有协会、学会和联合会，而且人们通常会假定，学会带有学术性质，协会带有产业或行业性质。但这种从术语推断性质的假定是不适用于美国工程社团的。中美的工程社团之间最大的区别也许在于，中国的主流工程社团是行业协会，会员主要是企业，而不是个人。而美国的主流工程社团是职业社团，其成员大多为个人会员，工程师以个体身份加入社团。

……

其实，整个工程史就是一部工程分裂史。19世纪至20世纪纪初，在美国工程界，土木、机械、矿冶和电气四个工程社团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它们被统称为“创始社团”。随着技术的进步，工程不断地细分出各个领域，或者说，新领域不断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原有的工程社团开始分裂，新的社团又不断地涌出。就此而言，美国工程史又是一部工程社团史，工程社团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们对“工程”和“工程师”概念的理解。因此，“工程”与“工程师”是历史的概念，应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去理解工程与工程师。

本书从初译到校对经历了漫长的时间。2012年起着手翻译，但大部分内容是在2013年完成初译的，2014年又对初译稿进行了校对。这期间，参加初译与初校的人员有（以姓氏拼音为序）：郭亮、胡娟、黄逸群、刘思纬、毛天虹、沈琪、王妹、肖云龙、俞玲玲、张静波。2014年叶芬斌又补译了第8章至第10章。2015年年初，何菁对第8章至第10章做了修订，同时又对其余各章进行了校对。尹境悦与顾萍帮助初译了索引部分。2016年，丛杭青、沈琪又对全书统校，补译遗漏的片段，重译了部分段落。2017年12月，丛杭青、沈琪、何菁、魏丽娜、李升、陈文朦参与了印前校。

作为一本史学著作，本书涉及大量的史料，部分是私人档案或协会档案。我们也尽力从各种渠道搜集相关的背景文献去理解与把握，但由于资料的可及性和译者水平问题，我们对这些史料的理解可能会存在偏差。对本书的史料的理解又涉及对当时工程界流行思潮的理解，这无形中又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若有疏漏，敬请原谅。

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盛晓明教授、唐任仲教授、李伯聪教授、李正风教授、王淼副教授、张立副教授、张恒力副教授的鼓励与支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大学研究生素养与能力培养型课程“工程伦理”和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品牌课程“工程职业伦理”的资助以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丛杭青

2017年12月31日

科学职业主义的兴起

AEC的废止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至1940年，只有极少数工程师知道AEC的存在，因其废止而感到遗憾的则更少。不管怎样，AEC的功能并未完全丧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始社团组建了联合会议委员会来思考共同的问题。虽然它的活动范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EC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它在二战中作为工程师防务委员会(Engineers Defense Board，EDB)为政府服务。1945年更名为工程师联合会(Engineers Joint Council，EJC)。1949年，EJC通过了新的章程并试图吸收新成员。很多工程师协会加入了EJC，但是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例。NSPE原则上反对任何不基于个人会员的联合组织。IRE则坚持认为EJC不能够在职业和政治事务上代表其会员。但两者拒绝加入EJC的根本原因在于，NSPE和IRE代表了独立的职业；而EJC则致力于与商业联合。

虽然EJC名义上致力于职业辩护，但它对工程师雇主的利益极为关注。为预防职业雇员的强制工会化，EJC助力于确保瓦格纳法的修订。它在阻止20世纪50年代的工程师工会主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许可证问题上，就像它的前身一样，EJC采取了一种间接方式。它原则上并不抵制许可证制度，但它却成功地防止了许可证制度对工程职业的准人所造成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事实上，EJC主要的关注点之一是工程师供应的增长。然而50年代所谓工程师短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毫无疑问，由政府投资的国防工业招聘工程师的广告漫天飞舞。虽然工程师的工资增长了，但有证据表明其增长率低于其他大多数的职业。

为努力保持工程师职业的开放，EJC延续了由EC和AEC实施的一些政策。但至少在一个方面EJC开启了新的篇章。为促进工程和科学界的紧密合作迈出了重要步伐。1964年，在提升工程事业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中的地位方面，EJC起到了部分作用。同年，它安排一位EJC的前任主席进入NSF、的科学理事会。1964年，根据国家科学院章程成立了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NAE)，这是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这些倡议来自EJC主席和其他的主要领导人。科学家多年来确立了咨询的地位，而这些努力使得工程师和科学家一样，也能具有这样的咨询地位。政府机构很快地就向新组织提出了咨询。总之，工程院发现项目申请增长速度之快已超出了它的处理能力。。

到目前为止，国家工程院的存在时间还不够长，因此还不能对它进行历史评价，但关于它能否发展成为一家自主的职业机构的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它最初的会员来自EJC，新会员是由原有会员选举产生的。这带来一个风险，那就是工程院院士将表现出像EJC一样的商业导向。事实上，在新院士的选择中，企业忠诚关系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和其他高级执行官对候选名单非常在意。财务状况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会费不多，在相当程度上不足以支撑工程院雄心勃勃的计划。工程院依赖于院士中的公司主管的大笔馈赠和私有企业的金融支持。这种对商业资金来源的依赖是否会影响工程院的政策建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在这点上美国工程协会先前的经验让人们感到非常担忧。

向科学职业主义转变并不是美国工程师精心策划的结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是持续的技术变革之力把工程师带入了科学的轨道。技术上的科学革命使工程成为从业人数众多的一种职业。但直到1945年，这种革命还处于初始阶段。自1945年后，技术上的科学革命才取得长足的进步，并促使了重要的制度变迁。这在工程教育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课程设置中科学内容的比例大大增加。这不仅包括学生学习更多的科学课程，而且工程课程中的科学内容也有所增加。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招募持有物理学和其他科学博士学位的工程课程师资。相反，工程中的技艺成分在减少；工厂车间和现场（野外）的“实践”训练实际上已被停止。4年的课程设置越来越显得不够充足，获得更高学位的工程师人数在稳步增长。很多人建议把硕士学位作为职业的首个准入学位，因为有诸多的证据表明，在1945后的大约20年间，工程知识有了巨大的飞跃。

在某些工程领域中这样的转变发生得要早一些。无线电工程从一开始就与科学密切相关，这对IRE具有深远的影响。IRE采取了科学职业主义策略，这在美国工程协会中独树一帜。这是导致它疏离创始社团职业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IRE在坚持技术的科学革命上处于卓越地位。它吸收了电子学这个新领域，并且它的进步之大是惊人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IRE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AIEE。1963年这两家协会合并成一个新的组织一——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即IEEE。合并之时，IRE会员超过10万名，是AIEE会员的两倍多。

IEEE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工程协会，而且它继承了IRE强烈的职业独立传统，从AIEE那里继承了EJC的成员资格。这种不稳固的组合在1967年发生了一次危机，当时EJC通过了一个新的章程，其中的一个主要条款就是允许企业成为会员。虽然这项改革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但是公然接受商业支持严重地违背了EJc所声称的职业自治。对此，IEEE做出快速回应，宣布将于年底退出EJC。失去IEEE，对EJC及其支持的与商业联盟的战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工程师更多地参与到与科学界的紧密合作中，他们往往会拒绝工程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对科学作为身份鉴定与角色定位的依据失去兴趣，却并不乏先例。IRE一是工程领域中科学性最强的，无线电工程——对于科学意识形态以及建立在科学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职业活动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在其他工程领域中，对于工程意识形态热情的丧失则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到了6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由觉醒演变成完全地拒绝。一些工程师将科学视为对其职业身份的威胁。一位工程师将这种科学意识形态归结为“科学崇拜综合征”，并坚持认为工程领域比科学领域更宽广、更具有挑战性。

随着工程师的科学性越来越强，他们却往往拒绝科学一一至少作为定义自己及其社会角色的一种方式，他们拒绝科学——这也许是自相矛盾的。其原因无疑在于技术上持续的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当工程师与科学家在同一个场所一起工作时，有两件事显而易见。首先，在科学界的“啄食顺序等级”中，工程师位于底部，具有最高声望的人去研究更抽象、理论性更强的领域了。其次，起始于早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科学家就趋向于作为技术变革的先驱者来取代工程师。结果就是科学家经常名利双收，尤其是在诸如核能、电子和航空航天这些新兴和快速发展的领域。对于一一否认他们的声望和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一一这样的身份定位，如果工程师排斥，那并不足为奇。

工程意识形态的衰退很可能已经开辟了这样一条新的道路，即发展对于技术之社会作用的兴趣。工程意识形态强调社会责任，但它同时也可能妨碍有效的行动。对于职业来说，这种意识形态就像是一副有色眼镜，将某些工程师对技术滥用的深切关注转移到不会产生成果的轨道中。伴随着它对工程师优越素质的强调——即使不是超人，但这种工程意识形态却激励了无谓的身份追求和威望政治学。它包含了大量幻想和“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元素，这阻碍它面对现实。特别的，这种意识形态坚持让职业去寻找社会问题的工程解决方案，因此，它激励工程师去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不去完成仅仅是困难的任务。更进一步的倾向是，这种意识形态引导很多工程师进入技术统治论的死胡同。工程师能否摆脱这个累赘而获得一种更新的社会意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他们能这样做，那么实现一种新的工程进步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

用莱顿最欣赏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话来概括本书的写作哲学：散文是建筑，不是室内装饰。每句话必须有“分量”，散文必须打磨至完美。《工程师的反叛》一书历经了九稿，成就了优雅“散文”建筑的典范，将惊人的广度、深度与清晰度、精确性、简洁性完美地融合。

它的持续影响力不仅在于其获得“德克斯特奖”(Dexter Prize)，而且……在2008年被收录在《技术与文化》期刊的“重温经典”系列丛书中。

统计显示，不仅技术史学者，而且众多的科学技术跨学科研究者以及经济学、工程学、伦理学、管理学、科学等其他研究者也在引证这本著作。

——艾达·克兰纳斯(Eda Kranakis)，渥太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教授

《工程师的反叛》一书对工程政治学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它完美地呈现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工程职业化的历程，重点关注了美国国家工程协会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

《工程师的反叛》……对工程师深寻自身的职业形做有重要意义。

——罗纳德·R.克莱恩(Ronald R.Kline)，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跨学科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