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在长江出海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来改称吴淞江，就在现今的吴淞江又称苏州河的北面。在它下游将要人海之处，有两条支流，一条名叫上海浦，另一条称下海浦，上海浦后来就成了从龙华到外白渡桥的一段黄浦江。古代的上海方言就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以后开始形成的。用“上海”称呼的人口聚落，有可靠证据的最早记录是在《宋会要辑稿》上，书上写道，北宋熙宁十年(1077)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的东北方，有一个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机构叫“上海务”，这个地方大约在现在的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一侧，东面就是上海浦。这本书记载的这事距今已经有938年历史了。
语言区域的划分，是以语言特征作为划分标准的，它与行政区划是两回事，当然在古代长期稳定的州府区划与语言的聚合划界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在现今上海市的行政版图里，可以用语言的标志划分成几个方言区，上海方言区在现在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两岸，大致就在明清松江府原上海县的地域里。
在现今上海市管辖范围里，方言主要可以分两大块，古松江把长江三角洲分为淞北和淞南两块，淞北地域的语言统称嘉定方言区，这部分地区在清朝时属于太仓州管辖，与原苏州府的太仓、昆山语言相近；淞南一直到杭州湾，长期属于松江府。到了南宋，松江上游开始淤寒，商船停泊上海浦，原来在松江上华亭县的大港口青龙镇被上海务替代，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宋元之交，上海已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析华亭东北五乡置上海县时，上海已成为滨海大港，蕃商云集，县治仍在北宋的上海务处，上海浦，即今黄浦江中段东西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话就这样生成了，所以上海方言至少已有720年的历史了。松江和上海后来一直是松江府的两大重镇，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在松江府里形成了西部的松江方言区和东部的上海方言区。长期以来，府城松江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权威方言。在开埠前，上海方言与松江方言十分相像，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近代上海开埠。上海县县城在1843年开埠时人口有12万，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2位，“城东南隅，人烟稠密”。
现今上海市内的方言区还有包括崇明岛、长兴、横沙岛的崇明方言区，属吴江方言大区的练塘方言区，这块地方在清雍正二年(1724)后归吴江县、元和县、青浦县合辖，1910年才归松江府青浦县管辖。上海市内方言的分布详见下图。
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老上海方言区内，形成了繁华的上海城区，城区内通行在老上海方言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的新上海方言，即现今所称的上海方言。其他老上海方言区的地域，通行老上海方言。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1853年著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里，记载上海方言和西面的松江方言有一个阳平声调的重要差别，西面是降调，东面是平调。在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敏先生依据老的上海方言区用不同于松江方言区读低平调22的阳平声调（松江方言区是低降调31），把说上海话的地域北部与嘉定方言区、西部与松江方言区的边界划出来了，在以下的这些镇乡说的是上海方言，包括如今的嘉定区今吴淞江北岸的封浜（地名都包括镇乡），普陀区的长征、桃浦、真如、闵行区的纪王、诸翟、华漕、新泾、梅陇、虹桥、曹行、陈行、杜行、鲁汇、徐汇区的龙华、漕河泾、长宁区的新泾、程家桥、宝山区温藻浜以南的淞南、大场、庙行和葑塘（即祁连）东部。虹口区的江湾，杨浦区的五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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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埭(da)里朝西”“阿奴实奴”“衰瘩(sa du)起衰痦来”……这是什么话？对不了解的人来说，一定是云里雾里，尤其是“一埭里朝西”，读起来有点像“意大利朝鲜”，但如果你是马桥人，听了看了一定会会心一笑。这是马桥土话，意思分别是“一直向西”“你、我”“累的很”。
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方言，北方似乎尚好，区别不是很大，可到了南方，语言就丰富多彩了。有的隔一条河，讲话发音就不同了，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语言更是如此。在长三角地区，据说温州话最难懂，犹如天书。老早前听说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军利用电台明码呼叫，常被敌方窃听，为此有温州籍战士想了一个办法，用当地话联络，敌方莫名惊诧，反复研究辨别，却始终不知这是什么语言。这个故事的真伪不得而知，但后来因工作之故同温州人打过交道，真切感受到了温州话的独特和难懂。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最早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著工作的吕叔湘先生曾说“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历史上的疆界，常常跟方言的界限大致相符；多山地区的方言常常比平原地区复杂。方言里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资料；在一个方言里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特点常常会在另一个方言里活着。”汉语内容丰富，且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语言学家根据我国语言特点划分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而在汉代扬雄所著《方言》一书中，后人更是推测出汉代时期方言区分更为广泛，至少有12个方言区。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何种语言，何种方言，它最重要的职能是充当交际工具，从其存在的意义上来讲，它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方言是地域文化建构与传承的重要手段，是地域文化得以沉淀的重要形式之一，更是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和内容。
首先，方言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别，是地域文化的鲜明标志。地域文化的形成、记载和传播靠的是各地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方言。文化往往体现在公众符号之中，社会成员通过这些符号交流思想、维系世代，而语言就是最典型的符号表达。
其次，方言是先民智慧，对于地域文化的反映是全方位的，也是经年不衰的，是地域文化得以沉淀与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既体现了一个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与风俗民情；同时方言还同社会成员的精神风貌密切相关，它没有经过加工，没有藻饰，是最自然、最原始的交流工具，通过方言俗语可以使人清楚地了解并观察到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风貌。
第三，方言词汇，于个人而言，是直接表现出地域特征的明显标记，是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创造、积淀而成的，带着深深的乡土烙印，有着无比巨大的向心力、亲切感和认同感，是情感沟通的纽带。所谓“耳闻乡梓之音，皆大欢喜”，便是此意。
所以说，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丰富的，不可再生资源，它是打开地域文化的密钥，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波涛汹涌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尤其在国内，因长期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环境使然，加上城镇化的迅猛推进，我们遗憾地发现，方言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甚至失去了方言的地域文化色彩，局部地区方言呈现式微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本地土语的命运岌岌可危。
好在幸有有识之士认识到方言的意义所在，孜孜不倦地做着传承和保护的工作，为弘扬地域文化不懈努力。
作为“发现闵行之美”文史丛书“民艺乡俗”辑的组成部分，《本地闲话》就是我们本地语言学者长期研究和坚守的成果集。书中所选文章均在各类学术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为了较为系统、完整地体现闵行地区方言的特性，对地域文化传承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把它分成“吴依软语”“西南方言”“浦江谚语”“马桥土语”四个部分。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吴语方言的划分、上海话在吴语区的地位，以及闵行地区方言的特征、浦江谚语（沪谚）的文化价值、马桥土语的源流等。需要说明的是，浦江谚语主要讲述的是沪谚，它作为“民间文学”已被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最初的选编者胡祖德先生是浦江人，沪谚汇辑了上海近郊的俚谚而成。这些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谚语，很多具有教化意义，凝聚着上海本地乡民的集体智慧。如此单列一个部分，只是为了本书章节上的行文规范。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张乃清、褚半农等本土文史专家、语言研究者的不吝赐教，也选取了部分沪上语言学家的学术研究论文，在此谨表感谢。由于水平有限，本书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2017年9月
方言不仅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还是当地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方言就是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符号，对于地域文化发展和情感融合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方言中包含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且方言研究与音韵学、训诂学等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方言对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吴玉林主编的《本地闲话（民艺乡俗辑）》是闵行区本土语言类学术著作汇编，系统阐述各地方言的特点、变化、以及历史发展沿革，包括上海西南方言、陈行谣谚，及莘庄、七宝、颛桥、梅陇、马桥、浦江等区域方言的论述和研究。
吴玉林主编的《本地闲话（民艺乡俗辑）》是“发现闵行之美闵行区政协文史丛书”之一。书中所选文章均在各类学术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为了较为系统、完整地体现闵行地区方言的特性，对地域文化传承的影响和作用，编者们把它分成“吴依软语”、“西南方言”、“浦江谚语”、“马桥土语”四个部分。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吴语方言的划分、上海话在吴语区的地位，以及闵行地区方言的特征、浦江谚语（沪谚）的文化价值、马桥土语的源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