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夫妇用时四十余年写就的巨著,基本上涵盖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史”。
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杜威、季羡林、汤一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这是一部“文明大典”,而与一般的史书有别;这是一部颇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著作,而与“流水账”式的史书有别。
精装修订版,每册改动达上万处;内文有近百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
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的《宗教改革(上下权威修订版)(精)/世界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史”系列之一,讲述了16世纪初,人文学家和神学家纷纷投身于反教会的斗争浪潮。他们反对天主教会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倡回复到从前比较朴实无华的教会。本书是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被誉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
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的《宗教改革(上下权威修订版)(精)/世界文明史》讲述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近世生活中知性与道德的两个敌对的根源,有人会感激义艺复兴解放人的心智与美化人生,有人会感谢宗教改革鼓舞了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识。文艺复兴传承了欧洲心灵发展的主流,后来导出了启蒙运动;而宗教改革却逸出常轨,排斥理性,重新肯定中世纪的信仰。
从宗教战争的硝烟中燃起了一道教训:任何宗教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若不面临挑战而显得至高无上,它就不会趋向宽容。宗教改革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提供这种信仰上的竞争,使每种宗教奋力而为,提醒它们应当宽容大量,并把自由的热望与尝试带给我们脆弱的心灵。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会(1300—1517)
基督教的贡献
宗教是知识界最后才开始了解的东西。年轻时,我们可能以一种自豪的优越感,对受人珍视的宗教加以轻视;在疑惑之年,却眼见它在一个世俗科学化的时代里,竟能繁荣发展,且又历经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卢奇安(Lucian)、马基雅维利、休谟(David Hume)与伏尔泰等人的致命打击之后,还能悠悠复活,我们确实惊异。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这种恢复力的奥秘究竟何在?
即使最睿智者想要妥适地解答,恐怕也须阅历百世才能办到。他可能先得认清:即使在科学发达之际,仍有无数现象无法以自然原因、数量及必然结果立即予以解释。心灵的神秘仍然非心理学之公式所能表现。在物理学方面,支持科学定理成立的令人震惊的同一个自然秩序,仍可能合理地维系对宇宙神灵的一种宗教信仰。我们的知识如同在无知的大漠中一座渐渐消退的海市蜃楼。生命并非全不可知。任何无法解释的现象,都被假设有自然或超自然的起源,有时这样假设,有时那样假设。在相互矛盾的事实前,唯有少数人能坚持不予评断。人类大部分仍将神秘的事物或事件,归因于凌驾在“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之上的超自然物。宗教一向即为对超自然物的崇拜——包括慰藉、祈求或膜拜。芸芸众生,尽为生命所苦,倘自然之力无济于事,他们乃转而求诸超自然的掖助。于是,他们由衷地感激并接受那能带给生存以尊严与希望,能带给世界以秩序和意义的诸般信仰。倘若他们不能相信自然的残酷无情、历史的奸诈血腥及他们自己身受的苦难与剥夺是属于人所不可思议的神的设计的一部分,他们便很难耐心忍受凡此种种痛苦。无人能知其原因或命运的宇宙,不啻是一所知识的监狱;我们总愿意相信这一出伟大戏剧有一个公正的创作者和一个高远的目标。
尤有甚者,我们都渴望生存,我们觉得大自然生生不息地孕育人类与心灵,而其目的却只是待他们发展成熟时一举消灭之,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科学给予人越来越大的力量,反而使人越来越微不足道;它改进了人的工具,但疏忽了它的目的;它对人类终极的起源、价值与目的,不发一言;它并未赋予生命、历史以意义或价值,这些是不因死亡或历史而取消的。因此,人们宁取自己觉得可靠的感性,而不取并不那么确切实际的理性。他们在厌倦了对凡世的思考和探索自然所感到的惶惑无助后,便竭诚欢迎一个权威教会的引导、悔罪的洗净及历经考验后而长久建立的坚定教条。由于不愿失败,不愿所爱者被剥夺离去,再由于罪的阴影与死亡的恐惧,人们觉得自己被上天救赎,因而洗除罪恶与恐怖,受到希望的慰藉与激发,并升到一种如神一样的永生境地。
同时,宗教也带给社会与国家错综而普遍的影响。传统的仪式抚慰了精神,并联系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地方教会将个体集合成社群,成为一个大家庭。英国大教堂则成为统一自治区的产物与骄傲。生命得到神圣艺术的润饰,而宗教音乐也将舒缓、和谐注入人类心灵与群体之中。宗教对与我们本性相违、对文明不可缺的道德典范,提供了超自然的制裁与支持——无所不见的神灵、永生受罚的威胁、万世至福的许诺,及不尚人间脆弱的权威而尚天上神力的圣训。我们的本能经过1000个世纪的不安与追逐陶铸而成,这些本能使我们适合成为凶悍的猎人与贪婪的多妻者而非和平的市民。人们曾具有的活力胜过目前社会的需要。欲使社会文明,人们必须每天百次自觉或不自觉地节制这些本能。远在史前时期,家庭与国家早已乞援于宗教以缓和人类野蛮的冲动。父母发现宗教可驯服任性的孩子、使之趋于中庸与自制;教育家则珍视其为陶冶青年的无上法门;而政府也久已寻求与宗教合作,以便从人类分裂的自我主义与自然的无政府状态中,构筑出社会秩序来。倘若宗教不曾存在,则大立法家像汉谟拉比(Hammurabi)、摩西、莱喀古斯(Lycurgus)与庞皮利乌斯(Pompilius)也必会发明出来。但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如此,因为宗教是自动并不断地发自人类的需要与愿望的。(P3-4)
本卷定名为《宗教改革》,读者定会觉察到并不十分恰当。正确的名称应是《1300年到1564年前后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文明史,包括意大利的宗教史,兼及欧洲、非洲、西亚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文明》。书名何以如此冗长呢?因为《世界文明史》第4卷《信仰的时代》,只将欧洲史叙述到1300年,而第5卷《文艺复兴》则又限于1304年至1576年的意大利本土,也未述及意大利对宗教改革的反响。所以本卷必须从1300年开始叙述,读者只要读到本卷1/3的篇幅时,即欣然发现路德(Martin Luther)登场。不过,我们都会私下同意,宗教改革真正开始于14世纪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Wyclif)和巴伐利亚的路易,由15世纪的约翰·胡斯(John Huss)推波助澜,而到达16世纪,在鲁莽的修道士维腾贝格(Wittenberg)手中始大放异彩。兴趣只在宗教改革的读者,可略去第三至六章和第九至十章,也无影响。
不过宗教改革为本卷中心论题,却并非唯一的主题。我们以宗教的一般概念,其对灵魂和团体的功能及路德以前两个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状况和问题开始。我们要观察一下1376年至1382年的英格兰、1320年至1347年的德国和1402年至1485年的波希米亚情形,以详述路德派宗教改革的观念和冲突。当我们叙述时,我们会注意到,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社会革命与宗教变革携手并进的状况。我们对吉本(Gibbon)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章也略表同感;同时我们也想弄清楚土耳其人向维也纳进军,如何竟使一个人立即与一个帝王兼教皇的人公然作对。我们对伊拉斯谟为教廷和平地自我改造所做的努力也颇表同情。我们也要研究路德到来前夕的德国情况,也许可以从而了解,他的到来是何以不可避免的。在第二部中,将以宗教改革为主,说明德国的路德和梅兰希顿、瑞士的兹文利和加尔文、英国的亨利八世、苏格兰的诺克斯和瑞典的格斯道佛·瓦萨等人的活动情形,并顺便浏览一下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长期斗争;而在那个惊天动地的半个世纪(1517—1564年)中,为了让这幕宗教改革的好戏一一展露而无停滞,欧洲人其他方面生活的情形就只好后延了。第三部中的“门口的异教徒”(The Strangers in the Gate)一篇,叙述俄国人、伊凡家族和东正教,伊斯兰教及其挑战性的教义、文化和权力及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中寻求信徒的努力。次篇“幕后”(Behind the Scences)研究路德时代,欧洲的法律、经济、道德、习俗、艺术、音乐以及文学、科学和哲学的情形。下篇我们想从受害的教廷观点,来看宗教改革而作一“神往实验”(experiment in empathy)。我们对教廷在暴风雨摧残下的宁静胆识,不由不敬佩。在“结语”中,我们则试以现代史和现代思潮的观点,来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天主教义及启蒙运动。
因为要写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可能引起争论或是顾忌,所以这是一个既让人神往却又困难的题目。虽然我知道,一个人的过去会使其戴着有色眼镜,也知道没有什么事如公正一般的烦人了,但我仍力求公正。读者须知,我在天主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长大,对虔诚的教区牧师、饱学的耶稣会教士及对我懵懂的青年时期曾如此容忍的仁慈修女们,怀有感激之情。但是,读者也应注意,我在乔纳森·C.戴、威廉姆·亚当斯·布朗、亨利·斯洛安·柯芬和埃德蒙·查菲等坚忍卓绝的新教徒主持的长老会中,从事了13年的布道工作,从中也获不少教益;在那所长老会教堂中,我最虔诚的听众很多是犹太人,他们对接受教育的饥渴使我对这个民族有新的洞识。这并不是说我的偏见会少于任何人而求谅;而是同情深具热诚求知的人所追求的一切教义,即使依据理性,他们追求的是不实的信念,但须知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探寻阳光的人。关于最后归宿问题,我知道我并不比一般无知的少年知道的更多。
我感谢亚洲研究所创办人亚瑟·欧普汉·鲍比博士,就伊斯兰教几章上所作的某些修正;美国犹太神学研习会的格逊·柯亨,审阅有关犹太人的几页篇幅;我友洛杉矶的哈瑞·考夫曼校订有关音乐的部分,及我妻在我们共同合作的这卷书上,对每一部分所作的不断帮助和阐明性的评论。
倘若作者要歇手的话,写完第7卷《理性开始的时代》就将结束,该卷问世,也许是5年以后的事,内容将写至拿破仑时代为止。那时,我们就会鞠躬下台。我们深深地感谢手中捧着这几卷沉重的书的读者,原谅我们尝试从过去解开现代的谜题中所犯的无数错误。因为现在即是过去装上底片准备拍摄下来的事物,而过去是为了了解现在而洗出底片的纪录。
威尔·杜兰特
1957年5月12日于洛杉矶
威尔·杜兰特夫妇共同撰写了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该书使他们成为当前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学家、历史学家。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体裁新颖,说理充分,雄辩有力,见解独特。……此书真正的精华在于它如何叙述当代人的思想,这是一套值得大力推荐的好书。
——《纽约时报》
西方学者称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台湾学者誉之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是很有见地的,决不是溢美之辞。因为它具有独立而深刻的见解,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哲学家的真知灼见。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历史的教训》,它集中表达了杜兰特博士对文明史的独到见解。
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他成功了,我很敬佩他。
——北大教授、著名学者 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