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能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惟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岂不是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祛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这些都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很有经验地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P3-5
韩少功站立在海南边地、以散论作为鞭子无情地抽打了那些垂死的灵魂,同张承志们一起不时地刮起思想的风暴,洗涤文坛的空前污浊,从而使他们这类作品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冲击力。
——孟繁华(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韩少功近期的小说在当代是独步的,它的价值不用等到将来的追认。在两个世纪行将交替之际,韩少功的小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代的思想困境,它是前后无援的。
——吴亮(著名文学批评家)
韩少功是可以从寻根的布景中剥离出来的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的写作,他的那些作品文本,并不仅仅属于“寻根文学”,这个人从偏远的湘西走出来,他本身是一个纯粹的当代文学史事实;一份新时期的历史清单;一部打开又合上的新时期文学史大纲。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许多迹象表明,“思想”正在韩少功的文学生涯之中占据愈来愈大的比重。如何描述韩少功的文学风格?激烈和冷峻,冲动和分析,抒情和批判,浪漫和犀利,诗意和理性……如果援引这一套相对的美学词汇表,韩少功赢得的多半是后者。“思想”首先表明了韩少功的理论嗜好。
——南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王蒙的自选作品,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王安忆、赵玫、方方、池莉、苏童等同行文友,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好事,盛事!
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场、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
孟子早就指出来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他强调的是心(现在说应该是“脑”)的思维与辨析能力,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会丧失人的主体性,丧失精神的获得。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离不开人的思考。
当然,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思维的艺术,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文艺文艺,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百倍更多的受众,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是根本又是渊薮。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
当代文学云云,还有一个问题,“时文”难获定论,时文受“时”的影响太大。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希罕古、外、远、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不喜欢顺手可触、汗牛充栋的时文。
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时文而晒一晒,静一静,冷一冷,筛一筛,莫佳于出版自选集。此次编选,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新时期”涌现的作家,基本上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几十年后反观,上千万字中挑选,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以第一批作者为例,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直面历史现实,古朴淳厚,力透纸背。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深邃追问,碧落黄泉,振撼通透,沉潜静谧。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难与伦比,乡土风俗,哲思掂量,人性解剖,一以贯之,未曾稍懈。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亦叙亦思,有描绘有分解,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耐得咀嚼,值得回味。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偷闲学学少年,云淡风清,傍花随柳,作犹未衰老状,其乐何如? 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
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为倒下去的人门,祈求宽恕同情。
……不畏惧侮辱,也不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心平静气地容忍,
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纪念碑》。每一个虔诚的写者,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拿起自己的笔的。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当然,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那么,叫路标石就好。几十年光阴荏苒,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记忆着希冀和奋斗,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它们延长了记忆,扩展了心胸,深沉了关切与祝福,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
韩少功是一个被称为“思想者”的作家,其作品冷静、犀利,表达了当代的思想困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哲学意蕴。《韩少功自选集/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路标石丛书》精选和节选了他的各类代表性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中篇小说《爸爸爸》《赶马的老三》,短篇小说《月兰》《怒目金刚》,散文《万泉河雨季》,杂论《性而上的迷失》等篇章,全面展示了韩少功四十余年的创作成就。
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韩少功创作精华全景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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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亲自作序并诚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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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内配有多幅韩少功在不同时期和场景下的珍贵插图,在文字之外展现一个更鲜活、更生动的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