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著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不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欣逢八十寿诞（2014年），作者忆往抚今，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人生经历的总结与心路历程的回顾，意在说明，一位颇具典型化的学人，是如何经过深刻的文化反思而走上文化自觉之路的。本书分为：上编：多变时代里我的一些小故、下编：我对若干历史问题的思考。

《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是国内著名学者、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先生的回忆录，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谈的是自己八十年的人生经历：从出生写起，在历经少年时期的恐惧、青年时期对红色的追求乃至“文革”时期的种种磨难后，开启了萌动于“文革”后期的个体的文化反思之旅，并由此转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研究，创造性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以“王权支配社会”为主要观点的中国王权主义学说——这是该领域研究的重大突破与转折，引发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广泛而深入的热烈讨论，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下编，详述了自己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概要性介绍了中国王权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这一学说的认识和理解。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欣逢八十寿诞（2014年），作者忆往抚今，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人生经历的总结与心路历程的回顾，意在说明，一位颇具典型化的学人，是如何经过深刻的文化反思而走上文化自觉之路的。

前记（代序）

上编 多变时代里我的一些小故事

 一 我的家庭

 1．父母的奇缘

 2．“父亲”是一种生产方式

 二 战乱中的少年

 1．土窝窝里的“学前教育”

 2．有幸上学与恐惧的环境

 3．日本占领时期“小刘保长”是我哥

 4．“小女婿”往事始末

 5．人缘和“成分”继承

 6．都说我“命大”

 7．上学可以不当兵

 三 追求红色

 1．共产党“好不好”

 2．要经得起考验

 3．服从组织分配，放弃心爱专业

 4．“审干外调”与晋升教导处副主任

 5．被署名的反右重头文章

 6．考上南开大学

 7．一个缘分一辈子

 8．“大跃进”中当了助教

 9．师从杨荣国进修中国思想史

 10．第一次讲课与处女作中的蕴意

 11．“半工半读”，“培养普通劳动者”

 12．也曾“红得发紫”

 四 “文革”之惑与初醒

 1．紧跟“文革史学”与批“三家村”

 2．“滚”出革命队伍

 3．贬入“中间组”

 4．“周恩来黑党”成员与入“牛棚”

 5．卷入两派之争与在劫难逃

 6．毕业分配，“线”为标准

 7．难结抢占老师住房的账与“活人展览”

 8．我在“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面前

 9．对“抓革命，促生产”生疑

 10．“半拉子”批判周扬

 11．“五．一六”嫌疑分子

 12．被“下放”：服从还是抗议

 13．边拉练边批判

 14．批判翦伯赞与忏悔

 15．“他不懂什么是历史”

 16．一句话的启蒙

 17．牵线杨荣国来津做批孔报告

 18．因我评秦始皇文章，《学报》化为纸浆

 19．“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与上“黑名单”

 20．《中国古代史》问世

 五 学做公民

 1．破格晋升副教授

 2．当市人大代表，讲了些真话惹麻烦

 3．涨工资没“感恩”

 4．谢绝信任，不当“工具”

 5．选任系主任

 6．“如何做公民”

 7．开设“文革”史、人权史

 8．学术“三个一”

 9．历史系“身价”倍增

 10．劝校长收回成命

 11．不宜因隐私问题影响职称晋升

 12．“死猪不怕开水烫”

 13．争自己的权益

 14．由某先生特殊时期之事说公民的自主

 15．用收藏诠释思想刁

 16．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

下编 我对若干历史问题的思考

 一 从“文革”中走出来

 1．以“文革”的思维方式批判“四人帮”

 2．打破“阶级划分”铁律的尝试——战国时期阶层、身份研究

 3．冲击“文革”桎梏，名噪一时的三篇文章

 4．从“观念思维”定式中走出来的尝试——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

 二 我对壬权支配社会的探索

 1．君主专制帝国：政治支配经济运动的产物

 2．王权与社会分层

 3．贪污是官僚的生长点

 4．文人——官僚——地主生态圈对整个社会的塑造

 5．君主专制是导致社会停滞主因

 6．“权力——依附”型社会结构

 7．王权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8．关于社会形态问题

 三 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

 1．先秦诸子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范式的形成

 2．帝王“五独”观念的至上性与社会控制性

 3．天、道、圣与王合而为一与王的绝对化

 4．君尊臣卑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

 5．君主对士人与“学”的控制与支配

 6．帝王垄断神圣的枢纽概念与对社会思想的控制

 四 等级人学与主奴综合人格

 1．等级中的人

 2．主奴综合人格

 五 立公灭私、圣人“无我”与专制主义

 六 儒家道德至上与专制主义

 1．把道德视为人生最高境界，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2．“三纲五常”把人变成畸形的人

 3．压抑人的“人道”

 4．圣人崇拜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

 七 “形式主义”中颂扬性的政治文化

 1．帝王尊号拜物教

 2．颂扬帝王政治文化，彰显君尊臣卑

 3．君主名号的政治文化意义

 八 关于政治思想的“阴阳组合结构”说

 九 参与社会史研究

 1．“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撰写《土人与社会》

 3．揭橥战国“授田”制

 十 探讨历史认识论诸问题

 1．史学危机与从凝固的“范型”中走出来

 2．《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

 3．《史家面前无定论》

 4．“政治”概念大干“阶级”概念

 5．《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6．“剥削”的历史再认识

 7．历史价值的三种形态和历史认识的五种形式

 十一 关于国学问题的争论

 不是结束语：温馨的小家庭

1．父母的奇缘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石家庄近郊一个名叫“土贤庄”的小村庄。我年幼时，那里不叫“土贤庄”，而是呼作“杜贤庄”。“杜贤庄”，顾名思义，村里的原住民，主要应是杜氏人家，但当时只有一家姓杜，且是年老的绝户。

说起杜氏绝户，村民常讲到一桩故事。我们村东有一条通往帝都的大道，道边还有很宽的人行道。八国联军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就是经由这条大道回銮北京。为了迎接圣驾，沿途村落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匍匐在地，跪于路边，而且不得抬头仰视。人们只能从眼角里睨视一点点宏大景象。老人们说起来，都带着无限敬仰和崇敬的口气描述，先是步兵，接着是举幡的，再是马队……数不清的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的仪仗队，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居于中间的是太后、皇帝的御驾，殿后的又是数不尽的方队。官宦们络绎不绝地巡视着两边跪拜的民众，对耄耋之年的人抽样给予赏赐。全村只有杜家一位老者受到恩宠，赏赐的是一块大洋。这块大洋成为供奉的圣物，人们都垂涎三尺，羡慕至极。

遗憾的是，杜家似乎没有福分来承受皇恩，后来反成了绝户，令村民们无限惋惜。到我能听l董这个故事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大清也灭亡了三十多年，那时是日本侵占时期，可老一代的村民们讲起往事，依然肃然起敬，似乎能有一次五体跪拜，是自己一生的荣光。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堂历史课，也是我最初所接受的“臣民意识”的教育。

杜家绝户了，可村名是最好的纪念。一九四。年，日本人修筑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我们村是第一站，不知何故，将“杜”改为“土”。虽然乡亲们认为“土”字不吉利，但村里头面人物与日本人交涉无效，时间一久，便约定成俗，村名随了站名。大概搞“治安村”时，村子正式更名为“土贤庄”。土贤庄原属正定县，滹沱河东西流过，将正定县分为南北两块，我们村在河南。滹沱河南，土地平整且肥沃，采用井水灌溉。主要的大车道，同时肩负排水渠道的作用，遇到大雨，街道如滔滔河道，流畅无阻。我们河南住民，维持着旱涝保收的生活状态，鲜见极端贫困之家。我们村距正定县城和石家庄都是十五里，属于近郊，后来又傍石德铁路线，村子虽小到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但相对其他村庄通达、活分。

一九三五年阴历正月十四日（公历二月十七曰），我来到这个世上。家里没有钟表，不知确切时间。那年生肖为猪，生我正值晚饭后，乡人所谓“人畜皆饱”。我爹非常高兴，说：时辰吉利，以后不会挨饿。据我娘叙述：当我呱呱落地时，一看又是一个秃小子，极其扫兴，懒得看我一眼。因为我前边已有了四个哥哥，娘想要个女儿。我爹是重男主义者，十分称意。娘不甘心，还要生，在我四岁时，终于有了个妹妹，我似乎成为这个家中可有可无的一根鸡肋。  我父母是一对老夫少妻，父亲比母亲大三十一岁。父亲生于一八七二年，母亲生于一九〇三年，都是大清的子民。母亲是续弦。我的外祖母体弱多病，每逢冬天喘得透不过气，坐卧不宁，整日围着被子蜷缩在炕上，痛苦至极。我母亲是长女，下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外祖父是个老实人，比较窝囊，支撑不了家。田有两亩，但没有井，也没有牲口和大型农具，因而收成甚微，日子很难过。家里的事情全由我母亲操持。为了外祖母和这个家，母亲耽误了婚期。当时习俗是十七八岁出嫁，过了二十就难了，属于现在所谓的“剩女”。大约在这前后，母亲患了莫名的病，根本请不起医生，拖着、耗着，人瘦得不成人形，几乎没有生的希望。那个年代，闺女是不能死在娘家的，死了不能入祖坟，没有安魂之处，只能做野鬼。对一个大姑娘来说，这比生时没有出嫁更残酷。我们那里实行冥婚，找一个异性单身冥鬼，结为夫妻。据说外祖父已为我母亲筹划冥婚的事。正当此时，我父亲丧偶，时年已经五十有五。他有二男二女，都已成家和出嫁。那时家乡有个习俗，男人丧妻之后，最好不出三个月能续弦。男人不空房是一种吉利。于是有媒人撮合，很快就把婚事说定。对我母亲来说，这总比等待冥婚要强得多。

据说我父亲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声言：就是一个“棺材瓤子”，我也要娶回来！迎亲那天，他不便去，便派自己的孙子前往。婚后，父亲对母亲疼爱有加，关怀备至。他那时已有良田几十亩，生活得不错，又当家做主，于是到处给母亲请医生。奇迹出现了，母亲的身体日见好转，婚后不到三年接连生了我三哥和四哥（前边有两个同父异母哥哥），母亲身子骨奇迹般地恢复正常了。经过死亡线考验的人多半长寿，我母亲活到人瑞——九十五岁时辞世。P8－10

曾几时，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如今，人生七十不言老。我年届八旬，当属古稀之列，但仍在思考的途中。

八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直到近两年，想到应该有所悔悟，于是就陆陆续续写了若干片段。其中固然有个人的情趣，但更想从一个极小的孔隙映出一点点社会的景象。

我的经历是一系列偶然的堆积，背后则有个大的必然在左右。少年是战火风云中漂泊的一叶，充满了恐惧和无助；青年和壮年在数不清的运动中奔波、紧跟，在幸与险中沉浮；进入老年期，才多少有点自主意识，但是久在樊笼之乌，已失去奋飞的能力；另外，也是习惯了，当然也还有相当的理想和信仰因素在其中。

在青年时期，什么都清楚，因为事事“听喝儿”；进入老年，虽然仍有“北”，但又不能确认“北”何所指，于是我陷入糊涂，反而引发说不尽的徘徊、苦恼和悲凉。

在一九七六年极端苦闷时期的“日记”中，我反复提出“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个人”独断与“天下”之间的矛盾。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学问家，而是一直在世俗中纠缠的碌碌之人，“日记”中的看法成为我学术观念的背景，甚或是起点。

以我之见，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追溯，历史的脐带牵连着古今。因此，历史与现实的互相观照，无疑是研讨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切入点。反过来，叙述和研究历史，则是为现实提供一种国情备忘录。近代以来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而转折期必不可避免地有着沉重的历史拖累。我认为，整个中国历史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即其运行机制是王权支配社会。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王权，但权力支配社会的运行机制却远没有随即改观。相反，在某种新的环境中，却更加强化，权力崇拜达到历史的新高峰。盛行有年而被遮掩的秘密，被以最直白的语言揭示出来：“有了权就有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应该说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观念。早在殷商时期，王就以“余一人”自称而高于一切，拥有一切。周代的普遍意识之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后诸子百家都承继这一观念，认定王对臣民有“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的无限权力；与之相反，“民者，仰上而生也”。君王的权威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秦始皇登位，即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刘邦夺得天下，即刻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这种观念笼罩着整个社会，垂两千余年而不败。

芸芸众生也接受了这类观念，只要有机会就向“权力”靠拢，“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是普遍性的共识，也是民族主流观念的证据。因此，就普通大众而言，对“官”既畏惧又羡慕，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流行的是权力崇拜。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迷信，与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混为一体，正如唐朝聂夷中《伤田家》所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得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真的是撕心裂肺，而表达的是多么可怜、可悲的观念。我的学术理念基本上就是对上述这些进行剖析。

到了这把年纪，如何给自己定位？说实在的，自己都说不清。如果一定给自己一个评语，我自认为：大致仍属于改革开放的大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分子。在各种主义之中，我仍然相信大社会主义中包含着更多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人类古今精神的升华，但它不是绝对的理念，而是历史的，不可能齐头并进地一步到位，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实现；大社会主义与此大体相同，也是很古老的一种理想，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因时代、因人而有不同的呈现。社会主义不是某某大人物特定的，而是“大”的，“大”到多大，我说不清楚它的边界，但远远超出了某些大人物规定性的论说。“大”是由种种元素积累而成，这要在历史实践中探索，绝对不是先验的规定；科学也不是理论逻辑的推导，而是由实践检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具体的道理。改革开放的大社会主义是不断的渐进过程，只能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地探索和实现，所以改革开放是无止境的，这里可用古人的一句话来说明：“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在我解析传统社会权力支配社会时，蕴涵着一种理念，就是应由权力支配社会向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型，也就是逐步实现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但要逐步实现社会与权力的协调和平衡，由特别利益集团控制逐步转向以公共性为其主要职能，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肯定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必定有许多曲折和痛苦为代价，如能学会有规则的博弈，肯定是中华民族的万幸。

中国历来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王权体系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因而纯粹的理论、乌托邦、绝对平均主义有着很强的煽动性、鼓动性，很能蛊惑人心。但靠权力硬性推行这些又只能造成普遍性的灾难，而在灾难之上又耸立起新一轮的特权阶层。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八十年的经历告诉我，虽然纯粹的理论和乌托邦不是没有一点意义，但历史是个过程，既有权力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因此，现实主义或经验主义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

长时期我被臣民意识所笼罩，如果能从我的经历中看到一点点公民意识的萌生、成长，就算我没有白活到八旬；如果还在臣民观念中盘桓，那肯定是我的悲哀。

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