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巴黎评论》授权,从“作家访谈”栏目中挑选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六十余位受访作家的访谈,分四卷陆续出版。由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主编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六位:E.M.福斯特、弗朗索瓦丝·萨冈、奥尔德斯·赫胥黎、哈罗德·品特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E.B.怀特、巴勃罗·聂鲁达、约翰·斯坦贝克、库尔特·冯内古特、胡里奥·科塔萨尔、唐·德里罗、苏珊·桑塔格、伊恩·麦克尤恩、诺曼·梅勒、大江健三郎。
| 书名 |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 |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 作者 |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 |
|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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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经《巴黎评论》授权,从“作家访谈”栏目中挑选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六十余位受访作家的访谈,分四卷陆续出版。由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主编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六位:E.M.福斯特、弗朗索瓦丝·萨冈、奥尔德斯·赫胥黎、哈罗德·品特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E.B.怀特、巴勃罗·聂鲁达、约翰·斯坦贝克、库尔特·冯内古特、胡里奥·科塔萨尔、唐·德里罗、苏珊·桑塔格、伊恩·麦克尤恩、诺曼·梅勒、大江健三郎。 内容推荐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Review)持久、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由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主编。 目录 序 奥尔罕·帕慕克 仲召明 译 E.M.福斯特(1953) 郭旻天 译 弗朗索瓦丝·萨冈(1956) 朱艳亮 译 奥尔德斯·赫胥黎(1960) 姚向辉 译 哈罗德·品特(1966) 李亦男 译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967) 杨凌峰 译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68) 菊子 译 E.B.怀特(1969) 丁骏 译 巴勃罗·聂鲁达(1971) 俞冰夏 译 约翰·斯坦贝克(1975) 章乐天 译 库尔特·冯内古特(1977) 贝小戎 译 胡里奥·科塔萨尔(1984) 唐江 译 唐·德里罗(1993) 但汉松 译 苏珊·桑塔格(1995) 吴嘉茜 译 伊恩·麦克尤恩(2002) 冯涛 译 诺曼·梅勒(2007) 晏向阳 译 大江健三郎(2007) 许志强 译 试读章节 “你们看到的并不是完整的《白夜净,还有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呢。不过,这些已是我想要读的全部内容,因为现在完整的作品早巳不复存在——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况且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只会一言不发。也许回味一下我曾遇到的难题以及我没有解决的困难会来得更有意思一点。我很喜欢这么去做,但这也会让我们在小说的手法上纠结过多……” 在一九五一年奥尔德堡音乐节上,E.M.福斯特作了如上的发言。他先是读了那本叫作《白夜》的未竟之作的一部分。读毕,他又解释了为何没有把小说写完,也正因如此,他提到了他所谓的“小说的手法”。 在聆听了福斯特先生于奥尔德堡的一番高论之余,我们也通过一九五二年六月十日夜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次访谈,记录了他与此相关的一些看法。 会谈的屋子空间开阔,天花板很高,整个屋子以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风格打造。引入注目的是一个结构精美的庞大的雕花壁炉台,在上方壁龛里摆放着青瓷工艺品。墙上挂着一些大镀金框裱的肖像画(福斯特那些姓桑顿的爱尔兰祖先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个叫特纳的舅公的肖像和一些现代的画。屋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数量庞大、品类繁盛,英语法语的都有。安乐椅上覆盖着围巾,还有一架钢琴,屋内还摆放着单人跳棋的棋盘,西洋镜的盒子,映人眼帘的还有堆成山的拆阅过的信件和整整齐齐放在字纸篓里的拖鞋。 读者们,如果你读了下面的文字,定会对福斯特的个性有如下的印象:恬淡却不失稳健,用词准确却让人难以捉摸,他会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惊喜。福斯特总是在人们认为应该浓墨重彩的地方轻描淡写。他也总习惯用简洁的话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继而调侃一番,极为有趣,却很难模仿。 ——P.N.福尔班、E.J.H.哈泽克,一九五三年 《巴黎评论》:首先,我能否再问一下你,为什么你没有完成《白夜》呢? E.M.福斯特:我在这部作品的前言里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最关键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无论这些问题是否解决了,总还有另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小说的结局是什么?我已经设计好了戏剧冲突。在这冲突中,一方是文明社会的人,他渴望白夜,这样他有更多的时间来把事情做完;一方是英雄传说的人.可我还没想好结局是什么,以至于小说到现在都还是支离破碎的。我认为小说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想好小说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主体事件是什么。当然他也可以在小说写到结尾之前改变他的初衷,确实小说家有可能是这样的,他甚至改变一下为好,不然小说就会变得局促而紧迫。但是故事的发展无论如何要逾越或穿过前头像一座山一样立在那儿的某个‘实体’(他补充道,“在这部小说中应该是要去穿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很有价值,而我也尽力在每部小说中都这么去写。” 《巴黎评论》:这个“实体”当中牵涉了哪些东西呢?是不是在小说初创的概念中应当体现出剧情所有重要的环节呢? 福斯特:当然不是所有环节.但作家总要去探寻什么东西,某个主要对象。当我开始写《印度之行》的时候,我就感觉马拉巴尔山洞将要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却没想到这个山洞在小说中确立了中心地位。 《巴黎评论》:在以上两个实例中,你都不知道主人公将会遇到怎样的事情,在这两部小说里,你都设置了对比,但为什么《印度之行》的结果和《白夜》的情况会那么不同呢? 福斯特:《白夜》的气氛没有我在《印度之行》中设计得那么凝重。让我先想想该怎么说……马拉巴尔山洞是一个可以把线索和人物聚拢在一起的地方,像一个“孔洞”[访谈者:我们注意到他所说的“洞”,都是字面意思,比方说,他在前面停下补充说,这些小说主人公必须穿过它们]。山洞之类的东西是能够把所有人和线索集中起来的,它们能像孵蛋一样孕育出各种相应的事件。但是,我在《白夜》中的气场,就相对比较单薄,至多也就有点背景和色彩之类的。 《巴黎评论》:你谈到了你小说中的对比。那么你认为你无论写什么样的小说都会注重对比吗? 福斯特:让我想想……《霍华兹庄园净里面有。也许《最长的旅行》里有个更巧妙的. 《巴黎评论》:你的小说只是处理一些“两极对立”,而且这两极对立的双方都是可取的,都是有用的,因此如果你觉得这两极对立显得过分极端,不和谐,无法调解,你就不写了。这么说你同意吗? 福斯特:在我的小说中,那些“对立”真实而有趣。我从不想它们在小说中有何种用途,如果我想处理的“对立”关系不可调和,我也不确信自己会不会干脆什么也不写。至少,我想我不会这么做. 《巴黎评论》:当我们开始计划写小说的时候,会不会在写作时受到未知因素的指引? 福斯特:当然会,那可非常奇妙,小说里的人物逃脱了你的驾驭。每一个作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恐怕我也遇到过。 P1-4 序言 一九七七年,在伊斯坦布尔,我次在《巴黎评论》上读到福克纳的访谈。我就像无意中发现了宗教典籍一样高兴。当时我二十五岁,和母住在一套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寓里。我坐在一间密室里,周围全是书。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奋笔写着部长篇小说。写处女作,不仅是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得像别人的故事。与此同时,你得成为一个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从头到尾想象一部小说的人,还得会用词汇和句子表达这个梦……为了成为小说家,我从建筑学院退学,闭门不出。现在,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巴黎评论》:一个作家是如何变成一个严肃的小说家的? 福克纳:99%的天分……99%的纪律……99%的勤奋。他必须永远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可以更好。始终怀有梦想,定一个比你知道自己能做到的高一点的目标。不要认为干得比同辈或前辈好就够了。努力自己。艺术家是由恶魔驱使的一种生物。他不知道为什么恶魔选择了他,而且常常也没空想为什么。为了完成作品,他会抛弃一切道德,坑蒙拐骗任何人……作家只需要对他的艺术负责。 我设法弄到了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每一卷《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专注又愉快地阅读。日复一日,我强迫自己遵从坐在书桌旁工作一整天这一纪律,孤独地在同一个房间里享受纸墨的气味———我从来都没丢掉这个习惯。我正在写首部长篇《杰夫代特先生》———六百页的长度,花了我四年时间———每次卡住,我都会本能地从桌旁站起来,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重读《巴黎评论》对福克纳、纳博科夫、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或者厄普代克的访谈,努力找回对写作的信念,找到我自己的路。初,我读这些访谈,是因为热爱这些作家的书,因为想知道他们的秘密,了解他们是如何创造虚构世界的。有一些作家和诗人,我没听过他们的名字,没读过他们的书,但我也喜欢读对他们的访问。请允许我试着列出自己阅读及重读这些访谈时获得的一些感受: 《巴黎评论》的访谈,与作者需要推广的某一部作品无关。接受采访的作家,都已经闻名。在访谈中,他们聊自己的写作习惯,圈内秘闻,写作方法,脆弱的时刻,遇到困难是怎么克服的。我需要了解他们的经历,越快越好。 我不但模仿他们的作品,连他们形形色色的习惯、忧虑、爱好和小怪癖也模仿(比如书桌上始终得有一杯咖啡)。三十三年了,我一直在方格纸上手写作品。有时,我觉得这是因为方格纸适合我的写作习惯……有时,我觉得这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从自己喜欢的两位作家托马斯·曼和让-保罗·萨特那里学来的…… 我和同龄的其他土耳其作家没有交往,孤立状态加剧了我对自己未来的担忧。每次坐下来读这些访谈,孤独感便会消退。读这些访谈,我发现,许多人和我拥有同样的激情。自己向往的地方和目前所在的地方之间还相距甚远,原来是正常的。厌恶庸常的普通生活原来不是一种病,而是智慧已开。而我应该坦然接受大多数小怪癖,因为它们能激发想象力,有助写作。 我觉得自己好像学到了很多写小说的技巧——胚芽是如何在作家的意识中形成的,它成长时多么可爱,如何精心构建情节,或者根本不要情节。有时,访谈提到了一个小说构思,我愤怒地想到,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 读了福楼拜的书信和我崇拜的那些作家的传记之后,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自然开始信奉现代主义文学的道德观,任何一个严肃作家都无法逃避的一种道德观:献身艺术,不求回报,回避名声、成功和很容易就能获得的知名度,因文学本身之美而热爱文学。但读过福克纳和其他作家讲述他们是如何致力于实现这些理想之后,他们毫无保留的诚实态度让我的精神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刚开始写作的岁月,每当失去信心,对作家生涯的未来产生怀疑,我都会重读这些访谈,支撑自己的决心。 多年后,在我自己也出现在《巴黎评论》上之后,再度重读这些访谈,是为了唤醒自己写作初期的希望和焦虑。三十年过去了,读这些访谈时我仍带着当初的热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引入歧途: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带来的欢乐和苦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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