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君强等著的《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所收文章皆为汪伪南京政权参与者撰写的回忆录。本书重点讲述了汪伪政权的建立、组织结构、派系争斗、军队建设、经济活动等，全方位地展现了它在1940—1945年期间，从产生到灭亡的全过程，内容翔实，对此一阶段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汪伪政权又称汪伪国民政府，是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国民党要员为首建立的政权，1940年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于南京，1945年抗战胜利后覆灭。

罗君强等著的《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所收文章皆为汪伪政权参与者撰写，重点讲述了汪伪政权的创建过程、派系争斗、军队建设、经济活动等，剖析了汪伪的投降主义政策及卖国行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掠夺，内容翔实，为此阶段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对汪伪的回忆

汪伪巨奸派系之争

南京汪伪的几个组织及其派系活动

汪伪、伪满“建交”记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内幕

汪伪政权“建军”拾零

汪精卫“建军”记

汪伪政训机构及其内情

汪伪军事委员会报导室内幕

沦陷时期的湖北伪政权

汪伪时期江西省情琐记

千里哀鸿说“清乡”

汪伪安徽“清乡”罪行录

我所知道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

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

1943年“粮食贪污案”真相

投敌附逆的傅筱庵

附录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

低调俱乐部

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长何应钦、张群，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在1934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间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便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进行“调解”，周佛海等人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建议。

1938年1月，国民党各方首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于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传到武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任行政院长）等人，都已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此时蒋介石正往来于河南开封附近，亲自布置捕捉韩复榘。张群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也讲了话，蒋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也拿着话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讲话历来是哕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陶德曼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逃离重庆后，曾于1939年3月公开发表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题的经过，对于陶德曼的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

高宗武秘密赴日

陶德曼调停虽已过去，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仍然鼓动汪精卫向蒋介石进言“和平”。蒋遇事惯于骑两头马，听了他们的话，正中下怀，遂决定秘密派高宗武（当时是行政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赴香港，寻找门路试探日本的“和平条件”。这事蒋介石是背着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的，真是不可思议。

我那时本职是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长，再兼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长由该处副主任周佛海兼任）。陈布雷命我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张军用证明书，目的在于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因为非军职人员不能持用军方证明书，我便私自填了一张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给高宗武，随便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蒋介石每月还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经费6000元（约合2000美元），陈布雷命我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需经中央银行才能寄出款项，我只得又以军委会办公厅的名义致函中央银行照汇。

高去了两三个月，从香港回汉口。陈布雷命我前往机场妥慎迎接。我到机场时张群也在那里，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还送他上车，高随即与张群同车驱赴陈布雷处。高宗武带回日本所提条件内容，我不得而知。蒋介石投降心切，但又怕中共和人民不答应，同时大约日方所提的条件也过苛，使他无法公开接受。

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待命，蒋介石既不表示让他再去，也不表示不必再去。周佛海、陶希圣怂恿汪精卫密商之于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经费既未停发，说明高的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去也不算错，就让他再飞香港。过了多天，蒋介石佯问陈布雷，高宗武现在何处？陈答已再往香港了，蒋亦不置可否。

当年7月，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孔兼总裁）忽然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特派员汇款的文件，醋劲大发，居然向蒋介石提出质问：您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大掼纱帽。蒋只好耍赖，矢口否认他曾派高宗武出国。孔祥熙悻悻而去。蒋介石盛怒之下，写手条问军需署，高宗武月费是何人领汇？军需署据实签复。蒋又责备我，为何这样小事弄得中央银行个个都知道了。我虽然知道派高宗武出国是一件机密事情，但我哪里会晓得孔祥熙既是堂堂的行政院院长，又是蒋介石的连襟之亲，蒋怎么会向他隐瞒这件事呢？事后据周佛海和我谈及，当高宗武奉派赴港后，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曾密问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蒋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王宠惠碰了个软钉子，不敢再问。周佛海说，蒋介石曾一再告诫他：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蒋介石这种神秘诡诈的政治，只能说是特务政治。蒋介石一气之下，立即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命他立即回汉口，以图掩饰。高宗武因别有怀抱，抗不从命。

高宗武几个月来，往返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已和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生了密切联系。他回汉口时，周佛海、陶希圣得知有此路子，就和他密议：万一蒋介石不愿出面投降日本，就循此道路把汪精卫捧起来另搞一套。所以高宗武对蒋介石即不加理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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