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脆弱与压力
理查德的童年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比我的童年更匮乏，这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我们俩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内心深处埋藏着日后在适宜的（或许是不适宜的）环境下可以生长为情绪问题的种子。
了解一个人为何变得抑郁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从脆弱和压力的角度去思考。前者包括在家族史、从父母那里遗传的基因和我们早期生活经历的影响下，我们每个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而另一方面，压力是我们一直以来经历的许多不同的生活事件。所以脆弱因素越多，当某个压力大的事情发生时，它就越有可能会诱发抑郁症。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特定的抑郁阈限，当生活中遭遇了太多难以承受的经历，超过这个阈限时，我们就有可能患上抑郁症。有些人似乎抗压能力强，而其他人在面对相同程度的压力时抗压能力却要弱许多。此外，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如关节炎或心脏病这种长期健康问题的出现，我们的心理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此刻，我坐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办公室里，那是索尔福德市中心的一个诊所，有时我在那里接诊。微弱的午后阳光正拼命钻进装在窗户外侧的安全格栅，从外面透进来的空气不太新鲜，并且夹杂着从烟鬼的聚集地吹过来的、浓浓的烟味。一个脸色蜡黄、名叫理查德的年轻人正尝试着向我讲述他的抑郁症家族史。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正尽力专心地讲述。他的思维迟缓——严重的抑郁症可以导致这一点。
“我母亲……嗯，她过去常常变得很……很古怪……很奇怪。”他开始说。
“你什么意思？”
理查德在继续开口之前低头看着他的手，“嗯，让人害怕的那种。有时她正和我们讲着话，中途就停了下来。她总是告诉我们她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有好几次在普雷斯特维奇这个地方住院……我记得是这样。”
普雷斯特维奇曾经是当地的精神病医院。
“其他人呢？”
“嗯，我爸爸……酗酒，他总是挑我和弟弟的毛病……”
“他伤害你们吗？”
理查德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一滴眼泪从他脸上滑落下来。他试图再次说话，却由于情绪激动，他的声音哽咽着。然后话好像被驱赶着似地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他总是殴打我母亲……我有一次试图阻止他，结果他打断了我的胳膊。”
是的，很痛，而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痛。我渐渐理解为什么十几岁的时候理查德就开始患抑郁症，以及为什么到现在他25岁左右时，他的情绪仍然严重消沉。他设法摆脱掉童年时困苦生活的影响，在一家机构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料竟会因为童年时代就患上的糖尿病所引起的并发症，他失去了他努力奋斗才得来的一切。他的母亲也患有糖尿病。理查德现在开始出现视力问题，考虑到他的童年生活，他还特别容易患上抑郁症。尽管我们可以理解抑郁症发作的原因，以及得了像糖尿病之类的严重疾病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会因此明显地沮丧。他们往往设法找到应对的方法，继续生活下去。理查德却做不到这一点。
医生们有时错误地假设沮丧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举个例子：“嗯，如果发生了那件事，你就会感到沮丧，不是吗？我就会！”
他们不承认有时事情会比他们假设的复杂得多：一个人其实有可能感到抑郁，抑郁与忧愁不同。它是一种更深和更强烈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会影响你的世界观，并且会干扰你继续生活的能力。（P009-011）
这是个引人注目的、感人的、直抵心灵的对抑郁症的精彩描述，但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如此。加斯克博士把她的个人经历和临床经验通过细腻的刻画和描述，编撰成一个故事、一部回忆录、一本手册和指南，你将从这本指南里了解有关抑郁症的令人惊叹的知识。——西蒙·韦斯利，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长
她，勇敢、无畏和尖锐——尤其是医生、病人和大学教师的三重身份同时交织在她一个人身上，错综复杂。正因如此，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这一切。——苏珊·贝莉，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教授
一直感到沮丧的人，或家庭中有抑郁症患者的人，都能在本书中感同身受自我怀疑、令人苦恼的焦虑。——苏路易斯·阿普尔比，英国心理健康中心前主任
她是一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她用生动的散文形式描述了她与抑郁症抗争的整个过程，以及她曾诊治的患者。这些患者扩展和丰富了她对抑郁症的认识，她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汤姆·伯恩斯，牛津大学社会精神病学名誉教授
结束语
在我的一生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抑郁症的知识。我比过去更加了解抑郁症的起因和它会造成的后果。我可以帮助那些遭受抑郁症痛苦的人们。
在过去的10年里，每隔两三年我的抑郁症就会复发。我现在已经服用抗抑郁药连续超过20年之久。我出现过一些副作用，但是我通常可以忍受它们的摧残。与我工作有关的生活事件几乎总是触发我情绪低落的周期，沮丧的情绪时不时地变得更严重一些，因此需要改变疗法。我仍然很敏感，很容易受伤害，我仍然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状态中，害怕发现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欺诈，我也经常焦虑。
日常生活仍然是一场争斗。然而，尽管患上了抑郁症，我照样事业有成，我的第二段婚姻也很幸福，我认为这两者都应归功于我长期不懈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每一种治疗方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非常肯定，抑郁症不仅仅只有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症状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上或者《国际疾病分类》上列出的症状。至于“抑郁症”究竟可能有哪些症状，有近似、构造和猜测的方法。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但是不应该被视为它们自身的基本真相。不幸的是，每天在全世界各地，它们都被视为它们自身的基本真相。我怀疑世上并非只有一种抑郁症，如《症状的诊断和统计手册》过去一直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有许多种不同的“抑郁症”，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另一些截然不同的特征。
世上到处都是抑郁症患者，他们觉得与世隔绝，生不如死，甚至有些最终自杀身亡。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经历——毫无疑问地包括心理医生死记硬背的那些抑郁症症状，和他们常常询问到的症状——但每个患者都有不同的故事来讲述他们的痛苦，他们都有许多不同的抑郁症起因。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正如我试图在本书中所表明的那样，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它们与人类状况的其他现实交织在一起：我们的脆弱、恐惧、丧失、创伤，爱的需求，孤独的痛苦，难以信任他人，在我们过去的难以释怀的悲伤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承认并且解决这些经历，就无法真正地帮助一个抑郁症患者。这就是为什么仅仅依靠药物治疗从来都治愈不了抑郁症。
我也相信，生物学在我们经历抑郁的方式和原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了解了生物变化，在感到沮丧的一些人的大脑中，但是绝不是所有人的大脑中，可以发现这些变化。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让我们脆弱的基因。抑郁症，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异常的身体体验。精神病学家称之为“精神运动障碍”的可怕的迟钝感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心理现象。某件事情——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发生在我们的脑功能，导致了抑郁症症状的“副现象”：情绪低落，无法享受生活，能量损失，无法清晰思考和拥有绝望的感觉。这些可以用药物来逆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但在长期和严重沮丧的人身上，可以看出大脑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当一个人经历了由紧张的生活事件所触发的严重抑郁症的复发，似乎大脑产生了某种“点燃”的效果，使得进一步发作更有可能发生。相信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在任何方面是一位生物还原论者，生物还原论者只是用简单的生物学术语来探究病因，而事实远非如此。我个人还没有意识到我“发炎的”大脑（炎症理论是诸多不同的抑郁症的生物学理论中最新的理论）是否已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或者我的神经递质——有助于传递电脉冲的化学物质——是否达到了全强度（虽然感觉像是当我没有开足马力的时候，这些神经递质没有达到全强度）。
严重的抑郁症是一个异常可怕的经历。它削弱了患者的生命力。它让每一天看起来好像一辈子。事实上，我认为力图把抑郁症解释为只是在应对生活事件时陷入了“可以理解的”困境的那些人，和神经科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一样犯了某种生物学还原论的错误，神经学家聚精会神地阅读MRI（磁共振成像）扫描，而心理学家力图把一切分解成“消极思考”的实例，有时候这会让患者感觉好像自己犯了错，因为没有“积极地”思考。抑郁症与所有这些因素有关，但是同时它也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造成的。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物学、心理学、生活事件和困难（如悲伤、身体欠佳和社会隔离）这些不同的因素在诱发抑郁症和使抑郁症持续上起了作用，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抑郁症完全是一种个人疾病。它侵入灵魂，损害我们的自我意识，以及我们生存的理由，正如一只蠕虫钻到一个成熟苹果核里。我们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设法对付它所造成的破坏，但是以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虽然我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我的确知道，有些人觉得信仰能够给予克服抑郁症巨大的帮助。
也许神父真的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滋养灵魂的人，但是就个人而言，我怀疑这一点。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人们修补他们的灵魂，以便在修补自己灵魂的时候继续前行和接受别人的帮助。
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说，要求和接受帮助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感到羞愧的。它表明你在随心所欲地做某事，而不是试图掩盖它，而那样做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不幸的是，许多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还没有为这样一种诚实做好准备，但是我知道我的抑郁症不是我应该感到羞愧的理由，或者目前感到羞愧的理由。
我已经认识到能够真正与另一个人息息相通是多么重要，以便能够理解和克服问题，这些问题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我的沮丧情绪有关。能够与另一个人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和有意义的对话，正如鲍勃·霍布森（在我职业生涯早期指导我的治疗的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他的书《感觉的形式》所说的那样，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能够探索、学习和修改我们应对困难的方式，尤其是那些与我们的重要关系有关的困难。不仅从我的工作中，而且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抑郁症之旅中，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开始意识到，为了防止抑郁症的复发，我需要滋养我自己的心灵，而不是在抑郁症发作时简单地修补它。我活了下来。我甚至在我选择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成功。也许我父亲会为我感到骄傲，虽然他永远无法当面亲口对我说这句话。
写这本书时，我又一次回在苏格兰，坐在我的书桌前，透过我的窗口看着奥克尼大陆的沼泽地，规划着未来。这一刻终于来临，放弃我的工作，学会更好地照顾我自己的“自我”、身体和心灵，以及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那些人。这是下一个挑战，这是我们所有人可以做到的，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克服抑郁症。
引言
我的个人抑郁之旅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克服抑郁症，同时也是从丧亲之痛中恢复过来的故事。这两者息息相关。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不仅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而且因为我是一位心理医生。我专门从事抑郁症的治疗，抑郁症曾在我整个成人阶段一直折磨着我。我从抑郁症中挺过来，并且克服了它。因此，我知道别人也可以克服抑郁症。
故事描述了悲伤的时刻，甚至绝望的时刻，但我并不打算将其写成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我旨在提供希望给那些曾像我一样生活着的人们。我想让他们知道总是可以感觉更美好一些：关于你自己、关于你的生活和未来。关键在于，当你深陷抑郁症的困境时，重新夺回希望似乎很难做到。情绪低落影响我们的生活观，不仅使我们对别人无法做出恰当的判断，更严重的是使我们对自己也无法做出恰当的判断。当你认为自己正如别人经常强调的那样完全一无是处的时候，很难乐观地看待问题。我在这本书中想表达的是，无论你是一位有着类似悲观想法的人，还是你关心身边的某位抑郁症患者，这世上总能找到一条出路。
抑郁症往往不仅是由人际关系的丧失导致的，而且是由于失去了其他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我们的健康或我们的自尊心——而诱发的。并且，抑郁症本身可以导致进一步的损害，因为我们会变得难以相处，或者无法在生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当人类失去对他们而言特别的东西或人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悲伤。悲伤是正常的，并且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但是如果它没有消失，那么悲伤与抑郁症就会变得很像，这两者会让我们轻易地遭受进一步的损害。
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全部故事，只有我现在的医生熟悉我的大部分故事。她是我的监护人，至少目前是。我第一次见她大约是在七年前，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开头。
我当时在南曼彻斯特威森肖医院的一个阴冷的新诊室里，在高级病房里，这是一栋现代建筑，里面的每个病房都不合时宜地用一位作家或诗人的名字来命名。医院诊室是一问空荡荡的、缺乏人情味的办公室，医生每周来此“坐诊”一两次。房间里甚至没有一个档案柜，可供我擅自打开并且仔细查阅。虽然房间不够新，但我开始靠吸入地毯粘合剂的气味来过把瘾，我甚至可以嗅出空气中轻微的艾沃·史缇可牌粘合剂的气味。唯一的消遣是办公桌拐角上的那本上个月出版的折了角的医院刊物。我读了为乳腺癌而举办的募捐长跑的文章，让自己在等待新医生时分散一下注意力，她之前赶回服务台去取台子上我的病历去了。我再一次感到孤独并且十分害怕。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以病人的身份坐在心理医生的椅子上。但这个场合很奇怪，因为此刻坐在对面的人——我将称呼她为V医生，是一个我认识了几年的同事，她同意给我看病、照顾我。她彬彬有礼，工作效率高，用我有时观察他人的方式看着我——从她的眼镜框上方看向我，别人告诉我，这种看人的方式令人生畏，但我看得出，她在这种情形下也无法完全感到轻松。在我讲话时她一直拨弄着她的钢笔，而且几乎好像我可以读懂她的想法，因为这种诊断疾病的过程对我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在期待中，我手心出汗，心怦怦地跳。我的舌头似乎莫名其妙地粘在我的口腔上颚上，我不得不靠深呼吸来消除疑虑，我仍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这些都是焦虑的体症，但我担心：她会怎么看待我？我应该告诉她多少？当你成为精神病医生发问的对象时，你会发觉自己巧妙地判断着需要提供多少回答，亦或需要避开什么回答。
“从一到十的数值范围内，十实际上等于你曾经的感受，你认为自己此刻处在什么数值上？”她停顿了一下，等待我的回答。
“大约六或七。”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告诉患者不要去思考，而是本能地做出回答，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自己像是处在一个“七”的数值上呢？亦或我只是想证明这一次，我占据了其他人可能曾经处过的这个“位置”呢？在我的脑海里，我准备过，甚至排练过大部分问题的答案，因为我确切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知道很多了，从这封信里，”她继续说道，指着她从我前一位会诊医生那里得到的短笺，“但你能告诉我更多有关你过去的情况吗？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焦虑，尤其是在考试前。”我解释道，忘记补充说我仍在做噩梦，梦里我主要担心还未通过我的期末考试。
“这里面有一处谈到关于……的亡故。”她开始了，沙沙作响地翻阅着这封信。
“是的。”我回答说。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谈论这件事，我对她了解得还不够。我不确定我是否想开始再次去逐渐了解另一位医生二或者说，允许他们渐渐地了解我——因为允许建立那种信任的纽带使得信任在它消失时变得越发困难。
没有察觉到我的疑虑，医生继续提问：“你很难摆脱丧亲带来的伤痛吗？”
我经常问别人同样的问题，但是死亡的影响是你真正能“摆脱”的吗？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知道答案的，但是我只是回答“是的”，因为那似乎是正确的答案。我还知道，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真正开始悲伤，并且接连的失去，如我的医生退休，都可以重新唤起悲伤的往事。
“那么你目前接受什么治疗？”
“我服用60毫克的度洛西汀和200微克的甲状腺素。”我边回答，边想着我已经试着服用过多少种不同的药物。 我不得不同时停止服用锂——一种“情绪安定剂”和文拉法辛——一种抗抑郁药，因为我的心电图显示不正常（我患有“QT间隔延长综合征”，这增加了我的心脏在某一天会忘记跳动的风险）。我对停止服用锂并不感到伤心，因为服用锂会导致我的甲状腺活动低下。然后，就像现在，如果我不服用甲状腺素片，我会疲倦，体重增加，而这一切只会让我感觉更糟糕。
“……并且我也试过心理治疗，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是有帮助的。”我又说道。
“什么样的治疗？”
“心理动力方面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认知行为治疗。”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虽然我后来尝试过这种治疗。
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搞清楚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为什么有些事可以让我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陷入彻底的绝望。心理动力疗法是试图理解过去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CBT（认知行为疗法）不同，它更关注学会如何去应对那种对于当今世界的无益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会让你此时此地变得抑郁。
“你最后一次犯病是什么时候？”紧接着下一个问题。
“几年前，我因为工作上的问题必须请假……六个月……但是我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难道不多半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吗？至少我觉得来自工作的压力最大。从来不是病人而是神经衰弱让我夜不成寐。我太敏感，太容易受到身边的人语言和行为的影响。
“但我的确在冬季情绪更低落一些。”
我们继续交谈了大约45分钟，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和什么时候再见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我起身离开时，v医生说：“下次你来的时候不必等在外面，我们可以找个更安静的地方。”我知道她是想免去我被同事们认出的尴尬，但这正是我花几个小时告诉我的病人不要为此感到羞愧的事情。
“没关系，我待在外面挺好的。”
我很乐意在看目间电视节目时，和候诊室里的其他所有人一起，把音量调低。
也许我抑郁症的发作碰巧都发生在每学年开始的时候，以及随后工作量增加的时候。或者也许有下面这种与事实有关的、更科学的解释：即我与许多有抑郁情绪的人一样，觉得冬季时身处这种高纬度地区，缺少阳光让人无法忍受。我当时不知道答案……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子。大部分时间我都可以应付过去，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都挺健康，但是我的生命里有复发期，这时，世界似乎变得更黑暗、更充满敌意、更无情。我能确定我是一位抑郁症患者。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听过很多有关抑郁和绝望的故事，从那些与我分享他们的生活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尽管我对他们的经历能够感同身受，但是我一般不向他们透露自己的抑郁症病史。每当我自己还没有健康到可以治疗他人的时候，我寻求帮助，努力让自己先恢复正常。自己心理不健康的时候却试图去治疗他人，这是有悖于医德的。然而，我相信我患抑郁症的经历有助于使我成为一个更亲切和更善解人意的治疗师。心理医生比其他科医生患抑郁症的频率更高，抑郁症专家并不会对抑郁产生免疫，我也无法完全解释清楚这一切。
我所知道的是，当一个人初次被要求解释哪儿不对劲时，他们可能会觉得几乎不可能确切地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毛病。他们可能尚未找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在心中隐蔽处感受到的情感。他们可能对与他们病因有关的“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做”这些问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想法。他们的焦虑可能在行为上而不是在言语上表达出来，明白这些行为可能对他们或其他任何人而言太困难，他们的行为可以表现为易怒、愤怒或退缩。有时他们将拖延寻求帮助，直到他们处于发病危险期。这时很难向他们提问题。我最初的时候也挣扎过。
历史不是静态的，而是演变发展的，当历史被共享和复述时，它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在任何时候，我只确切地知道我此时此刻的感受。有时我努力去回忆一年前的感觉，以及我当时担心的是什么，但或者也许我现在应该主动去忘记。以下所述是我今天对自我的了解以及我相信会帮助到那些受到类似折磨的人。我已经学会在跟病人交谈时，不仅仅只“了解清楚他们的病史”，而是应该尝试着去倾听他们的故事。
这本书最初打算只写我自己，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书的内容逐渐超出了一个简单的自传：我尝试了解经历抑郁症的滋味。每一章中谈到的患者都是从我职业生涯中所熟知的病人中选取的。书中涉及的患者被改名换姓（有些人可能不希望成为别人故事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改编的，但都基于真实。我还得承认第十章中描述的那些所谓的事件，在我在那家医院工作期间，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不过，我个人的抑郁症之旅是完全真实的。重要的是，书中不仅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从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的人那里所了解到的情况。我的目标是帮助与我处境相同的其他人更好地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并更有效地应对抑郁症——这两者是战胜抑郁症必不可少的法宝。
由英国琳达·加斯克所著、秦燕萍翻译的这本书《沉默的另一端》是一位心理医生走出抑郁症的回忆录。心理医生琳达·加斯克花了一生尝试修补他人的灵魂，同时也与自己的抑郁症对抗。她精心撰写这本书，并以温暖和诚实的态度告诉我们．她与她的患者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抑郁症来源，如脆弱性、恐惧、失落、孤独、依赖和悲伤等；她告诉人们不必为抑郁症感到羞愧．并提供了有效的控制方法。描写细腻，情节感人，充满人情昧和正能量，为遭受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亲人提供了希望和帮助。
由英国琳达·加斯克所著、秦燕萍翻译的这本书《沉默的另一端》揭露抑郁症的各种来源，学会处置我们内心的脆弱、恐惧、孤独和迷失。即使无法跨越心中的障碍，也不必活在深渊的边缘。
本书是一位心理医生走出抑郁症的回忆录。作者琳达·加斯克是个专业的心理医生，但同时自己也患有忧郁症，抑郁症困扰了她整个成年人生。现在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抑郁，并她把自己走过抑郁症的经历写成了这本书。在书中她理智又感性地描述了她经历抑郁症的过程，帮助和她有相同境遇的人们去更好地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着什么，并且更有效率地去应对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