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里注定写小说
问：你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刚发表就引起文坛关注，后来还获了《小说选刊》组织的全国性文学奖。我就是读了这部中篇小说开始关注你的。当时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停办了，而鲁迅文学奖尚未创立。所以，这篇小说获奖的意义并不亚于鲁迅文学奖。你能谈谈这篇小说吗？
答：不能这么看，毕竟它获的不是鲁迅文学奖。事隔十八年之后，我因中篇小说《漫水》才获得鲁迅文学奖。
《秋风庭院》写的是所谓“官场人生”，即官场中人的特殊生存方式与生存处境。主人公地委书记陶凡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官声不错。他想在官场独善其身，可他一旦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独善其身的能力和条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外在条件的缺乏，更由于漫长的官场生涯，不知不觉间将他作为正常人的“人性”慢慢侵蚀，慢慢淘空，剩下的只有“官性”。一旦他作为“官”的身份不复存在，他已是一具“空心人”了。即使有一方故土可以让陶凡游子回乡，他也不可能有那种归隐后的宁静和满足。
这是我们中国当代许多官员退下来后都面临的问题。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中国封建时代许多官员致仕之后，却能够安然归隐田园，重新拾回被官宦生涯中断的田园生涯呢？我想这是社会形态变化使然。清代规定，不论京官、外官，休致之后必须在五个月之内回原籍，不得在京城或外地任所定居。当代中国最大的特征是活生生扯断了以前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传统的血肉联系。乡愁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并不仅仅是故乡这一意义，更是人性内在的一种田园回归，自然回归。而现在，人们已经无家可归，也找不到归家之路了。这种“官性”对“人性”的暗中淘空与置换，现代社会对人们故乡之路的剥夺，是我这篇小说里最悲凉的东西，也是官场人生里最可悲悯的东西。
实际上，我的这种悲悯不仅施于像陶凡这样的所谓的“好官”身上，更施于投身于官场生涯的每个人。应该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一曲官场的“人性悲歌”，这也是我认为自己的小说相对于其他人的官场题材小说所具有的独特之处。
孟繁华先生对我的小说有过这样的评价：“王跃文的小说不同，在世俗欲望日渐膨胀并在官场过之不及的现实生活中，在权力争夺与情欲宣泄高潮迭起的丑恶出演中，在卑微沮丧踌躇满志惴惴不安小心谨慎颐指气使的官场众生相中，作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或兴致盎然的看客，也不是一个投其所好献媚市场的无聊写手。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写作中，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我觉得，“悲凉”这两个字可能更接近我这类作品的底色。创作《秋风庭院》之后，我在六年问发表了另外五个同这篇小说故事关联的中篇小说，结在一起就是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o
问：通常读者会注意你《国画》等长篇小说，你的中短篇小说的分量其实也很重的。短篇小说《桂爷》的主人公桂爷是一个为村民服务了几十年的老村长，新村长大发接任后一直想把他弄成吃五保的，因为他无儿无女。可是吃五保有指标，村里只有死了老五保户四喜，桂爷才能顶上。这样就产生了戏谑和扭曲。桂爷原本不想吃五保，但想着吃五保能减轻大发的负担，便同意大发替他去办个指标。可四喜总是不死，还经常气桂爷。后来，大发没办法只好造了一个假的红本本，准备自己出钱供应桂爷吃五保。但是他去送红本本时，发现桂爷已悬梁自尽了。小说戛然而止。这篇小说手法有些夸张和讽刺，具有很强的寓言特质。作品很短，却令人震撼。
答：这个短篇小说的寓言特质确实很鲜明。我试图用低调冷峻而又略带微讽的笔触，叙写出当下农村日常生活景况中某些荒诞和黑色幽默。桂爷曾经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的精神支柱的最低底线是“不求人”“不拖累人”。但是，置身于生存的沉重压力之下，置身于当下农村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环境中，最终他只能为了他的精神尊严，放弃自己的生命。桂爷的遭遇看起来是极不合理无比荒谬的，然而这又是当下农村中的一种真实处境。这个小说的故事框架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几乎是某个时期中国农村现实的再现。现实的荒诞无处不在。P3-5
今年清明，我照例回乡挂青。那些埋在黄土里的先人，我只见过奶奶。我自小是奶奶带的，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那年，我十三岁。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正从学校回家，听村里的人说：你奶奶死了。我吓得喉咙立马干了，在田埂上飞跑。田野虫蛾狂舞，打在脸上生痛。回到家里，空中弥漫着鞭炮和纸钱的烟尘，奶奶已躺在棺木里，棺材盖还没有合上。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凉凉的。
乡下的丧礼要图热闹，当时唱老戏是禁止的，村里安排了文艺演出。一个小节目，故事是一个叫地老鼠的地主，偷生产队的粮食，被女红小兵抓住了。红小兵端着木头削的梭镖不停地刺向地主，反复唱着一句唱词：地老鼠，大坏蛋！我听着很生气，因为我爷爷的诨名就叫老鼠。乡下人都有诨名，平辈间通常不喊大名，多以诨名相称。乡下人不能容忍别人喊自己长辈的名讳，而让人喊自己长辈的诨名简直就是侮辱了。母亲和亲戚们都在哭丧，帮忙的乡亲们只是看热闹，没谁在意正在地场坪演出的小节目。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荒诞的葬礼我时常都会想起。我爷爷和爷爷的兄弟们，我都没见过。爷爷五兄弟都穷得精光，只有我亲爷爷娶妻成家，养了一个独子，我的父亲。爷爷的兄弟们都是我父亲养老送终，他们的坟也都埋在村庄对面的太平堖上。清明上坟那天，我站在田垄上环顾四野，满眼皆是挂了白的黄土堆。我想起朱自清的“千山一霎头都白”，不知道先生当年清明还乡是何心境？他在外教书，也写写文章。他想过自己手头做的事，同那些故去的先人，同那些活着的父老乡亲，到底有多少关系？
那几天，我谢却所有酬应整理书稿。四月的乡村略有清寒，麻雀在窗外叫得纷乱。我偶尔出门同邻舍说说话，听他们讲讲家长里短。我家对面屋里的男人叫胖子，长我几岁。我从未见他胖过，似乎还越来越干瘦了。我听妈妈说，当年过苦日子，他一岁多，外婆接去住了半年，回来就被人喊作胖子。他外婆家在大山里，五谷杂粮多。他回家时脸上稍有些血色，村里人就都讲他胖了。
我脑子里关于乡村的故事，有自己亲眼目睹的，但大多都是这么听来的。我知道的村里有名望的老辈人，只有一位伯父辈的，两位爷爷辈的。那位伯父辈的叫王楚伟，两位爷爷辈的，一位大名王禹夫，一位大名王悠然。我自小听奶奶说，解放前村里人并不知道王楚伟在外干什么事，他在乡亲们眼里只是一位在长沙读书的富家子弟，回村见了乡亲们很讲究尊卑上下。1949年以后，村里人才听说他是溆浦县第二任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1927年5月，溆浦发生“敬日事变”，县委书记及其同志全部被害。白色恐怖的血腥还在空中弥漫，在长沙求学的年轻共产党员王楚伟回到家乡，重新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二十二年之后，王楚伟组建了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军进入溆浦。王楚伟应是很能鼓动的，他的堂叔王悠然是县自卫队队长，居然拉着队伍听从他的号令。王禹夫是村里田地最多的大户人家，毕业于黄埔军校，回乡后投身教育。村里小学就是王禹夫捐地倡建的，他亲自撰写碑文以抗日图强阐明教育之宗旨。王楚伟组建革命武装的发起会议，就是在王禹夫的大窨子屋里召开的。解放后，这三位前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地主。王楚伟和王悠然贫病终老，王禹夫经受无数次揪斗后上吊自杀。
我的中篇小说《漫水》，所取素材都是村里的事，就连地名都是真实的。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脑子里全装着村里过去的人和事。我自小听说，土改时马上就要分田分地了，我家还欠着王禹夫家三升米。很多人家欠财主的账都不想再还，我奶奶却在夜里偷偷跑去把米还了。奶奶说，欠的就是欠的，借账是要还的。多年后，这件事常被人说起，有人笑话我奶奶胆小怕事。那些乡亲，有对王禹夫他们拳脚相加的，也有对他们暗自同情的，更多却是围着看热闹的。如今，喧嚣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乡亲们谈起王禹夫、王楚伟、王悠然，都说他们是大善人。
村里看过我小说的，只有我的父母兄弟，和几位在外教书的老师。别的乡亲们只说我做事轻松，动动笔头子就赚钱养家了，命好。我的文学，与他们也许确实是没有意义的。
《王跃文文学回忆录(精)》收录了中国著名作家王跃文关于文学创作的反思以及在文学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既有对现实的关怀，也有对历史的省思、对原乡故土的深情回望。体裁有对话，有回忆，有随笔，有创作谈和序跋等，是一部沉甸甸的“文学回忆录”。30年创作心路历程，在本书中一览无遗。
《王跃文文学回忆录(精)》是收录了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关于文学创作的反思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体裁涵盖回忆性的随笔杂文、创作谈、访谈、序跋等等。其回忆既有对历史长河的人文发现，也有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本书是收录了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关于文学创作的反思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体裁涵盖回忆性的随笔杂文、创作谈、访谈、序跋等等。其回忆既有对历史长河的人文发现，也有对故乡的深情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