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社会热点，发扬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写出震惊世界的对日索赔！

关捷的这本《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记录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热门人选，被称为“当代民族英雄”

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长达25年的独自抗战。

真正能够制裁日本的，不是热血的民族主义；

正义的伸张，要用理性与法理与邪恶针锋相对！

他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被称为“当代民族英雄”；2015年2月，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的名字叫童增。

关捷的这本《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讲述了童增如何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进行了长达25年的独自抗战。他写出震惊世界的对日索赔万言书；为二战期间的“慰安妇”调查取证历尽千难万险；公布原子弹受害劳工的遭遇和细菌部队的累累罪行；代理潘家峪惨案；致信安南反对日本入常；致信天皇索要被掠国宝；在美英两大报刊登保钓广告；敦促安倍向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谢罪；组织日本律师军团提起诉讼，向日索赔……虽经百折千难，童增亦无私无怨，他以他的理性与坚持，对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童增根据国际法的有关法律为二战受害幸存者伸张正义，使日本承担应有的罪责，他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如何理性面对历史，如何创建未来，并向世人证明天道从来都在！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血泪，关于尊严的作品。

序言

1.爱国名门走来坚定的爱国者

2.震惊世界的对日索赔万言书

3.张学良拒绝后数十万民众签名

4.全国范围取证索赔拉开大幕

5.调查“慰安妇”千难万险也要查

6.中国“慰安妇”第一证人站出来

7.中国最悲惨的“慰安妇”袁竹林

8.公布原子弹受害劳工的遭遇

9.受尽苦难的劳工纷纷站出来

10.毛骨悚然细菌部队累累罪行

11.只为正义日本律师组成军团

12.代理震惊世界的潘家峪惨案

13.诉讼由国外到国内终胜一次

14.世界奇案四代诉讼悬而未决

15.致信安南坚决反对日本入常

16.致信天皇坚决索要被掠国宝

17.在美英两大报刊登保钓广告

18.敦促安倍向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谢罪

19.诺奖提名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20.二十五载征战日本大事年表

21.跋

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一个小男孩儿，面对家族里一张张严肃的面孑L，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忽闪着，聆听那些族训——“你是中国人，你要爱我们的国家。”即使飞走了半个世纪，到了今天，童增的眼前还会经常浮现出这样一幕。

童增的一腔爱国热血源远流长，童增所以是童增，出自神奇的必然。换句话来说，童增只能是童增。

童增，出身爱国名门之家。曾祖父那一辈有好多人参加了辛亥革命，其中三人直接参加了武昌起义。童云程，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少将参军。童苍皋，是董必武的老师和革命引路人。童增的曾祖童伯超，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举人，辛亥革命后，当选湖北首届议会议员。

童增的爷爷童传钧，是湖北黄陂人，武汉商科学校毕业。与王明和翦伯赞是同学，当年，翦伯赞去美国时，爷爷还给他资助了盘缠。

爷爷在武汉中学时书法竞赛第一名，他熟读历史。当时武汉仅有两套二十四史：一套由国家保管，另一套就是由爷爷家族拥有，分别装在12个半身高的小书柜里。

当时，蒋介石秘书杨永泰推荐爷爷去行政院工作，在财政部审计署任主任，行政级别为简任八级，相当于武官少将军衔。那时候，蒋经国是财政部的秘书。

1948年，爷爷为蒋经国在南京的“打老虎”事件提供名单，所以得罪了一些权贵。特别是蒋经国将财政部主任秘书枪毙之后，爷爷遭到更多人的忌恨；后来蒋经国打老虎打不下去了，爷爷在国民党政府里的处境就更困难了。有一次，在重庆饭店吃饭时，爷爷被国民党的同僚追打，童增的大伯和爸爸很勇敢，他们用餐具狠狠回击。

爷爷是个廉洁的清官，不喜欢国民党的腐败作风，他担心被报复，1949年，他就没有去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被安排在军政府工作，爷爷多次要求参加审计工作。可是，当时的南下干部认为，共产党不需要审计工作。爷爷就给自己的弟弟童陆生写信，这封信被转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得到的批复是没有历史问题。收到回复信件时，爷爷就把信件上交军管会，于是，他得到一份重庆商业局会计的工作，一直到退休。

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因为得到周恩来的高看，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童增10岁以前，基本上是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的。那时候，每到夜晚，他都要和邻居的大人小孩儿一起围坐在祖父身旁，听老人家讲历史，讲岳飞、文天祥、顾炎武那些爱国的故事。星光下的大院子里，豪情向四周荡漾开去。

这是个不同凡响的优秀家族。

有个爷爷自己的故事，给童增的印象特别深。20世纪50年代，当时是国家困难时期。爷爷响应号召买了好多的国债，到了60年代，当爷爷兑换国债的时候，面对童增瞪大的双眼，老人家对他讲：“国家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出力，这国家是我们的。”年幼的童增若有所思地点头，家国意识悄悄地在心底萌动起来，就像青草的尖儿悄悄钻出地面那样。

童增的父亲童强蒙，早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后来在重庆通用机器厂做高级工程师。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爱国主义家教是童家孩子们的必修课。大约在童增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对他说：“我永远忘不了1938年、1939年日本飞机对中国的狂轰滥炸。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们家从湖北逃到了衡阳，然后又逃到了桂林、南京，最后一路辗转才来到重庆。记得在武汉的时候，飞机来了，我和家人跑散了，我抱着头躲在小坑里，才没被炸死。站起来一看，旁边是两个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次大轰炸后，又来了几次大的轰炸，我家的房子都被炸了，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那时在重庆，防空警报很多，拉响时我们就躲进防空洞，不晓得怎么回事，日本人对每个防空洞口都很熟悉，我和家人躲日本的飞机时间久了，就积累出一些经验来了，后来就往山上跑，这样才避开了大隧道里的那次惨案。儿子，你一定要做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强大了，我们中国就强大了。”

为了让孩子们对日军的罪行有深刻的记忆，父亲经常带领童增和他的兄弟去凭吊重庆大轰炸的遗址，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那些地方，小童增看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页码。

罪证——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11月12日，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随后陷入危机。8天以后，国民党政府从11月20日这一天开始，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P4-6

今天，2015年7月2日，长篇报告文学《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完成初稿。5月14日，我从鲁迅文学院学习回来，5月16日动笔，到昨天，正好一个月又16天。今天早上，传给主人公童增先生审阅。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我以此书，表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的严正态度。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血泪、关于尊严、关于英勇不屈抗争的作品。

我书写童增，怀着满腔的敬畏。

这是位有25年抗战传奇的民族英雄。他再现了大量血淋淋的案件，那些血流飘杵的惨案，那些人头，那些肢体，那些被做了细菌试验的男人，那些被强奸剖腹的女人，那些被挑在刺刀尖上的胎儿，那些被变成现代奴隶的劳工，那些屠城，那些屠村……那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页码，那比地狱还地狱的人间活地狱。童增，正是为了这些才拍案而起，踏上一条征讨的长征路。

令人不能不提高警惕的是，历史还没有走远，一切都还没有完，一切都还要卷土重来，在我们善良的同时，在我们宽容的同时，在我们诚心诚意建设友好的同时，日本右翼分子的猖狂日甚一日，他们一次又一次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修改教科书，甚至把自己在“二战”中的战犯嘴脸换成受害者面孑L，变本加厉地美化侵略历史。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坛疯狂向右转，不仅大搞历史修正主义，为右翼翻案，祭拜侵略日军，首相安倍晋三更是向“二战”甲级战犯发悼文。还有，就在本书快结稿的时候，6月29日，那天媒体爆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初在和各媒体负责人的饭局上酒后吐真言，放言称：“安保法案就是冲着南海上的中国。所以说做(指通过安保法案)，就一定要做。”我们常讲勿忘国耻，但重要的不只是记住，更是要遏制历史重演。

日本，在侵华期间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大量地屠杀施暴平民，战后，无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拒不认罪。这是个什么国家，它在亚洲和世界曾经扮演什么角色，它还将扮演什么角色？童增，也正是为了这些才拍案而起，踏上一条征讨的长征路。

25年来，大智大勇的童增据理力争，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创建现实、创建未来。他的壮举既是理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他以自己和全体战友的勇敢与坚韧不拔向世人证明并且呐喊，天道从来都在，天道就在高天之上，必须还我天道。

童增，25年前一个刚刚毕业的北大研究生，被分配在国家机关工作。他本来可以有平静的生活，他可以高升，可以出国，也可以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就像他那些同学。一个北大的硕士生，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上帝的宠儿。然而，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文阅读，即对《欧洲重提战争赔偿》一文的阅读，点燃了在他胸中培育了多年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对日索赔的伟大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不是为他自己索赔，而是为千千万万受到日军侵害的人索赔。调查取证，提起诉讼，他一千就是25年，从35岁到60岁，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为此，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前途，他受尽了委屈和刁难，甚至是日本右翼分子的纠缠与恐吓。

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没有妥协，他领着那些劳工，那些“慰安妇”，那些细菌战的受害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漂洋过海去日本打官司。他给天皇写信，他给安南写信，他给潘基文写信，他筹资救助那些贫病交加的被害人。每当日本右翼发动反华动作，他都是民间第一个站起来回应的人。童增，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一个好样的中国人。理想的正义是坚定的，大有希望的。

正是因为如此，2015年3月，诺贝尔评委会说：“童增先生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他们在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的同时，奖励他为世界和平做出的伟大贡献。

童增，我们中国的铜像，巍然屹立的铜像。

2015年7月2日

跋

认识童增已久。最近，各大媒体和网络纷纷报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获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闻知此事，颇有些欣喜和不敢相信，但事实终究是事实。童增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民问对日索赔事业，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虽经百折千难，亦无私无怨，令人感动由衷。现在他欣获诺奖提名，细细想来，无非实至名归而已。

童增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奠基人。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的理论和推动都源于这个名叫童增的年轻人。

在曾经是“二战”亚洲主要战场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惨遭屠戮、身受磨难，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冤屈成为“不能提及”的隐情。更何况要跨国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这是一般中国普通民众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们只能把苦痛留在心里，暗自啜泣。这时候，童增成了为他们打开心灵之窗的人。

1990年，童增受一则《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消息启发，率先提出并发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他援引《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充分论证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日战争索赔的全新概念，并根据国际惯例，比照其他一些国家的赔偿数额计算出来，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约3000亿美元。其中民间受害赔偿约为1800亿美元。

童增认为，1972年，我国同日本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指放弃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和约支付的赔款，它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只能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战败国政府应支付的款项。

童增说，二次大战后，美国、英国、苏联、韩国与日本签订的和约，都是宣布放弃了国家和个人的赔偿要求，唯独中国于1972年签署的《中日友好联合声明》，只是放弃了国家赔偿，而保留了民间个人对日受害索赔的权利。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开辟了通道，为民间对日索赔预留了空间。它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

童增以此为课题进行研究，写成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后被人称为“万言书”)。他在文中，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从理论上提出并解决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他的神来之笔，“偷”来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火种，照亮了那些一直默默自我舔舐伤痛，却不知如何伸张权益的“二战”受害者们快要终老的心路前程，亦让今天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声威浩大，势成燎原。

童增是和平时期的民族英雄。“原来我们还有对日索赔的权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理论的提出，让那些一直求索无门的“二战”受害者，看到了久违的光明。很多老人瞬时情感决堤，喜不自胜，泪湿衣襟。

“童增，我要找到他”，一时间，那些“二战”受害者不顾年迈体弱，千里跋涉，远上北京，就为见童增一面，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而一些不能成行的就写信。雪花般的信件从全国飞向北京，其中很多没有收信地址，只写着“北京童增收”。童增这个名字，一时成了众多“二战”中国受害老人的精神寄托。

同胞们那些活生生的受害事实，强烈地震撼着童增的心灵。为了让中国民问对日索赔得到政府的支持，童增找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希望他们联名提出议案。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正式列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七号议案。2014年，20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全国人大立法支持民间对日诉讼。这一年，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提案要求“把民间对日索赔纳人对日斗争大战略”。

1995年，为了正式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诉讼，童增与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签署协议，拉开了“二战”中国受害者在日诉讼的序幕。

2005年，由于日本政府否认侵略历史和从中设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屡屡败诉，童增开始寻求将对日索赔诉讼转移国内；2006年，童增在北京成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以期整合全国的对日索赔力量，并推动国内诉讼。2014年，“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重要转折。

今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童增表示一定要让日本为他们的战争罪恶付出应有的代价。

25年来，童增毁家纾难，青春耗光，花甲将近，历尽风霜雨雪，遍尝世间磨难。好多“二战”受害老人感恩于他的无私付出，尊称他“民族英雄”，童增不接受这样的尊称，笑答：“和平时期，还是不要这样称呼。”但他“民族英雄”的称谓却不胫而走。

童增是“时刻不忘战争”的和平卫士。推动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一路走来，童增如今已是一个“二战”中国史的专家。有人说，他天天想的、说的都是战争、受害、赔偿，看到他，就能让人想起那些血淋淋的战争杀戮。这样一个“时刻不忘战争的人”，怎么就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了呢？

其实，童增早就有中国“新时期和平卫士”的称号，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

“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这是“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的名言。童增认为，这句话的中文简译就是：只有牢记历史，才会珍爱和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意义正是如此。

他说，“如果我们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日本篡改历史”。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尽管屡诉屡败，但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诉讼和宣传，让更多的中日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正确认知历史，只有了解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才有长久的和平。

“日本应向德国学习”，童增经常对来采访他的日本记者说，“德国总理跪下了，但德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德国在对待侵略历史上的诚恳态度，让其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屡次做出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伤害中国乃至亚洲人民情感的事情。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煽动和反宣传下，广大日本民众不能了解历史真相，对华好感越来越少，历史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友好的羁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的屡屡败诉，就是日本政府对“二战”所犯战争罪行没有正确认识，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法庭不能公正判决的结果。

面对日本右翼的不断叫嚣、挑衅和军国主义的公然复活，童增表示，“日本今天的张狂，缘于当年的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应该时刻警醒，有所行为，否则，就会再受甲午之辱，南京之痛”。而日本政府，也只有正确对待侵略历史，合理解决民间对日索赔问题，才能获得中日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亦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童增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要求“二战”加害国和加害企业，承担应有的罪责，以惩为戒，永息干戈，长享和平。今日想来，他的中国民问对日索赔之理论及行动，无不透着追求和平之宗旨和要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童增从未想当什么“英雄”，他却成了千百万人景仰尊崇的“民族英雄”；童增更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行的控诉，却震聩了全球。在军国主义正蠢蠢欲动、战火仍时时缭绕的今天，我们难道不正需要更多像童增这样敢于向“恶魔”抗争的人吗？这或许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童增的缘由和意义吧！

吴竞韬2015年4月1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