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当头儿的一定是秃头，而且还长着大肚子。可是我舅舅不同，他既不秃头，也没有大肚子，所以当你见到他时，并不会马上想到他是位大领导，而且在市中心还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是“行政兼财务主任”。听波利娜妈妈说，行政兼财务主任是负责保管公司所有钱的人，而且权力很大，他可以决定“你，被录用了！”“你，没被录用！”“你，卷铺盖回家吧！”
勒内舅舅在法国“西非公司”上班，这是黑角市里独一无二的汽车销售公司。他家有电话和电视机。但波利娜妈妈觉得，这些东西太贵了，又没什么用，以前没有这些活得比现在还好。想打电话可以去格朗大市场的邮局，干嘛还要在家里装电话呢？新闻可以在广播里听，干吗还要买电视机？况且我们还可以跟格朗大市场上卖收音机的黎巴嫩人讨价还价。如果是公务员，或者像我舅舅做行政兼财务主任，买东西还可以分期付款。
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勒内舅舅非常厉害，甚至比圣若望．鲍思高教堂祷告时我们崇拜的上帝还厉害。没有人见过上帝，但面对上帝的威严，大家还是很害怕的，似乎上帝可以训斥或惩罚我们，但实际上，上帝住得很远，远到任何波音飞机都不能到达。如果想和“他”说话，就必须去教堂，再由神父将我们的信息传达给“他”。上帝在苍天之上，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他只要有一点点时间，都会阅读我们的信息。
可是勒内舅舅坚决反对去教堂，而且每次都对母亲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波利娜妈妈跟我解释说，如果有人说你是“人民的鸦片”，你必须马上教训他，因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勒内舅舅绝不是一时兴起才使用“鸦片”这种词的。从这以后，每次我做了傻事，波利娜妈妈就说我是“人民的鸦片”。我也一样，在操场玩耍时，要是有同学真把我惹火了，我就说他们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还会为这句话大打出手。
舅舅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一般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很简朴，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热水，没有空调，也不会像勒内舅舅那样半年就换新汽车。但现在我算明白了，共产主义者也可以很有钱。
我觉得，舅舅之所以对我们很严厉，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在社会秩序上不会开半点玩笑，这是因为，资本家偷掠了可怜的“天下囚犯”的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如果资本家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躲起来独吞生产成果，不与劳动者对半分，那些可怜的“天下囚犯”又如何靠劳动继续生存呢？
我舅舅一旦发火，都是冲资本家开炮，而不是冲应该团结战斗、即将投入最后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火。这也是公立学校政治课上老师给我们讲的东西。例如，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刚果的未来，正是有了我们，资本主义在即将带来的最后的斗争中才不会获胜。我们是国民运动的先锋队。我们这些孩子现在是国民运动先锋队的成员，将来会成为刚果劳动党党员，甚至我们中间会诞生未来的共和国总统，领导刚果劳动党。
现在，我米歇尔在用舅舅的口吻说话。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其实我不是。这都因为舅舅，他经常说些稀奇古怪或者很复杂的词，什么“资本”、“利润”、“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主义”、“物质基础”、“上层建筑”、“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等等。时间久了，虽然我经常弄混，也不总明白这些词的含义，但我却不知不觉记住了。例如，当他说“天下囚犯”时，实际上是指饥寒交迫的人，是资本家不让他们吃饱，第二天还依然让他们劳作的那些人。因此，如果饥寒交迫的人想要赢得与资本家的斗争，就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做天下的主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来解救自己。否则，他们只能逆来顺受，永远挨饿，永远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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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的杯子》2005年付梓，这部小说一问世便成为法语文学界大事件，也令阿兰·马邦库的名字为大众所知。谨慎而言，这部小说在法语界的影响堪比尼日利亚作家萨罗·维瓦的《索扎男孩》在英语文学界的影响。谨慎而言，这是因为马邦库的作品使用的是古典法语，但成功糅合了克里奥尔语以及非洲当地法语，就像萨罗·维瓦作品中所用的“洋泾浜”英语，他的作品保持并完美维系着与纯正英语的关系。正如诸多在新非洲现实影响下催生的小说——例如科特迪瓦作家阿玛杜·库鲁玛的《等待野兽投票》，抑或尼日利亚作家阿摩斯·图图欧拉著名的《棕榈酒醉汉》——马邦库的小说以特有的幽默深度挖掘了非洲独立期间或独立初期年轻一代成长环境中的讽刺故事。其作品批判性和大众性的交融共生使“打碎的杯子”的预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该作品中，这些预言的发生地“威信扫地酒吧”的名字也颇具塞利纳式的意味。贝尔纳·比沃对此作品赞扬说，“丰富旷达、感情洋溢、有家长里短式的念叨、振聋发聩、淋漓尽致的幽默”。这部作品向普罗大众展现的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自从马邦库出版个人早期几部诗集及小说，如1998年的《蓝-白-红》、2002年的《维钦托利的黑人子孙们》，他就背负着一段历史，一份过往和文学环境，也向世人承诺了一个未来。
《明天，我二十岁》这部作品便是对这一承诺的践行。这部小说，或可称为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记叙文，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叫米歇尔的孩子的灵魂深处。米歇尔，生于、长于、受教于这片和作者本人几乎同龄的非洲。彼时的非洲社会，夹杂于昔日殖民时代的旧梦和追寻自由的新希望中，或者更确切的说，夹杂于祖先的道德和日常现实的厚颜无耻之中，在这片混沌之中一切都正在经历着更新、再更新、再重塑。对这片真实的非洲——此非洲绝非二十世纪探险家们充满异域风情的记叙，亦无涉泛非主义精神领袖们充满哲学深度的猜想——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另外几部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如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或是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著名的《在阿凯的童年时光》，其中皆有和米歇尔差不多年纪的小男孩出场。
阿兰·马邦库通过一个孩子纯真而充满期待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世界，而吸引我们、另我们震撼的是，他眼中看到的自己家庭圈子背后折射出的后殖民时代整个社会的狂躁和矛盾：披上马克思主义斗争外衣的贪婪的资本主义、整天说教的富人们的贪婪或是对“天下囚徒”神话的荒谬的眷恋。这样一个刚果-布拉柴维尔，在他笔下，一会变成“越果”，首都叫“马巴布维尔”；一会变成《打碎的杯子》中的三佰区；或者是健谈的主人公莫其所在的黑角；甚至进入《豪猪回忆录》，成为一片在记忆里长满巨大猴面包树的泽国。
这个充斥着暴君的国度亦是一个充斥着政治暴君、部长、总统和不朽者的国度，在主人公小米歇尔眼中，他自身的家庭即是这个国度稍显夸张的映射。他的日常生活是一部充满背叛和交易的戏，也是一个幽默作家最爱的舞台。马邦库善于和我们分享生活的喧嚣，分享嘲弄、滑稽，分享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力量，分享一个孩子发现自己母亲的背叛之后的痛苦，分享他对两位未能出世的姐姐——“我的星星姐姐”和“我的无名姐姐”——的思念，也有对成为自己初恋的玩伴卡罗琳的温存。在平凡生活的喧哗声中，每个瞬间，每句话都至关重要，却同时又无关紧要——正如摘掉挂在墙上的雨果肖像的勒内舅舅的愤怒，他摘雨果像是因为他发现这位享有盛誉的作家曾讲过如下这段具有决定意义的话（就如同现代人一样断章取义）：“非洲大陆是块怎样的一片土地！亚洲有它自己的历史，美洲有，澳洲也有，唯独非洲没有。”
米歇尔，马邦库小说的小主人公，生活在一场场无聊的冒险中——一场探索生活的冒险中，在那里，所有悲伤、所有情感和所有道路都通向成人世界。他眼中看到的不仅仅发生在刚果，也不限于非洲（即便这个混合型社会觉醒得更快）。这是成人们的真实世界，无时无刻的自私、不成熟，对他人无时无刻的嘲弄。就像世界上所有孩子一样——每个人都能想起科莱特小说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小女孩那双黑色的眼眸在观察父母互相掐架——小米歇尔在恶意、笑容和绝望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唯青春能洗刷过往的耻辱，能治愈未来的威胁。
我们相信，小说中的小米歇尔定能永远留驻在我们的记忆中，如同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登·考尔菲德、亦如雷让·杜拉姆《嗤之以鼻》中让人难以忘怀的米尔·米尔斯。
——J.M.G.勒·克莱齐奥
《明天我二十岁》作者阿兰·马邦库以朴实而具有魔力的文字风格，孩子般稚朴欢愉的口吻，从一个11岁少年的角度生动描摹了青春期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同时也生动反映了那个年代普通黑人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更兼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复杂而纷乱的时代背景。
阿兰·马邦库著的《明天我二十岁》讲述了70年代的刚果（布）适才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全国上下涌动着共产主义思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十一岁的主人公米歇尔用自己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纷繁的世界和身边的人间百态，在大酒店当接待员的慈祥继父、疼爱自己的亲生母亲、继父的另一个妻子和她与继父所生的几个兄弟姐妹、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富有的舅舅、惺惺相惜的挚友、带给自己青春期最初躁动的那个女孩……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就在这样的观察和经历中，十一岁的少年也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思索着所置身的世界，体会并憧憬着属于自己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