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振贤著的《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103师抗战纪实》介绍了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黔军中的103师在抗战中的风采和铮铮铁骨中的爱国情怀。第103师是由黔军王家烈部改编而成的部队。该师自1937年自参加淞沪会战以来,守江阴,保南京,死伤惨重;随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反攻,最后纳入远征军序列。1944年滇西反攻,于松山一役而名垂战史。本书作者历时2年多时间采访了许多103师的老兵和他们的后代,实地走访了103师足迹到过的地区,查阅了大量抗战史料,让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更加热爱无数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和今天的生活。
康振贤著的《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103师抗战纪实》以国民革命军第103师为主旨,详细叙述了该师从建立到发展壮大、历经数次内部变革、领导层数度易人、英勇抗战及最后被吞并的全过程,在装备极其落后、伤亡惨重、人员补给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能数度击溃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日军。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谱写了国民革命军的铁军风采和英勇善战的精神,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一章 抗战军兴 出师淞沪
黔中劲旅 中央杂牌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顺便消灭地方势力,统一中央政令。一方面派薛岳率国民党中央军紧追红军,一方面准备派黔人鄂豫皖行营秘书长李仲公(贵州贵阳人)、晏道刚人黔,拉拢分化王家烈部下,最终逼迫王家烈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和第25军军长职务,退出了贵州政治舞台。蒋介石经略西南,由此打开了突破口。
北伐战争后,西南军阀名义上归顺了南京中央政府,实则只是向国民党中央要饷扩军,中央政令难以贯彻。在贵州,王家烈把毛光翔赶下台后,通过与犹国才的争战,经“关岭”会议,达成妥协,坐稳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的交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长征,向湖南、贵州挺进。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深知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名,顺便消灭地方异己的实质,派代表来贵阳和王家烈协商“会剿”办法,目的是堵截红军,拒绝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境。李、白的代表张蕴良(贵州三穗人)说,滇、黔、桂三省出兵,在湘桂边境黄沙河一带防堵,压迫红军主力向湖北秭归、巴东方面渡江北上,以免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得逞。随即,广西派第7军军长廖磊率部入黔,暗中支持王家烈。
1934年12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了李仲公,说:“现在中共的问题已大致解决了,为了抗战的准备,西南非常重要。川、滇两省我已着手布置,唯贵州王家烈人虽诚实,但不懂政治,并且纵任老婆万淑芬干政,四处招摇,弄得贵州太不像样子。我念他从北伐以来拥护中央不无劳绩,不想使他难堪。但为了西南大局,必须把贵州搞好。你同他友谊素深,所以请你到贵州去,劝他把省主席让出来,专带军队。你与志舟(龙云的号)、甫澄(刘湘的号)有相当的关系。王家烈去后,你接任贵州省主席,便于与川、滇两省合作。对你的安排,我已电知汪先生(行政院长汪精卫)了。”
1935年1月,李仲公满心欢喜由渝入黔,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报蒋,蒋随即下了一道手谕,委李仲公为“贵州省临时行政特派员”,在王家烈离职期间负责贵州省政,并发5万元临时行政经费。
3月21日,红军由川边古蔺回师,在太平渡四渡赤水,向贵阳进逼。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陈诚、晏道刚、陈布雷由渝飞黔,坐镇贵阳指挥,一面调集部队追剿红军,一面策划逼王家烈下台。
此时,王家烈处境非常困难。由于军费短绌已有半年未发军饷,军心浮动。加上红军人黔,地方人心思变;中央军赖着不走,政令难以通行。就连他本人回转贵阳,因无通行证也不得其门而人。堂堂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值此内外交困之际,已无力回天。 经李仲公威逼恐吓,王家烈答应交出省主席一职。但蒋介石并不放心,还要剥夺王家烈的第25军军长权,并把黔军调出贵州。于是,蒋派晏道刚到黔西、大定,摇唇鼓舌,封官许愿,策反王部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答应给何知重5万元,提升军长,给柏辉章3万元,解决军费,在该部队开到四川后交款。此时,刚好柏辉章所部营长令狐作宾(贵州桐梓人)带兵两个连到军部向王家烈闹饷,使王家烈面对何成浚、晏道刚十分难堪,难以应对。
薛岳率部到达贵阳后又断绝了王家烈的一切财政收入,使省府、军部职员,纷纷悬釜待炊。王家烈没有兵饷下发,便求助于晏道刚,晏便趁机说:“你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如何当军长?”王家烈在内外夹攻之下,恐发生意外,遂含泪向蒋介石上书,表示辞去第25军军长职务。王说:“我愿解除兵柄,为天下倡,个人出外游历。”蒋介石接到辞呈,立即批准,并在报上发表,调王家烈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随即电令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专机飞筑(贵阳的简称),接走王家烈。
王家烈离黔后,黔军第25军番号被撤销,被整编成五个师,调出黔省,纳人中央军序列。蒋介石调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顾祝同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李仲公使命完成另调他用。新任省主席吴忠信任命中统别动队队长肖树经为省警察局局长。肖树经借口搜查枪支,抄了王家烈的家,将蒋介石赠送给王的手枪搜走,还在王妻万淑芬身边抓走她的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押往老东门枪毙。万淑芬母子含泪逃往铜仁老家避难。
王家烈黔军第25军手下各师人列中央军序列,何知重黔军第1师被整编为103师,何知重任师长;柏辉章黔军第2师被整编为第102师,柏辉章任师长;犹国才黔军独立第1师被整编为121师,吴建平任师长;侯之担黔军教导师被整编为140师,沈久成任师长蒋在珍黔军第3师被整编为新编第8师,蒋在珍任师长,其余部队撤销。
其中,第103师师长何知重为黔中宿将,与贵州桐梓系开山鼻祖、第25军创建人周西成是同乡、同年、同窗、同事关系,在桐梓系的形成、第25军的壮大方面立过汗马功劳。何知重,名良权,别号是依,贵州省桐梓县新站区沤秧台村人。因幼年失父,全赖母亲张氏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培养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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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写黔军抗战题材已逾八年。其间已出版了《虎贲独立师》系列——《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纪实》《国民革命军第82师抗战纪实》《国民革命军第140师抗战纪实》以及《孤胆忠魂:罗启疆传》。个中甘苦,唯我自知。
黔军在中国抗战史上是一个空白,历来不受研究者重视,以致黔军抗战史迹不彰,为世人所轻视。笔者苦心孤诣致力于黔军抗战研究,就是想以大量史实材料再现黔军在抗日战场的轨迹,以纪念那些在国家危难时敢于挺身而出的黔军将士,让后人铭记他们的历史贡献。
1937年7月16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是反抗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卫国战争,他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
贵州地处西南,贫穷落后,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份,但爱国从不落于人后,九一八事变后,贵州即积极组训民众,开展对日作战准备,并以舆论为先导,在《贵州自治月刊》上开辟《反日专号》,积极宣传抗日。及至抗战军兴,身处大后方的贵州人民,在东南大半陷敌之时,不避牺牲,艰苦奋斗,踊跃当兵、纳粮、投工、捐款,在战时给予了国家兵、工、钱、粮四大要政的大力支持;尤其兵源输出,为全国人口比例数之最。
在抗日洪流之中,黔军将领带着家乡子弟,积极投身时代,效命疆场,驰骋南北,浴血东西,哪里有恶仗哪里就有贵州兵。他们冲锋打前阵,撤退打后卫,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黔军是抗日劲旅,又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地方部队看来,他是中央嫡系,但在中央军眼中,他却是嫡系中的杂牌,不唯军用物资紧缺,绝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所以被时人戏称为“草鞋兵”。生活上的困难,对于贵州人来说倒不是最重要的,但武器装备的落后,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拼搏,牺牲程度就可想而知。在战场上,连“汉阳造”步枪对黔军大多部队而言都算是精良装备,大部分士兵用的还是出黔时自产的“赤水造”,很多枪膛线都已磨平,子弹出膛就不知道会飘到哪里。手榴弹也是自产的“麻花”,火炮和机枪更是寥寥无几的奢侈品,但在最艰苦的战场,他们一样还个个奋勇争先。
在过去出版的抗战作品中,由于对黔军多是粗线条的笔触,处于杂牌地位的贵州草鞋兵在战场上的表现因此被省略,随着现在对微观战史研究的深入,贵州“草鞋兵”的抗战贡献才被日益挖掘出来。
第103师前身为黔军桐梓系班底,为周西成创建,其主官分别为毛光翔、王家烈、何知重,一直以来就是黔中劲旅。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入黔,整编了贵州部队,该师入列国民党中央军序列,改番号为第103师,师长仍为桐梓人何知重担任。
整编入列中央军后,第103师奉命调往四川石柱县整训,归重庆行营指挥,继而奉调麻城与红军高敬亭部作战。但是,黔军出黔,犹如无根之木,全面抗战未启时就面临被吞并的命运,幸得何应钦的帮助,这支部队才得以幸存。
抗战全面爆发后,第103师请缨参战,一直身处主战场,承担攻守的重要任务。他们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驰骋疆场,势若虎贲,以较大的牺牲,书写了该师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块硕大的丰碑。
为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1941年何知重将军在贵阳三桥出资建造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并配套旅店、饭馆,供后人前来致祭、瞻仰,以致贵州人民抗战的血肉丰碑,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有着黔军血统正脉的第103师,是黔军中被中央化最深的部队,何知重去职后一直为黄埔系(何绍周、熊绶春)把控,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一直处在夹缝中生存,并不断改变从属,在战场上到处找“婆婆”,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松山攻击战等。师长也不断更换,先后由何知重、戴之奇(代)、何绍周、熊绶春等担任。从第三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到滇西入列远征军序列,不断转换战场,最后赢得抗战胜利。这支屡建奇勋的抗日部队,1949年在三水接受了解放军的和平整编,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本书引用资料及图片或来源于公开出版物,或来源于当事人手稿,以及笔者采访所得。经过对资料的甄选和排比,形成了一个个证据逻辑链,对许多未经求证的传说,本书原则上均不予采用,在此,诚挚地感谢被引用的作者和出版机构以及积极提供资料的第103师后代。
在尚未完成全书写作时,笔者曾将部分书稿发送了一些不同专业和层次的朋友阅读,是他们及时反馈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以完成全书。
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中山市诚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骆科云先生、中山市澳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炫谟先生的热心帮助,才使全书得以顺利完成并付梓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戚厚杰老师于百忙之中为本书校阅,提出宝贵意见,并为本书作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贵州省民革、贵州黄埔同学会、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黔南州委宣传部、贵州省遵义市政协文史委、贵州省贵阳市档案馆、贵州省遵义市档案馆、贵州省都匀市档案馆、贵州省仁怀市档案馆、贵州省桐梓县档案馆、贵州省赤水县档案馆、贵州省镇远县档案馆、贵州省瓮安县档案馆、贵州省兴义市何应钦故居纪念馆、南京市民间抗战博物馆提供了资料或给予档案查阅的便利;中山市众信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先洪在百忙之中,开车送我深入贵州腹地采访老兵,在此特别感谢。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加之视野所限,难免挂一漏万和错讹,祈为引玉之砖,敬希读者指正!
谨以此书作为一座纸上的纪念塔,让后人永远铭记那些在国家危难时舍身抗敌的英雄!
抗日英雄永垂不朽!
写完书稿,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这后记该怎么写!不要说一千多人的名单,两百多参战将士的照片(未能全部用上),若干年的资料准备,一年多熬更守夜的整理写作,真是成如容易却艰辛。
写抗战之难,难在他既是历史又未完全沉淀;说他是社会学的范畴,但历史的属性又不可能无视,所以下笔若以纯史家之笔,难矣!写正面战场更难,难在很多人还在避讳,得不到社会的全面支持,所以纯民间视角仍有道不尽的辛酸。为此要完成一本书,迈开双腿是主要的工作,其困难程度超乎常人想象。
自从事这项工作以来,笔者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有些省份还到过了每一个地区,光贵州一省就深入了七十多个县市。每到一处就到档案馆、图书馆寻资料,找老兵访谈,也会拿着地图到当年的战地进行比对,体验当年的陈兵布阵,以及交战攻守的状态。其间,车马劳顿,费时、费力、费钱,没有毅力是难以支持的。但笔者深知,只有基本功做得扎实,作品才生动令人信服。
南京保卫战是二战时期世界上三大首都保卫战之一,虽然我国研究起步较晚,但应记住三个人的杰出贡献:张宪文以史家之睿眼,编辑了一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从文献的角度收集整理了日军进攻、占领南京的全过程;张纯如以口述为基础写出了《南京大屠杀》一书,完整地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张定胜以军事视角,带领南京保卫战民间巡研团,深入战场旧地寻找物证,以实证研判中日军队攻防得失。
第103师是南京保卫战的首战部队,在江阴、镇江的守卫战中已承受了巨大牺牲,退入南京后,与敌拼搏,不停不歇,又成为南京城最后撤守的部队。为考察这支部队在南京保卫战的史迹,笔者五次到了南京。令人感动的是每次周凯乐先生都于百忙之中,为笔者提供交通方便,吴华民、郭立春先生陪我到战场旧地考察,张定胜老师带着笔者对中山内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并对南京守卫提出了独到得见解;老兵周广田更以亲历者身份在南京与笔者促席交谈,使笔者有了比较立体的认识,在此要一并感谢。
在考察松山时,云南省龙陵县政协文史委主任何德尊先生忍着脚上痛风的剧痛,陪笔者三上松山,对战场阵地名称一一做了比对介绍;陈院峰先生并带笔者对怒江、惠通桥,以及中国军队各师的指挥部所在地进行了考察,并对松山战役提出了很多的独到见解;在此一并感谢,对陈院峰先生英年早逝表示哀悼和无尽追思。
令笔者惊讶的是,笔者外出考察时,经常随机问问一些大学生。在岳麓山上我问到长沙会战时,几个大学生居然瞠目结舌不知日军到过长沙,更为遗憾的是,当我问到长沙会战的总指挥时,竟然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彭德怀,让笔者大跌眼镜。然而,在松山则不同,随便拉个当地农民,他也能跟你讲清松山战役,其专业程度倒还挺像专家。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做成一件事情和做好一件事情,区别很大,犹如爬坡登山,尽管无限风光在险峰,但向上攀援时,却不无空气稀薄的挑战和披荆斩棘的艰辛。
在这里我还要再次特别感谢朱宇老先生,当年老人与笔者相约去贵州省政协找资料,第二天笔者按约提前10钟到达地点,但老人已提前半小时到达,一个近九十高龄的老人屹立在雪地上,迎着寒风等在那里,让笔者感动而内疚!几年了,这事一直耿耿于怀,不吐不快。朱宇老人一直执着于贵阳纪念塔的重建,一直不停地向有关部门呼吁。也正是对朱宇老人这种精神的敬佩,笔者将不遗余力为这座“纸上的纪念塔”继续工作下去。
“纸上的纪念塔”不仅可以告慰抗日的烈士,也能抚慰后人的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