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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汉代文士浮沉
分类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作者 赵敏俐
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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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试读章节

楚汉角逐之际的文士

秦王朝的统一结束了战国数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这本是民心所向,但是秦王朝以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的方式进行统治,又迅速丧失了民心。那个才能不及中人的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转而攻秦,天下便云集响应,转瞬间秦王朝便土崩瓦解了。紧接着,各路英雄逐鹿中原,又展开了一番争夺天下的激战。时代呼唤着能够重新统一天下的明主,同时也呼唤着辅佐明主的各种人才。“焚书坑儒”的苦难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文士们又有了施展自己才智的广阔天地。在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他们自然不甘寂寞,也要在这重大的历史变革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同时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1,策士风采的回光返照

在六国纷争的战国时期,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策士们曾风光一时,他们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便可以由布衣而为卿相。但是这种平步青云的时代随着秦王朝的统一而结束,纵横策士们就再也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秦王尚刑法,儒家的诗书固然在排斥之列,纵横家的权变之谋同样也不适合其用。于是,那个好奇计的居郸人范增不得不长居于家,那个善为长短说的范阳辩士蒯通也只能埋名于民间。但是,当天下英雄们随着陈胜造反纷纷而起的时候,这些策士们也跟着活跃起来丁。他们重操旧业,摇唇鼓舌,各投其主,出奇计,设权谋。于是有投奔项羽的范增、蔡生(一说韩生)、安期生,”投奔刘邦的郦食其、陆贾、袁生、隋何、鲰生,还有先游说项羽不成,转而又游说田横、韩信的蒯通。给萧何出谋划策的鲍生、汝阴侯滕公的门客薛公,好依附权贵、游说过季布的楚国辩士曹丘生,以及曾为淮南王黥布相的平原君朱建等。这些人的智慧有高下,能力有大小,有的人长于权谋,有的人长于游说。他们所依附的入主不同,事亦有异,或成功,或失败,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言行都被时人所关注,亦可谓一时间的风云人物。

在这些纵橫策士当中,第一个应该提起的自然是那个已经有七十岁高龄的居郫(今安徽省巢县东北)人范增。这个“好奇计”的策士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在秦王朝的统治下无用武之地,只好“素居家”中。但是的光的流逝并没有消磨尽他那颗老当益壮的雄心,他终于在迟暮之年苦苦地盼来了施展抱负的时刻。他不顾年事已高往投项梁,以自己对天下形势的深刻分析,一开始就得到了项梁的尊重和信任。当时陈胜刚刚被杀,秦将章邯的大军来势凶猛,而项梁的兵力还远不如陈胜强大。如何举起一杆有号召力的大旗,重新组织一支强大的队伍来对抗秦军,这正是项梁、项羽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范增选择此时投奔项梁,显然对时局有着深刻分析,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见面就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理所当然。秦王朝吞并六国,楚国是最无辜的。自从怀王死在秦国之后,楚人到今天还怀念他。所以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现在陈胜首先起义,不立楚王的后代而自立为王,自然不能长久。今日您起兵江东,楚国蜂起之将都来投奔,就是因为您家世世代代都为楚将,能够重新拥立楚国后代为王的缘故。”显然,这话及时为项梁指点了迷津,可使他在陈胜死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抢占先机,因而让他大为赞赏。当时楚怀王有个孙子名叫心,已经沦落为民间牧羊人,项梁派人把他找了回来,重新立为楚怀王,以从民望。同时把投靠他的陈婴封为上柱国,以稳定军心。他自己则号称武信君,广招兵马。数月之后,军力大振,大破秦军于东阿、濮阳、定陶等地,斩李由,攻外黄。其后项梁虽然因骄傲而败死,但是楚人已经成为反秦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而范增也因此得到项羽的尊敬和信任,尊称为亚父,成为营中最为得力的谋士。

P(6-8)

后记

此书为《先秦君子风范》的姊妹篇。先秦君子与汉代文士,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群体。他们之间有着文化上的关联和一定的传承关系。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他们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人生命运也各不相同。但是,如何做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却是他们的共同追求。相比较而言,虽然春秋时代已经是贵族社会的后期,生活在此时的先秦君子不得不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但是他们在坚守贵族道德传统方面仍然那么执着.那么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而他们的人生追求也显得那么崇高,并且为后世树立了不朽的榜样。而汉代的文士们虽然生活在大一统的盛世,但是这个社会远没有先秦贵族社会的风度,皇权至上和与之相应的官僚制度,无情地剥夺着两汉文士的人格尊严,使他们在宦海浮沉中受到更多命运的捉弄,大多数文士的一生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读他们的故事每每让人感到心情沉重。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两汉文士们的故事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人物性格有血有肉。由于秦汉社会制度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汉代社会文士们的人生命运和性格显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更具有代表性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本人多年来一直从事先秦两汉文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左传》和《史记》这些中国早期的历史学著作深深吸引着我。这些著作所记录的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同时还记载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记述了他们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个性,揭示了他们的人生命运。读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会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常常在想,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通过历史事实的研究,来总结所谓历史的规律吗?恐怕不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我们要看一下古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而生活,他们的人生迫求又是什么。因此我觉得,研究人、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历史学的重要方面。人类社会越是发展进步,个体人生越应该幸福;精神世界越是充实.个体人格越为完善。正因为如此,这些以记载人物故事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早期史学著作,越发具有当代研究价值。在这些历史人物当中,汉代文士们又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在汉代社会制度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些人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因此,追寻他们的人生足迹,探讨他们的人生命运,体会他们的人格魅力,以此来观照现实人生,追求人生的幸福与人格的完满,这也正是此书的写作缘起和目的。

本书初稿完成于1998年,虽未面世,亦属旧作。这次能够和《先秦君子风范》一同出版,感谢现代出版社臧永清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责任编辑赵熙女士的细心审校。白知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多加指正。

赵敏俐  2016年6月于京西之会意斋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楚汉角逐之际的文士

1.策士风采的回光返照

2.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兴文吏

3.渴望改变命运的儒生们

4.张良:一个运筹帷幄的智者

第二章 不尚文采的岁月

1.黄老政治的杰作

2.一个天才的陨落

3.站在祭坛上的晁错

4.谋食于藩国的文人集团

第三章 “独尊儒米”的时代

1.儒学在艰难中成长

2.董仲舒的际遇

3.春风得意的儒生

4.辞赋侣优的苦恼

第四章 文章西汉两司马

1.风流倜傥的才子

2.壮观无比的《子虚》《上林》

3.赋家之心,苞括宇宙

4.一个伟大史家的人生悲剧

5.续《春秋》之旨,建圣人之业

6.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五章 宦海中的沉浮

1.人才济济

2.砥砺名节

3.时势幸会

第六章 浩荡的文人队伍与经学运动

1.生命,消失在青灯黄卷之中

2.谶纬,一条走向神秘的邪路

3.大师,在经学阐释中出现

第七章 扬雄、班固与张衡

1.“少而好赋”的扬雄

2.追踪史迁的班固

3.文理兼通的张衡

第八章 党人、选民、独行与文士

1.清议之风与党锢之祸

2.隐逸与独行的文人

3.名列史书文苑的文士们

后记

序言

“士”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着特殊指称的概念。对此,今人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本书所说的文士,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汉时代有一定文化知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目标的社会群体,包括今人常说的文人、儒生、文吏,也包括一些“另类”,如一些独行之人和隐逸之士,他们虽然不以仕进为人生主要目标,但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而且其人生轨迹也与之息息相关。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从哲学、思想等学理层面上对这一群体进行解剖,而是想要通过对这一群体人物生乎事迹的描述,来探讨他们的人生命运。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探讨那些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那些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还要探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在当时怎么活着、他们的精神状况如何、活得是不是幸福等问题。这应该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追求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自战国到秦汉之际剧烈的社会变革,几乎改变了当时所有人的命运。作为从周代社会士阶层演变而来的文士,其身份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多样化,他们投身于社会实践,或为纵横家游说人主,或为阴阳家谈天说地;或如荀子讲学稷下,或如庄子世外隐居。乱世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动荡不安,也给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机会,有利于施展其聪明才智并张扬个性。秦汉大一统把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社会,让他们重新在这个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在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地认识自己,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相关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发现,在两汉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为适应社会而生存,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他们的人生之路也并非那么平坦,命运同样充满坎坷,同样丰富多彩,有悲剧,有喜剧,有痛苦,有欢乐,展现着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大体来讲,我们所说的两汉社会文士,是以文吏和儒生为主的社会群体(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士”的其他“文”人。所不同的是,文吏的人生目标主要是直接从事社会行政服务与管理,而儒生则以传承知识和文化为己任。本来,这两种职责在周代社会都是由世卿世禄的贵族,即士大夫来承当的。可是,随着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解体和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建立,世卿世禄的贵族士大夫不复存在,王朝却需要一大批行政管理者为之服务与效忠,文吏应运而生。其上者跻身于官僚,下者从事各种庶务,他们都可以统称为“文吏”。而儒生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与从事实际行政管理等工作逐渐脱离。在“以吏为师”的秦代,其社会地位逐渐沦落。汉承秦制,文吏在汉初仍然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甚为得志。而儒生们由于缺乏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能力,不被看重,其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他们想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必须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转化为一种从政的本领。不过,随着大汉制度的逐渐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文吏的要求也在提高,他们不但需要很强的从政本领,更需要有高尚的文化关怀。这促使了儒生和文吏的合流,最终形成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模式的文士群体。一种社会制度一旦得以形成,就成为左右人生命运最为强势的力量。

简言之,所谓“汉代文士浮沉”,也就是这些儒生、文吏们如何面对、抗争、顺从或适应这一社会制度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讲,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文士们被动接受的过程。但是,制度本来也是人的创造,也需要不断改进。更何况,作为推进这一制度建设向前发展的社会群体,文士们也要借机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理想。从这一角度来讲,又是一个文士们主动积极地参与改造自己命运的过程。汉代文士浮沉,就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展开。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像武士们在战场上刀光剑影般惊心动魄,却同样不乏引人人胜的故事;虽然没有产生纵横捭阖式的乱世英雄,却也不乏文采风流的名人雅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文士的人生百态,看到他们在汉代官僚政治制度下一步步成长的历史。他们从楚汉战争之时步人汉代这个历史大舞台,以萧何、曹参、张良、叔孙通、陆贾等人为代表,最初以文吏和儒生等不同的身份参与了汉代社会制度创建,皆有大功于世。以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士,或以儒生而从政,或以文吏而建功,或以传经而名世。他们虽然再也没有开创独成一家的诸子之学,却成功地将先秦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经验整合成适应大汉帝国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以司马相如、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家与辞赋家,则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写出了大汉帝国的宏伟与气魄。这是汉代文士们在从汉初走向汉武盛世过程中为帝国建设所做的杰出贡献。从此以后,汉代官僚政治制度逐渐完善,义吏和儒生逐渐合流,一个全新的文士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兼有文吏与儒生二者之长,“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吏传》),汉武时代,其代表人物为公孙弘、倪宽。昭帝之后,“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白宣帝以降,到东汉中期,是汉代文士们在政治舞台上的黄金时代,留名青史。

然而,即便是这些活跃在两汉社会舞台上的杰出文士,他们的个体人生也并非完满。萧何曾被下狱,张良导引辟谷。贾谊年少早夭,晁错腰斩于市,董仲舒遭人陷害,司马迁身受腐刑。在他们共同遭遇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了专制社会中皇权的可怕、制度的冷酷和作为个体的人的渺小。由此,对于这些汉代文士而言,人生的幸福,也许并非仅仅是事业成功,更是心灵的充实和人格的完满。因此,当大汉帝国的政治制度渐趋稳固,其专制弊端也日益显现的中后期,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中实现自己的世俗追求并完善个体的人格,便成为汉代文士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为了实现从政理想,汉代文士们需要掌握从政能力,同时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只有如此,方能在宦海浮沉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何在无情的制度、强大的皇权和名利诱惑面前坚持自己的个人操守,对他们而言同样是一场人生的考验。满腹才学的扬雄,因为不善于阿谀奉承而多年不得提拔,晚年撰《剧秦美新》称颂王莽,不免受后人批评。班固因《汉书》而青史留名,晚年却冤死狱中,其起因则是其依附权贵并教子无方,其人生不免留下遗憾。至若马融,因难耐饥困而投身权贵,虽才高博洽,志得意满,终因大节有亏而受人鄙视。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张衡,他文理兼通,更有治国之才。其名节所以得到保全,名声传于后世,概因其淡泊名利,不事逢迎,而又能见机而退,成为那个时代文士中的幸运者。其不幸者则莫过蔡邕,少年博学,多才多艺,但生当汉末乱世,得罪宦官,不得不亡命江湖。晚年受董卓胁迫而再任高官,后来竟因为董卓之死的一声叹息而被外戚王允所杀,令人感叹不已。通读《汉书》和《后汉书》,我们会发现,这两部史学名著在记载汉代文士命运的同时,特别着重记载他们的个人品行,而且往往把他们的人生命运与个性节操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后汉书》,为此而专列《党锢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其巾所记人物,大多数都是既没有很高社会地位,也没有突出功业建树的普通文士,他们之所以被史官写入正史,就因为他们在张扬个性和坚守个体人格方面有过人之处,论节操有李膺、陈蕃,说隐逸有严光、梁鸿,重友情有范式,安贫乐道有范冉,特立独行有赵壹,恃才傲物有边让。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些人的命运大都坎坷,有些甚至为坚持自己的个性节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受到后人的尊敬。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繁荣时代,也是文士阶层正式产生的时代。汉代文士的故事及其命运因此也被后人所关注。在他们的故事背后,则是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还有他们对自身价值的主动追求。从汉末算起,这些人物的故事距离我们今天已经过去了800年,但是,汉代文士如何参与汉代社会发展,如何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追求的过程,却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他们或悲或喜的人生命运,也特别值得我们深思。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历史,去重温这些汉代义士的故事,去领略他们的人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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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士浮沉》历数从西汉至东汉,各色文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命运,萧何、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他们或角逐于秦汉相交之际,或挣扎在汉初不尚文采的岁月,或得志于汉兴时“独尊儒术”的政治需要,或流连于赋史文章之中。在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思想变化背后,是汉代政治思想变化带给文人的命运浮沉。赵敏俐从《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取材,勾稽出汉代文人形形色色的言行事迹,对他们的文化人格进行一番历史的追怀,供我们今天的人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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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1/22 11: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