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是著名学者朱东润笔下的名相故事，讲述了一位伟大改革家张居正的铁血生平，带你了解如何使一个岌岌可危的王朝起死回生。

本书完成于1941年，是国内首本现代意义上的张居正传记。

明有一帝朱元璋，明有一相张居正。本书将带你了解这位政治家复杂壮阔的一生。

张居正是明朝后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万历首辅、神宗皇帝老师和明朝中兴的奠基人。

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

阅读朱东润著的《张居正大传》，读者会对张居正这位著名改革家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传主所置身的那个时代有更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序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附录：朱东润简介

严嵩看见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认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拨。世宗不听，后来时来遣戍横州，张羽中遣戍都匀，传策遣戍南宁，比杨继盛的惨祸，显然不同。徐阶的地位，已经逐渐提高了，对于他们，隐隐地成为保障。以后穆宗即位，徐阶当权的时候，三人都起复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缺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三十九年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阶上进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长官为春坊大学士，其次则有庶子、谕德、中允、翊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后来都成为翰林官升转的虚衔，没有一定的职务。所以居正实际的职务，只是国子监司业。明代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但是因为只有两个国子监，所以比现在的国立大学，地位更加隆重。国子监的长官是祭酒，其次是司业，就是国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在居正当司业的时候，国子监祭酒是高拱。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庆六年政治界的三个主要人物。

高拱，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玄。嘉靖二十年进士。曾为裕王侍讲九年，和裕王的关系很深。世宗自庄敬太子死后，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实际的太子。东宫官僚，照例是大学士的候补人，所以严嵩、徐阶当政的时候，对于高拱，都是非常器重，以后高拱升国子监祭酒，便是他们的主张。高拱和居正在国子监同事的时候，他们互相了解，都看到日后两人在政治界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蹂躏。敬修《文忠公行实》，特别提到“四十年犯蓟”的记载。这一年鞑靼的进攻，给予居正一个新的刺激，大致他和敬修父子间时常谈到，后来便留下这个记载。

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为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计较。严嵩劝世宗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世宗无限的伤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夜间，世宗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宫婢杨金英定谋，几乎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时他在惊惶的中间，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杨金英的死不说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端妃的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是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一个温馨的好梦，剩得血腥的回忆。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西苑是他的世界。“啊，严嵩，”世宗想，“大内是回不得的了！”在世宗沉吟的当中，徐阶早看到神态的不安。

“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到很久，尽可重盖一座。”

“就这样罢。”世宗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瑶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万寿宫盖好了，世宗住进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徐瑶也升太常少卿。从此严嵩的势力，逐渐地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的高涨。

就在这年，御史邹应龙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初夏是多雨的时节，一个阴雨蒙蒙的日子，应龙在内监家里躲雨。淅淅的雨声在窗外打个不住，应龙和内监说：“近来内里有些什么事咧？”

内监当然知道的。但是说：“啊，说不得，说不得！”

这一来便引起邹应龙的追问。内监只得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皇上相信得了不得。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那时乩盘沙沙地动，你看上面留着几个什么字？啊，说不得，说不得！九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哪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阵，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样？当时皇上着实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一场雨声，透漏了内里的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料峭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的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一下，还愁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躇。朦胧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哪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点罢，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不发还好，一发以后，只听到哗啦一声，像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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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干《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烦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入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做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做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的烦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①《召辞纪事》②《召见纪事》③《召见平台纪事》④《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⑤。在记载的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著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谷梁。“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人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人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唯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人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是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

——朱东润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曰，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字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部分：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作家、评论家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