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肇元1952年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至今，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防护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任，《土木工程学报》主编等。《陈肇元自传(我的土木工程科研生涯)》由陈肇元院士自述，汇集了集文字、图片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料，有助于读者了解陈院士的科研世界，展现陈院士的学术魅力。

陈肇元院士长期从事爆炸、撞击作用下防护结构性能与设计方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以及混凝土结构性能的研究，并取得系统成果，许多纳入国家设计规范或用于重要工程，在研究推广现代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和土钉支护技术，并编制相应结构设计施工规程的工作中也取得显著成绩。《陈肇元自传(我的土木工程科研生涯)》由陈肇元院士自述，按照时间顺序对陈院士的成长、学术贡献以及研究成果进行了记录、梳理和再现，汇集了集文字、图片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料，有助于读者了解陈院士的科研世界，展现陈院士的学术魅力。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动荡童年

第二章 中学时代

第三章 求学清华

第四章 初为人师

第五章 竹结构研究

第六章 “右倾”挨批

第七章 防护工程研究

第八章 “拨乱反正”

第九章 高强?昆凝土和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与开发

第十章 社会工作

第十一章 境外交流

第十二章 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

第十三章 工程救灾与公共安全

第十四章 为延长结构工程的使用寿命竭力呼吁

附录一代序、会议发言及书信选录

附录二代表性论文、著作与标准

附录三研究生培养

附录四作者大事年表

后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达才学社停办，我从达才学社转到了战后复校的宁波私立效实中学，从初中三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在这所创办于1913年并以培养全面、学风严谨著称的浙江省私立中学内，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效实中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过比较辉煌的纪录。从该校毕业或就读过该校的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4人，其中有闻名国内外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地质学家翁文波、首创断肢体再植的医学家陈中伟，等等。

效实中学建校至今已有105年，它师资力量强，在当地多所中学里名气最大，我和表哥蔡体仅就一起转学到效实中学。我上效实中学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家中人口众多，受战争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日显拮据，以至于到了变卖值钱家具的地步。作为长子，家里和亲戚都盼望我学成后有一份较好的工作能帮助养家。从中学开始，我的学费全靠姑父资助，他年轻时也在效实中学读过书，他的长兄还是效实中学成立之初的第一届学生，所以希望我的表兄蔡体假和我在战后一起上效实中学并住读。那时住校的同学大多数是家在乡下和周边城镇，我们年级的学生总共40人左右，住校的接近半数。住读对我们这些十来岁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可以学会自己照顾起居和生活，能较早学会与周围人友好相处。班上住读的12个男生住在一个房间，分为上下铺，学校安排董承运教官与男生住在同一宿舍，晚上熄灯后，同学们说说笑笑不肯入睡，这时董教官就会过来制止，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叫“董教鞭”；女生宿舍则由冯姓的老太太管理，学生在背后送给她的绰号叫“小脚金字塔”。不过，他们作为管理人员，对学生还是很友好的。班上每个同学也都互相取绰号取笑彼此，过得特别开心。

那时的效实中学已有44年办学历史，有不少名扬江浙的老师，如蔡曾祜先生、李贞旋(庆坤)先生、叶建之先生等，他们强调学生要课外自学和全面发展，并特别重视数理化和英语，这可能与效实中学的办学宗旨“以施实学为主旨，作鼎革之先声”有关。要学生看的数理化参考书多是国内影印的美国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材。

蔡曾祜先生在学生中的威信最高，对我们这些尚未涉足社会的学生来说，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对我们的影响十分深刻。他给同学们的外表印象似乎是不苟言笑，但只要有问题问他，他就会不厌其烦，十分和善地含笑解答。蔡先生教我们代数，要求学生上课时做笔记，他写在黑板上的字和公式如同印刷体一般，指定的参考书也是英文教材。平时他也住在学校里，有较多时间与学生接触。叶建之先生教我们三角几何，有一次他在讲台上做示范解题，一步一步地丝丝人扣，台下学生听得不禁鼓起掌来。“蔡代数”“叶几何”是那时效实中学的学生对蔡曾祜、叶建之两位老师的誉称，他们的教学方法不知道后来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李贞旋先生讲课极其流利，潇洒的风度也堪称一流。他个子很高，教的是历史课和地理课，学生给他取的外号叫“long man”。记得有一次他给全校学生作演讲，报告内容是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的掠夺，讲得慷慨激昂，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实在令人难忘。约在十年前，李先生到北京时还来过清华大学，到过我家，与效实中学毕业的清华大学师生座谈，风度仍不减当年，遗憾的是这次见面竞成永别。

我上学时的年长老师中还有纪挺芳、方余甫和冯伯禾先生。纪先生教我们英语，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又在效实中学教了几十年英语，专业造诣深，对学生总是笑眯眯的，说英语带着非常浓重的宁波人特有的腔调，上课时大家对着他念课文，很有意思。方先生教我们语文，学生给他取的外号叫“方头”，他爱喝酒，很风趣。冯先生没有教过我们，是那时的学校事务主任，我在上海读大一时曾与他见过几次面。中学老师的形象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教过我们主课的年轻老师有张启宙先生和张选祜先生，分别教物理和化学。他们指定的参考书都是大学理工科学生读的教科书，分别是Siess编写的物理和Deming编写的化学(学生戏称为“断命化学”)。张启宙先生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去浙江大学任教了。张选祜先生在我参加工作后还与我常有联系，他后来到化工部工作，退休后回宁波，几年前去世了。学校安排的课程中还有劳作、美术、音乐、体操、军训等。那时的劳作课是动手做工艺品，我记得做过陶器小水盂之类。效实中学的毕业生当时不难考上大学，我毕业后到上海参加十个高校的招生都被录取，不像现在的中学教学几乎都以能考上高校作为培养学生的终极目标，将全面发展摆在次要位置，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重视不够。

高中期间，我们班上的学生之间流传读进步书刊，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介绍了他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我的同班同学纪才杰是纪挺芳先生的儿子，才读完高一就离校到四明山参加游击队，对大家震动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公安系统工作，退休后住在奉化。几年前我到奉化约见纪才杰，他在大街口等了很久，以为我可能找不到他的家在哪里，近60年没见，我们相见甚欢。同学之间的感情大概最深的应该算中学年代了。P11-13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 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 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 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 949年11月1曰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 949年的1 5万吨增加到201 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两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 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 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l 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 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起步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路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接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我本无书写自传的想法，一是我们这辈老年人的经历与现在年轻人大不相同，对他们的借鉴价值不大；二是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刻意记载下来，现在记忆力衰退，八十忆旧成为一件困难的事。面对中国工程院要求资深院士出版传记的安排，只能勉强提起笔来。

回顾我在清华大学从事科研工作的65年，大体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从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前，一切科研任务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不需自己考虑，只要埋头苦干就成。在生活上，住的房子是政府租给的，全家4口人，长期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里。大家都这样，没有太多可比高低，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我的工资在同龄人中还算是高的，与爱人的加在一起，每月140元。

当时我完成的两个科研项目，一个是圆竹结构，另一个是防护结构，都是领导安排的热门课题。现在看来，前者限于那时的手工制造和防腐、防蛀条件有限以及圆竹本身存在断面小、承载力低等欠缺，要基本解决城镇土建工程建设问题实属蛮想；不过用圆竹结构修建农村用房等工程还是很适宜的，不管怎样，竹材终究是天然生长最快、最环保的建材。

防护结构的研究针对国家当时遭受的核威胁，但是随着常规武器的快速发展和核武器普遍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实际发生核袭击的可能性现在已不如从前；相反，能够撞人深层岩土、攻击重要首脑工事的钻地弹，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防护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研究项目已没有领导的安排，需要自己到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或与有关产业部门提出协作。个人有了较大的自由权选择研究内容以适应他的志趣和爱好。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余年内，国内始终没有过像样的城镇建设，而在国外，这些年正是战后快速发展步入发达国家的时期。想到这些，我预感国内的大规模建设即将到来，所以将研究内容首先转到最主要的建筑材料混凝土和混凝土结构以及地铁等地下结构。

我国土建工程的最大缺陷是耐久性、安全性不足，使得建筑物的使用寿命短促，大概仅有国外建筑物的一半，完全违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绿色建筑的方针；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彻底转变我国建筑结构设计施工规范的低标准要求。

我在科研中能够取得些微成绩，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大概在于工作中愿意尽量多花力气，能够紧跟工程建设的发展需求并预计到需求的所在；从事工程技术而非单纯从事理论探索的人，还是更要紧跟所处时代的需求。

自传初稿得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崔京浩、朱金铨、过镇海、王鲁生、朱宏亮五位教授的校阅；中国工程院的葛能全先生仔细审阅了本书初稿，并指出其中的不少差错。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