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该书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而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这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而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

《局外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是这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流行度最广的文学作品之一。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位寻常的年轻职员，终日麻木地生活在漫无目的惯性中，某日去海边度假，卷进一宗冲突，犯下杀人案，最后因“他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流一滴泪”的理由，被法庭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处死刑的故事。阐述了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现代生活中人类社会的荒诞和陌生感导致个体的绝望与虚无。并通过平静地记述一个小人物被司法机关“妖魔化”的整个过程，深刻地讽刺了现代法律的虚伪和愚弄的实质。

局外何人？

局外人

第一部

第二部

流放与王国——献给法兰西娜

偷情的女人

叛逆者——一颗混乱不清的头脑

缄默的人

来客

约拿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

生长的石头

附录

加缪的自我解码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第一部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朗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太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有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陈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几把椅子和几个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拦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①。”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您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诧。现在他六十四岁了，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对我说，务必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很热，这个地方气温尤其高。那时他就告诉了我，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停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材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P2-5

局外何人？①

最难理解的莫过于象征作品。一种象征往往带有普遍性，总要超越应用者。也就是说，他实际讲出来的内容，大大超过他要表达的意思。艺术家只能再现其动态，不管诠释得多么确切，也不可能逐字对应。尤其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总合乎人性的尺度，本质上是少说的作品”。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所表达的这种观点，道出了阅读象征性作品所碰到的最大难题。作者遵循这一美学原则：多讲无益，少说为佳，在作品中留下大量空白，任由读者去猜测。我们读这类作品，思想上也总是纠结矛盾：一方面享受着作者有意无意留出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苦于捉摸不定而又希望作者多透露些信息。不过，更多的信息，只能以这类成品的说明书的形式透露了。因此，加缪在多处也做了类似说明。本文通篇都要谈这个问题，不妨先讲一点加缪的语言风格。

加缪具有深厚的古典写作功底，语句简洁凝练，往往十分精辟，这里略举一段，实际体会一下：

我知道我离不开自己的时间，就决定同时间合为一体。我之所以这么重视个体，只因为在我看来，个体微不足道而又备受屈辱。我知道没有胜利的事业，那么就把兴趣放到失败的事业：这些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对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胜利都不以为然。对于感到心系这个世界命运的人来说，文明的撞击具有令人惶恐的效果。我把这化为自己的惶恐不安，同时也要撞撞大运。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了历史。只因我喜爱确定的东西。至少，我信得过历史，怎么能否定把我压倒的这种力量呢？

——《西绪福斯神话》

这类语句，我翻译时下笔就十分滞重，即便引用来重抄一遍，仍旧觉得沉甸甸的，其分量自然来源于思想的内涵。语言如此，更有作品中的悲剧性人物，如默尔索、卡利古拉，乃至西绪福斯、唐璜等，言行那么怪诞，身陷莫名其妙的重重矛盾中，如何给予人情人理的解释，恐怕除了少数专家，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望而生畏。

记得十来年前，在北京打拼的一位青年导演组织剧组，排练好了五幕悲剧《卡利古拉》，租用北京青年小剧场，计划演出一个月。我作为加缪戏剧的译者，应邀出席了最后彩排和首场演出。这群扮演古罗马人的青年演员，似乎领会了这出古罗马宫廷戏的精神，直到演出，包括导演在内，谁也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表现出北漂青年的那种十足热力，表演特别用心认真，其忠实于原作的程度，不亚于我的翻译。问题出在散场时，有的观众没有看懂剧情，得知我是翻译，便一遍遍问我，这场戏是什么意思。当时以我对加缪作品的把握，还不能深入浅出地回答不知加缪是何许人的观众，我只好泛泛讲了几句，观众还是一脸疑惑的神情。幸好同去观戏的北大教授、好友车槿山在身边，他当场给几名观众上了一堂关于加缪的启蒙课。

我记述这一笔，既赞赏那些青年的勇气，率先将加缪的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虽然还有一点水土不服，但终归算一件小盛事，也因为临场方知，恰当地解释加缪的作品并非易事——《卡利古拉》一出戏尚且如此，遑论加缪的文集！

不过，随着翻译加缪的作品越来越多，我恍然有所觉悟，在组织这套文集时，也欣然接受我的合作者之一程小牧的建议，不以传统的题材分类，编为小说卷、戏剧卷和散文卷，而是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分为1、2、3三卷。这样，每卷中都有同一时期的代表性小说和戏剧作品，以及相应的理论著作，既方便了解一个时期几部作品的相关性，又有助于读者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加缪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变化。譬如第1卷中，小说《局外人》、剧作《卡利古拉》，以及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如果不挑字眼儿，就不妨称为“荒诞三部曲”。第2卷里的长篇小说《鼠疫》、剧作《正义者》和理论力作《反抗者》，则组成第二个系列，也可以顺势称作“反抗三部曲”。至于第3卷，从叙述文《堕落》开始，加缪似乎进入深度反思，总结他半生斗争的生涯，他似乎正经历一次新的蜕变，但是文中的象征还不甚明晰。直到未完成的长篇，类似传记的《第一人》手稿的发现、整理出版，我们才得以窥见加缪生前最后阶段的思想进程。这方面在第3卷序言中另有交代。

书名翻译也有学问，譬如《局外人》，原文为I'Eranger，《法汉大词典》给出的词义是：①外国人；②他人、外人、陌生人、局外人。最后一条显然是有了《局外人》的译法而后加的。最先译为《局外人》的人定是高手，因为只看原书名而不详读内容，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或者外乡人，当然离题太远了。“局外人”含有置身局外的意思，与“局中人”“局内人”相反，倒也切合主人公默尔索的状态。其实原书名在法语中是个极普通的词，而汉语“局外人”则非同一般，译出作者在小说中赋予这个普通词的特殊内涵。不过，话又说回来，中法语言文化毕竟差异极大，尤其抽象的概念，很难找到完全对应、完全对等的。就拿“局外人”来说，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与某事无关的人”，恐怕难以涵盖加缪在哲理小说中使用这个词的意义。因此，不免有一问：局外究竟何人？

……

加缪笔下的人物，都将这种论述化为每日的行动。这些所谓的“局外人”，谁都没有置身局外，倒是在局内干得风生水起，尤其《鼠疫》中以里厄大夫和塔鲁为代表的那个群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一股影响并带动社会的巨大正能量。这种荒诞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赞扬。

《西绪福斯神话》是加缪关于荒诞哲学最重要的一部论著，在我看来，也是他的哲理小说和戏剧的说明书，有什么疑虑，都可以从这里面找根据。虽为神话，讲的尽是人事。可见世界只有一个，无论神还是人，都离不开这片大地。因此加缪就断言：幸福和荒诞是同一片大地的孪生子。至少是狭路相逢，想避也避不开。

加缪将西绪福斯描绘成荒诞的英雄，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永世苦役犯，也许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有了如此高大的形象。关于西绪福斯有多种传说，我喜爱两种：一是西绪福斯掌握河神女儿被宙斯劫走的秘密，愿意告诉河神，但是河神必须答应为科林斯城堡供水。他为家乡求得水的恩泽，不惧上天的霹雳，结果被罚下地狱做苦役；二是西绪福斯死后，求冥王允许他回人间惩罚薄情寡义的妻子。他返回世间，重又感受到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地，于是在温暖而欢乐的大地上流连忘返，不再听从冥王再三的召唤，结果惹怒了诸神。

西绪福斯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怀着善心为人类谋幸福，也因为热爱这片大地，必须付出代价。加缪还在文中举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形象映衬俄狄浦斯一旦知晓自己的命运，便陷入绝望，弄瞎双眼，讲出一句声震寰宇的话：“尽管罹难重重，我这高龄和我这高尚的心灵，却能让我断定一切皆善。”这些以及前面我们着重提到的，都是文眼，值得我的认真发现，尤其作者将这些品质赋予了他的人物。

创作，就等于再生活一次。早年的普鲁斯特，刚刚获诺贝尔奖的莫迪亚诺，无不如此。加缪还特意指出：“艺术作品既标志一种经验的死亡，也表明这种经验的繁衍。”多少人都想试试身手，力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现实，仿佛一颗颗星跃上夜空，形成人造的大千世界。不管戴着荒诞的面具怎样过度地模仿，生活在这个大地的人，最终总能拥有我们人生的真相。

一种深邃的思想，总是不断地生成，结合一种人生经验，在人生中逐渐加工制作出来。同样，独创一个人，就要在一部部作品相继呈现的众多面孔中，越来越牢固而鲜明。一些作品可以补充另一些作品，可以修改或校正，也可以反驳另一些作品。

局外何人？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就是这个默尔索，也是卡利古拉、《误会》中的玛尔塔、里厄大夫、塔鲁、卡利亚耶夫、多拉……总之，形象“越来越牢固而鲜明”的荒诞人。

下面这段话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毕竟发生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终结了创造，那可不是盲目的艺术家发出的虚幻的胜利呼声：“我全说到了！”而是创造者之死，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1960年1月1日，加缪乘坐米歇尔·伽利玛的车回巴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加缪的生命戛然而止，“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李玉民  2015年5月 于广西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