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时代命运中大文人的际遇与选择。

“民国清流”系列是民国大师集体演绎的经典史诗级传记。《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系作者汪兆骞继“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中的收官之作。

本书获叶廷芳、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周大新、肖克凡、解玺璋、何建明、孙郁、张颐武、王跃文、岳南、李建军、李敬泽、北村、余世存等倾情推荐。

汪兆骞著的《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的收官司之作。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46年至1948年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客观描写了民国大师与政治或即或离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去留问题时的非常抉择。

生逢鼎革，山雨欲来风满楼，站在十字路口，胡适、老舍、沈从文、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张爱玲、林徽因、丁玲、张恨水、曹禺、赵树理、冯雪峰等大文人，不可避免地为历史与时代所裹挟，以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进行着一场影响个人命运甚至中国文化命运的抉择。国统区的文人，努力书写人性的幽曲、精神的觅寻，在与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中曲折地成长；而解放区的作家，兴奋地以丰富多彩的笔墨为解放战争留下真实生动的文学画卷。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中国文化界何去何从？“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新时代的钟声正激荡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一如既往，作者不囿于固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引言

第一章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雾里梅花江上烟”，老舍在美创作《四世同堂》

 “挥鞭依旧笑嘻嘻”，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

 热闹的《传奇》与“我将只是萎谢”的张爱玲

 峻急傲倪的闻一多，用生命做了“最后一次的讲演”

 “免忆朝歌老比干”，冯雪峰倾情撰写《鲁迅回忆录》

第二章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昂首天外亦豪哉”，《新华日报》肯定张恨水小说为“现实主义道路”

 曹禺创作电影《艳阳天》，巴金评价“是件可喜的事”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黄永玉说沈从文预言“没有应验”

 把“文化娱乐”比喻成“驴打滚”的“文摊文学家”赵树理

 “落入文字皆成精品”的林徽因，生命“燃烧着点点血”

第三章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丁玲尝试以社会现实主义创作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胡适拒绝做总统候选人，“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郭沫若发表《抗战回忆录》，引来两位妻子凄楚晤面

 苏雪林倾其所有支援抗战与魂归故里

 被追认“烈士”的爱国诗人戴望舒，一生为情所困

 茅盾痛失爱女，受邀访苏，在香港完成长篇绝唱《锻炼》

“雾里梅花江上烟”，老舍在美创作《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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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以中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在举国欢庆的时刻，老舍激动得几近癫狂，在文艺界庆祝会上，他纵情把盏豪饮，甚至跳到酒桌上，划拳行令，狂欢忘形。那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对整整八年的奋斗和等待的恣肆释放。他们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付出了太多的智慧、心血和忠诚。

但是，当国家承认和嘉奖抗战有功人员时，似乎忘记了这些文化人。当时政府制作了“胜利纪念章”，党政工作人员、军人等相关者皆有份，唯文教界无此殊荣，老舍等人代表文协与有关方面协商，结果仍无望获得。在萧伯青写的《老舍在武汉、重庆》一文中，写出了文艺界的不满，老舍曾就此向萧表达对政府的愤慨：“你看他们这些人有多么笨！一个胜利章能值几文，对坚持抗战的作家每人发一个，皆大欢喜，岂不是比较好些，可他们偏不那样做，这倒真使纪念章不值半文了。”

老舍原本想胜利后，继续回到山东青岛生活工作，当年他在青岛教书时，依山傍海、山清水秀的幽静环境，给他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抗战快要胜利的5月，他曾在《民主世界》发表了《“住”的梦》，说他春天想住杭州，夏天想住青城山或者青岛，秋天住在北平，冬天住重庆或昆明，他甚至畅想，一旦自己有了钱，就在他喜欢住的这几庸城市各盖一座中式三合院，就连宅名都已想好，叫“不会草堂”，“不会”者，即不再像在文协工作那样天天开会之意也。

日本一投降，老舍真的写信给在青岛的老朋友王统照，请他帮忙买一座带小院的房舍，自己将在那里种花写作，安度余生。他曾想，战争刚结束，青岛肯定有许多空房子待出售。但当他接到王统照的回信时，他深深地失望了。那些空房子早就被发国难财的巨贾收购，或被手中有权的小官员以“接收”的名义占有了。

其实，老舍对国民政府的官员，早就十分了解。他在抗战后期写的一个叫“残雾”的剧本，就揭露过他们的“好色、贪权、爱财”等丑态。该剧讲的是一位局长，被日本女间谍色诱利用的故事。该剧的结尾是局长被抓，正当探长奉命抓捕日本女间谍时，一个官太太却派人将女间谍救出，去参加她的宴会。

另一剧作《面子问题》，写国民政府“某机关”里的官僚的种种丑行丑态。一面是“世家出身，为官多年”，一向作威作福、死要面子的佟秘书被撤职；一面是不够精明却心地善良的赵姓后勤工友，意外地得到一笔遗产，突然成了财主，周围的人，要么讨好献媚，要么投井下石。该剧通过对官场人情世故的讽刺，抨击国民党官僚的贪婪无耻和堕落。

这些剧作，源于生活，但令老舍没想到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吏的腐败会变本加厉。这个政府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老舍的买房梦又成了一枕黄梁，1946年年关临近，友人纷纷离开重庆，在邻居忙于准备新年的喜庆气氛中，老舍望着重庆北碚这栋有些冷清、阴凉的小楼，心里突生一种凄苦。

夜晚，寒月一弯照进小屋，他忆起1941年所赋的七绝一首，很合现在游子思乡的心境，于是抄录下来遣闷，其诗是：

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

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不久，这首诗发表在《神州日报》，其抒思乡之情，让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游子，备感凄苦。（P11-13）

1946年至1949年，因国民党反对和谈而发生的国共内战，对于20世纪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国共内战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本书重点表现国统区文学风景：从文学与政党、政治间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历史和政治霸权统治之下曲折成长的过程，以及作家、报人乃至知识分子与政治或即或离的挣扎中的生存状态。

中国文学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时，解放战争总应是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但是，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往往面目模糊，审美评价也不高。其实，解放战争是被压迫的人民为了争取解放进行的壮丽的斗争。解放区的大批革命作家，以丰富多彩的笔墨为解放战争留下了真实生动的文学画卷。而本书更多呈现的是国统区广大进步作家，为配合解放战争，有的无情揭露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腐败黑暗，有的作家在战争背景下，书写人性的幽曲、精神的觅寻，为现代文学增添了许多广袤浑厚的艺术新质，其审美世界也流光溢彩、空间广阔。如此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文学，理当在现代文学上拥有重要席位，但一直只被视为社会吏在文学中的简单投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认真研究的领域。

重建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历史叙述，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国共内战时的文学缺乏认真研究，审美评价也偏低和失重。

在抗战胜利之后，赵树理的小说在表现农村从落后专制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其中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轻松幽默的笔触中，透露出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并包含着丰厚的民俗文学的意蕴。

丁玲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力求通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反映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土地改革，并围绕这一场伟大的革命，展示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冯雪峰在文艺批评方面，坚持恩格斯提出的“美学与历吏相统一”的辩证方法，去分析文学现象，解释“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以及作者与人民”等问题，与教条主义做斗争。

沈从文在这几年发表《芸庐纪事》《枫木坳》等小说，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展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并将感情寄寓于人物命运的演变之中，虽无大波大澜，却于轻松中含着伤感，热烈里透着悲凉，表达着他对中国特别是乡村社会历史演变的思考，深致辽远，令人有无尽遐想。

老舍在美国，听不到国内隆隆的炮声，“颇有雄心”地伏案创作他的《四世同堂》。全书以北平一条小胡同为舞台，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十七八户共一百三十多人粉墨登场，笔墨浓重地写了四世同堂的祁老人一家。而写得最出彩的，却是大杂院里那群地位卑微的个体劳动者。小说无情地揭露残酷的日本统治者，同时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特别写出了底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四世同堂》成了老舍小说的扛鼎之作。

曾一度与老舍同受美国政府之邀做学术访问的曹禺，中断了揭露官僚资产阶级对民族工业掠夺的剧本《桥》。归国后，发表电影剧本《艳阳天》，反映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人民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以及人民渴望艳阳天快点来临的迫切心愿，实际上是写人民如旱天盼云霓般迎接新中国的心情。

抗战胜利后，小说家张恨水将讽刺的锋芒对准国民党政权掠夺人民的反动本质和与日伪汉奸不分轩轾的丑恶面目，创作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两部小说。前者描写战争年代的动乱生活景象与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后者诅咒丑恶现实与金钱异化现象。1947年又发表《五子登科》，写国民党要员与汉奸勾结，目迷五色，放肆“劫收”金子、车子、女子、房子、票子等厚颜无耻的丑态，展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伪两个政权的人物反动肮脏的灵魂。

闻一多自言“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他却以创作并研究中国现代格律诗而享誉诗坛。抗战胜利后，闻一多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反动，镇压人民，愤然“拍案而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因怒斥反动当局，被特务暗杀，用殷红的鲜血写出了生命中最壮丽的诗篇。其实“既有诗人气质，又具学者风范”的闻一多在成为反法西斯战士之前，是经历了很多反复和曲折的。

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演出了一场竞选总统的闹剧。蒋介石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拒绝了。抗战胜利后，胡适在政治立场上，一步一步靠拢了蒋介石，用他的话，就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到了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亲蒋的色彩更加浓重。可悲的是，他还在恪尽自己的职责，在思想文化上，仍祭起“自由主义”大旗，做他自己的文化之梦，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他绝望地向北京大学投上凄楚的一瞥。在登上赴美的船只时，他写的第二篇文章居然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前路渺渺，身后悠悠，那灵魂的孤独与寂寞，浮于沧海……

“孤岛”时期的张爱玲，创作出一篇篇传奇故事，让上海文坛不时地“轰动”。1946年，她又以《传奇》再次引起文坛的热闹。如她自己所说，《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的小说所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俗性和生活平淡性中散发出的浓烈人生意味。有对人性的率真、犀利、无情的现代精神俯瞰。张爱玲骨子里的古典文化趣味与她所受的现代教育和市井文化的结合，带来了她小说在古今意象、中西境界和谐交织上的成功，具有“雅”“俗”共存的内核，“滋味醇厚”“酒陈而香”。

胡适的弟子苏雪林，在武大任教时，其讲义《新文学研究》，论及作家一百三十余人，提及作品二百部。该讲义开创以文学体裁为结构线索的研究体系，表现出她对新文学独特的理解，对作家的判断，颇为剀切。尤其对鲁迅《呐喊》《彷徨》予以高度评价。但鲁迅殁后，她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对鲁迅不客气地“评骘”，甚至肆意攻讦，连她的老师胡适都看不过去，也以书信严肃批评她的“恶腔调”，为鲁迅辩诬。

到了抗战时期，苏雪林捐献了自己全部财产，合五十一两黄金，可购战斗机一架，又为世人称颂。1998年，苏雪林一百零一岁，荣归故里探亲，登黄山饱览秀美风光，中央电视台跟踪报道，轰动全国。次年，苏雪林在台湾病故后，按她的遗愿，安葬于故乡黄山脚下……

乙酉年(1945年)底，军警包围八道湾十一号周宅，以汉奸罪逮捕周作人。次年5月被押南京受审。周作人背叛民族，当了不耻的汉奸，查之有据，罪不可赦。曾经嘲笑左翼作家“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周作人，抗战时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和宿命。受审时，他没了原先的一脸的道貌岸然，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黄裳写了一篇《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读后，不禁让人想起杭州岳飞坟旁的秦桧，历史让他跪在那儿，“白铁无辜铸佞臣”，那般光景，让人说什么好呢！到了戊子年(1948年)，沉默的监狱高墙里，周作人却吟诵：

书房小鬼忒顽皮，扫帚拖来当马骑。

额头撞墙梅子大，挥鞭依旧笑嘻嘻。……

而在香港的郭沫若，在《华商报》发表《抗战回忆录》，连载三个多月，以其在政坛和文坛的影响，这部内容翔实、文笔大气流畅的回忆录，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和好评，在日本亦引起不俗的反响。

林徽因在清华园，已听到了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忽有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跳下了一个解放军军官，说他受上级指派，向闻名于世的建筑学家梁、林夫妇请教，如被迫攻城时，古城哪些重要的古迹需要保护……

在香港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在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其诗唱出了民族的气节、群众的感情。他被捕入狱，宁死不屈……

在香港的茅盾，把长篇小说《锻炼》交由《文汇报》连载，这是他计划写的长篇五部曲第一卷。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背景，力求表现抗战初期各个阶级、不同阶层群众的政治动向和精神状态。但小说遭到了冷落，茅盾只好放弃已经架构好的下面四部的创作。《锻炼》成了长篇小说大师的绝唱……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接下来，共和国文学将拉开雄伟悲壮的大幕，作家们兴奋而又忐忑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沉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叙事中富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 王跃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躬身自照，可助当下文化知识分子警鉴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书、立品之原则与底线。重要的是对史事、史人做的评说须力求公正客观。而本书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赞，更值得一读，有可敬的文史价值。

——著名作家 梁晓声

汪先生最近一连出了好几本书，都是系统地梳理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打个比喻，民国就像一艘沉没的豪华巨轮，上面有无数宝藏值得我们挖掘。汪先生的这套民国系列就在为我们打捞这些宝藏。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张抗抗

《民国清流》这部书用汪兆骞老师这样士大夫的叙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本书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是一部美文传记、文学传记、思想传记三合一的作品。本书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只讲一个人，它讲的是一群人物，叙述角度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足见汪老师的功底。中国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们的思想、行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何建明

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中国现代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最关键。汪先生用跟王蒙等当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国大文人对话、沟通，把大历史关键时期的那些关键人物写得特别生动，特别活，现场感很强，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像汪先生这样对民国时代进行描述，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的命运做探讨，非常有价值。

——著名文化学者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