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之谊
孔子师徒
我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至迟在明末清初，家家户户开始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师生之谊，佳话频出。
孔子是平民教育的祖师爷，桃李满天下。七十二贤人，大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孔子与他们的关系，如父子，如兄弟，真可谓莫逆之交。颜回家境贫寒，居蓬门陋巷，食不果腹，却立志苦读，不断向孔子问学。孔子表扬他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不改其乐”，要别的弟子向他学习。子路好勇，身强力壮，有武功在身，成了孔子的义务警卫员，忠心耿耿。孔子本来经常遭到小人的辱骂、攻击，“恶声不绝于耳”，自从有了子路这个好学生、小兄弟之后，小人不敢再在孔子面前放肆，他的耳根清净多了。
孔子生前始终不得志，周游列国，到处漂泊，“惶惶如丧家之犬”，十四年间，颠沛流离，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孔子被迫从卫国去陈国时，途中经过匡(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地，因匡人误把他当成残害过他们的阳虎，被围攻了五天；在陈、蔡边界，陈、蔡两国的掌权大夫都派了一些服劳役的人去围困他，使他陷入绝粮的困境；齐国大夫想害他，宋国的司马桓魅想杀他；如此等等。但是，孔子始终没有灰心丧气，甚至在身陷危境时，仍诵诗、唱歌、弹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弟子们始终不改初衷，追随左右，保护他，安慰他，他从弟子们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当然，他也反复教诲弟子，“君子固穷”，君子即使陷入困境，仍能坚持操守，而小人陷入困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正是在逆境的种种磨难中，孔子与弟子们的情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后世所师法。
程门立雪
师生之谊的基础，是彼此尊重，教学相长。当然，前提是尊师。“程门立雪”的故事，堪称典型。
所谓程门，是指宋代理学家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其兄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二程”，又因地域故，其学被称为“洛学”。他们和另一位理学权威朱熹(1130～1200)，成为一大学派之首，号称“程朱”。二程的思想基本一致，小程自己也说他“与大哥之言无殊”。在认识论上，他们都对理给出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并以此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不过，他们在对理的解释上，毕竟是有差别的。大程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不太重视外知。而小程比较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也就是由外界的格物，以达到致知的过程。后来朱熹正是沿着小程的方向，发展出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思想方面：二程倾向于唐代中叶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某些制度，重视门第，赞同荐举制，反对王安石(1021～1086)变法。 二程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有不少弟子。其中有两位，叫杨时(1053～1135)、游酢(1053～1123)。杨、游二人，原先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他们虽然都已年逾四十，而且都已考中了进士，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求学，去拜见程颐。当他俩来到程家时，正巧此公在假寐。杨、游二人见状，非常恭敬地垂手侍立一旁，一声不吭，等候老夫子睁开眼来。一直等了好久，程颐才睁开眼。此时正值隆冬，不知从何时起，瑞雪纷纷，已积下一尺多深。‘坦’从此，“程门立雪”的故事不胫而走，后来朱熹在《朱子语录》中也予以记载，更扩大了这个故事的影响。程颐后来对他俩教诲不倦显然是被杨、游的求学诚心所感动。杨时、游酢各有建树，杨时成就更大，把二程思想传播至江西、福建，并创立闽学这一学派。程颐曾对坐客很自豪地说：“吾道南矣。”程颐去世后，杨时著《中庸义》，在《序》中深情地回忆说：
予昔在元丰中，尝受学明道先生之门，得其绪言一二，未及卒业而先生殁。继又从伊川先生。未几先生复以罪流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
P7-9
序 猿啼鹤鸣一样亲
自从由猿进化成人，人便是作为社会群体而存在的。很难设想，一个离群索居、脱离了社会的人，能够长久地生活下去。因此，从本质上说，人的概念是抽象、空泛的，人类的概念才是具体、鲜活的。但是，人类无论是在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还是在如同经典作家所说的“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抑或是在可以登上月球、在太空遨游的高度文明的今天，人类中孤立的个人、家庭，甚至是一个小的群体、部落，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对“人海阔，无日不风波”的社会，力量都是渺小的，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这就产生了人与人的交往，从而出现了交谊。我国古代的儒学信徒，曾经长期争论人性善恶的问题，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各执一词，聚讼纷纭。笔者作为后生小子，又何敢置一词。但是，举手的权力毕竟还是明摆着的，因此，我拥护这样的说法：人之初，性本善。人类的本质应当是善良的，至于后天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固然也是重要的，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因素。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这是人类得以交往、结成友谊的共同基础。
作为礼仪之邦，我国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儒学名言，世世代代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对国人形成具有仁爱之心、重视友谊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作用。汉朝人有诗日：“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古诗源》卷四)这反映了不论贫富人们对真挚友谊的向往。但是，总体上看，这样的向往，毕竟是一种梦想。
何以故？一句古老的民谚，早已给出了回答：“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在阶级社会，人类的交往终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各种群体，是由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政治圈、文化圈等组成的，因此他们的交谊，往往涂上各种色彩的政治油漆，印上了特殊标记。因此，若细说古往今来各色人等的交谊，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但是，倘若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若宏观地从交谊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无非是一些人一阔脸就变，一些人未阔脸已变，一些人阔了脸不变，大多数人从未阔过，也无所谓变脸。
第一种人，以某些封建帝王为典型。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以及少年时当过小和尚、浪迹江湖时沾染上游民阶层恶习、当了皇帝老子又处处学刘邦样的明太祖朱元璋，堪称是其中极坏的榜样。遥想当年，这二位和穷哥们儿把脑袋别在裤腰上打江山时，是何等意气风发，义薄云天，真是出生人死、同甘共苦、情同手足。可是，曾几何时，当他们打下江山，坐稳了第一把交椅，很快就脸色大变，把弟兄们看成是“功狗”。你看，一进入“狗”类，可不是好兆头：“狡兔死，走狗烹！”事实正是这样。刘邦和他的管家婆吕后，残酷杀害了多少功臣！我至今不信韩信谋反的鬼话。他要谋反的话，早在兵权重握时就反了。说梁王彭越谋反，更是冤哉枉也。然而，韩信被“夷三族”，彭越竞被制成肉酱，遍赐诸侯，何其毒也！至于朱元璋炮打功臣楼，人们更是耳熟能详；他把七十七岁(书中年岁多为虚岁——编注)的老元勋李善长牵扯到胡惟庸冤案中，杀了李善长和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人，何等令人扼腕不平！由此可见，在刘邦、朱元璋之流的大字典里，所谓“交谊”二字，不过是利用、屠戮而已。至于第二种人，历代的文痞、走卒最为典型。每当统治者要迫害忠良时，总会有一帮人“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卖友求荣。
而第三种人，如苏轼，名满天下后，依然为人随和，与和尚、道士、妓女、乡下百姓往来如初，其中有些人还成了他的莫逆之交；又如鲁迅，成为新文学的旗手、一代青年的导师后，甘心当青年的“人梯”，与他们交友，给他们以帮助，甚至与学生一起外出旅行时，替学生捆行李、打铺盖，被他的学生比喻为耶稣替门徒洗脚。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
而最后一种人，也就是小民百姓，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友谊，是纯真无私的。“衣冠不论纲常事，付予齐民一担挑”，这两句古诗，不妨改为“昏君不论交谊事，付予齐民一担挑”。当然，这也是大体而论——大体！且看书中大西南穷山沟里、荒岭野寺中那些蚩蚩小民，许多人一字不识，却满腔热忱地招待徐霞客，为他解决种种困难。应当说，自古以来，人民大众才是交谊的主体。从交谊这个角度，称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也是当之无愧的。
回顾国人的传统交谊，其最大特点应是宽容。古人有“猿鹤相亲”之说，这特别耐人寻味。猿与鹤，分属不同种类，但它们却能在蔚蓝的晴空下、苍松翠柏间，相安无事，甚至猿啼鹤呜，状甚亲密。人群之中，又何尝无此现象！清初大儒、思想家顾炎武，很有民族气节，明朝灭亡后，他始终不仕清朝，以遗民布衣之身，终老山西曲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曾经十八次进北京，与他的三个外甥——清朝的新贵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往来，也不妨碍他与别的清朝官员往来。更有甚者，顾炎武与曹溶频繁往来，聚会香山，共游雁门，同饮大名等。曹溶在明朝任御史，投降清朝后又做御史、广东布政使、山西按察副使等高官，名声不佳，后来人了《清史》“贰臣传”，但两人保持了二十年的友谊。顾炎武逝世后，曹溶作《哀顾宁人殁于华阴》诗：“朔风栗冽未曾停，吹落关南处士星。车马未酬秦筑愤，文章足浣瘴云腥。贞心慢世冰花洁，异物摧人鹏鸟灵。幽魂故园招未得，只随华岳斗青荧。”深情厚谊，溢于言表。(美籍华人学者谢正光根据稀见本曹溶诗集《静惕堂诗集》和其他史料，作《顾炎武、曹溶论交始末——明遗民与清初大吏交游初探》，言此事甚详。足见传统的顾炎武北上秘密抗清说，无异痴人说梦。)虽然顾炎武在自己的诗文集中，不收与曹溶往来的书信、唱和的诗句，但他与曹溶深交二十年，却是不争的事实。
又如冒襄，也拒绝与清王朝合作，晚年甚为贫困，但他广泛交结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清朝高官。再以近人而论，陈独秀与胡适在“五四运动”后分道扬镳，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胡适也曾积极关心、帮助过陈独秀。凡此都足以表明，不同政治色彩的人，也可以往来、交友，只要不干有损于国家、民族的坏事，彼此往来，绝对不等于同流合污，更无需划清界限。由此可知，极左年代里的“六亲不认”“划清阶级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云云，实在有悖于中华民族交谊的优良传统；而一人落难，家属立刻遭殃，更与国人的交谊传统格格不入。
从历史上看，国人一向重视交谊，各种史料里有关交谊的记载，不可胜记。清初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时，内设《交谊典》，分师生、同学、同事、宾主、乡里、交际、世态等三十七部，搜罗资料不少，但仍有挂一漏万之感。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论述交谊，需要立足于时代的高山之上，去审视过往，以新的架构去诠释“昨夜星辰昨夜风”。本书便是这样的尝试之作(前人尚无《交谊志》专书面世)，述人述事，原则上除个别的例子，不述及今人(1949年以后)之交谊。这是因为，历史需要沉淀。今人的交谊，由后世人来论评，才能比较客观、公正。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情谊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写照。《中国人的情谊》作者王春瑜以史学家的深邃之见、文学家的俏丽之笔，贯通古今：既写了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千古绝唱，也有冒襄与陈圆圆这样的才子佳人；既有李白、杜甫的佛释深缘，也有徐霞客与田夫野老的萍水相逢；既写了政局变化和君臣交谊，也有中外交流史中的真挚之情。这些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艺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书写的乃是情谊之大义。
从历史上看，国人一向重视交谊，各种史料里有关交谊的记载，不可胜记。清初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时，内设《交谊典》，分师生、同学、同事、宾主、乡里、交际、世态等三十七部，搜罗资料不少，但仍有挂一漏万之感。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论述交谊，需要立足于时代的高山之上，去审视过往，以新的架构去诠释“昨夜星辰昨夜风”。王春瑜著的《中国人的情谊》便是这样的尝试之作，述人述事，原则上除个别的例子，不述及今人(1949年以后)之交谊。这是因为，历史需要沉淀。今人的交谊，由后世人来论评，才能比较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