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香奈儿》是一本具有诱惑力的历史小说，材料丰富，线索详尽，故事情节紧凑迷人，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C.W.加特纳将香奈儿从历史带入了生活之中，展现了一个伟大女性不可阻挡的职业抱负和追求独立自由的坚定信念。

香奈儿在书中是一个叛逆、任性，而又具有事业心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她不仅革新了20世纪初女性的穿衣风格，并且重新定位了新时代女性的价值观，让事业型女性受到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诱人、神圣、充满着争议的可可·香奈儿可谓是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她因为引发了一场时尚界的革命，宣告了摩登时代的来临而闻名于世。几乎人人都知道她的名字，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在她背后的女人呢？时至今日，香奈儿都在引发时尚和潮流；她也并不是偶然地设想出了一种甚至会模糊其个性特征的传奇。在《成为香奈儿》这部作品中，C.W.加特纳将带领我们一层层揭开香奈儿的神秘面纱，透过这层其自己打造的极具迷惑性、充满反差和惊喜的面纱，你将认识到一名藐视一切困难，并终成为了可可·香奈儿的那名女子。

巴黎

I 弃女 1895—1907

 “我不怨恨, 自己童年时曾经那般不快乐。”

II 康朋街21号 1909—1914

 “我不想错过这个过程。”

III 去掉褶边 1914—1919

 “如果你未背着翅膀出生, 那就自己长一对出来。”

IV 五号香水 1920—1929

 “除非是我死了, 不然就让我把已经开了头的东西做完。”

V 远离时尚的日子 1929—1945

 “我不会在今天假装知晓明天的事情。”

巴黎

后记

致谢

参考

CHAPTER 1

妈妈死的那天，我在墓地里玩。我把娃娃排成一排，玩儿过家家。这些娃娃是我很早以前用碎布和稻草做的，而现在我已经快十二岁了，娃娃都变了形，裹着污垢，肮脏不堪。我曾经给它们起过不一样的名字。今天，它们是唐特姨母（Mesdames les Tantes），和那三个待在阁楼，穿着黑衣服的女人一样。她们此时正在妈妈的床边，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你坐这儿，你，坐那儿，”我把娃娃想象成姨母们，硬按着娃娃坐在歪倒的墓碑上。这个墓地对于我来说是个游乐场，墓园里埋着这片村子的死人。爸爸走了之后，妈妈就带着我们搬到离这不远的地方。我们经常搬家，所以也不觉得这里是家。爸爸做一些小生意，经常带着货出门，一走就是几个月。

“我天生就是常在路上跑的人，”妈妈抱怨的时候，爸爸总会这样回答。“香奈儿家，代代都是卖货的。你指望我改变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吗？”

妈妈叹了口气：“我没指望什么。但现在我们是两口子，阿尔伯特（Albert），我们得养活这些孩子。”

爸爸大笑起来，他笑声爽朗，我喜欢听。“孩子们会适应的。他们才不介意我出门，对吗？我的小加布里埃？”他冲我挤了挤眼。他最疼我，他这么告诉我的。他会突然伸出双臂佯装扑过来，烟灰抖落在我的黑色发辫上，让我笑个不停。“我的小卷心菜（法语），加布里埃！”

然后他会把我放下，和妈妈争执起来。每次争执都会毫不例外的在妈妈的大喊中结束：“走你的吧！你不是常走吗？不用管我们过什么日子！”我捂上了耳朵。那时我恨她。我恨她的眼泪和扭曲的脸，还有捏紧的拳头。爸爸会一阵风似的冲出去。我很怕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并不明白，他在家里呆不下去——她的爱没有火，却像烟，让他窒息。

这次爸爸离开后，有消息从洛林传来，说有人看到他在家小酒馆上班，和一个女人混在一起，一个娼妓。我一直在等爸爸回来，也不知道娼妓是什么意思，但妈妈知道。她整个人都僵住了，眼泪干了，“这个杂种，”妈妈喃喃说着。

我们收拾了简单的家当，妈妈带着我，我的姐姐朱丽亚（Julia）和妹妹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 ），还有我的两个兄弟阿方斯（Alphonesea）和吕西安（Lucien），一家人搬到了库尔皮埃（Courpiere），见到了妈妈的三个寡居的姨母。她们口中啧啧不止：“简，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男人不行，他这样的就没一个好东西。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他丢给你的这一大群孩子怎么养？”

“爸爸会回来的，”我大叫道，震动着姨母们缺了口的茶杯：“他是个好人，他爱我们！”

“这个孩子太野了，”姨母们异口同声的说：“她那个爸爸没教她什么好。”  妈妈咳嗽着，用衣角掩住嘴角，让我到外面去玩。她在我面前日益消瘦，我知道她病得很重，但又不想承认。我瞥了一眼姨母们，就大踏步走了出去，就像爸爸以前走出门去时候的样子。

姨母们远远的躲开了我们。很快，妈妈开始频繁咳嗽，再不能做缝纫的活计了。这时候她们又出现了，开始指挥家里所有的事情，看到妈妈躺在床上，纷纷说她再也爬不起来了。

“妈妈会死吗？”朱丽亚问我。她当时13岁，只比我大一岁。冬天的北风横扫过村子，让朱丽亚害怕。车子咔嗒咔嗒从身旁摇晃而过，她也会害怕；泥浆溅上我们旧旧的衬衫，或者村里人指点的目光，都会让她害怕。但她最怕的是如果妈妈死掉，我们即将面临与姨母们一起生活的境地，我们怎么办。这三个姨母在我妈妈弥留之时，全无怜悯之情，我们该怎么办？

“她不会死的，”我说。我想如果我这么说，妈妈就真的不会死。

“但是她病的很重。我听到一个姨母说她快死了。加布里埃，如果妈妈死了，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我的喉咙里。就像没有别的东西吃时，妈妈会给我们拿过期的硬面包吃。这些面包是用妈妈攒下来的硬币换的。她会把硬币交给我，让我去面包房，然后告诉我不要讨，因为我们要有自尊。但面包房拿给我们的面包总是硬的吞不下去。

就像现在一样吞不下去。咽下去，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咽下去。

“她不会死的，”我又说了一遍，但朱丽亚还是哭了出来，她转过头去看着我们只有5岁的妹妹安托瓦内特，正快活的在墓碑中间揪草玩儿。“她们会把我们送到孤儿院或者更可怕的地方去，因为爸爸不会回来了。”

我猛地站了起来，就像姨母刻薄我的时候总说的，我是个没吃过一顿饱饭的野孩子。她们说的是那么轻松，好像妈妈变个戏法，食物就能出来似的。我抓起一个娃娃向朱丽亚扔过去：“不许你这么说，爸爸会回来的，你等着吧。”

朱丽亚的肩膀沉了下来，她平时很少和我们对抗，我有些退缩。因为朱丽亚虽然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但妈妈总说她胆子很小。“加布里埃，”她阴郁的说，“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

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

姐姐的话回荡在我的脑袋里，我们拖着步子走回小屋。姨母们从阁楼窗户里探出头来喊我们回去。

客厅里的窗帘已经拉开，桌子上堆着妈妈为别人做的缝补手工活，擦的很干净；线轴、针、为别人做了一半的她自己穿不起的长袍。妈妈僵硬的身体躺在桌上，姨母们已经把她放好了。

“她可总算是受完了罪…痛苦结束了…我们可怜的简可以安息了。”一个姨母向我们伸着枯瘦的手：“姑娘们，到这儿来，吻别你们的妈妈。”

我僵在走廊里一动不能动。朱丽亚走到桌子前，弯下腰，吻了吻妈妈紫色的嘴唇。安托瓦内特开始嚎哭起来。6岁的吕西安站在角落里，把他的玩具锡兵丢在一起，9岁的阿方斯待在一旁。

“加布里埃，”姨母们说，“快点过来。”她们的声音像乌鸦拍着翅膀向我冲来，一边盘旋猛扑，一边伸头啄食。我盯着妈妈的身体，她的双手在胸前相握着，眼睛阖拢，面颊凹陷蜡黄。即便远远的看着，我也知道他们说的人死了就会安息并不是真的。

人死掉了就没有感觉，他们走了再不会回来，我再也不会见到妈妈了。她再也不会轻抚我的头发然后说：“加布里埃，你的辫子怎么就梳不整齐呢？”晚上妈妈再不会半夜起来看我们睡得暖不暖和，再也不会拖着沉重的篮子爬上楼梯，把甜蛋糕塞给弟弟妹妹，这样朱丽亚和我就可以帮她做些针线活了。她再不能教我跳针绣和锁边绣的区别了，以后朱丽亚再不小心把自己的裙子和客人的长袍缝在一起，再看不到妈妈的微笑了。妈妈走了，只剩下我们。我们和妈妈的遗体，还有三个姨母在一起，没有别人来安慰。

我转身就跑，听到姨母们在身后喊着我，用手杖敲打着地板。吕西安和安托瓦内特一起哭了起来，但我没有回头看。我没有停，冲下楼梯，冲出屋子，跑回墓园。我跑到之前摆着娃娃的墓碑旁边跪下，想让自己哭出来。我刚才没有和妈妈吻别，现在我必须要为她哭，我要让她知道，我是爱她的。

但是没有眼泪流出来。我踢走了娃娃，在墓碑旁边蜷曲下来，等着暮色的降临，盯着那条从墓园通往村子的小路。

爸爸会来的。他必须来。他永远不会抛下我们。

P5-8

巴黎

1954年2月5日。

人群正在楼下聚集。我听的到他们，那些记者、翘首期待的社交名媛以及社会评论家们，他们握着那份压制着浮雕图案的邀请函，我的邀请函。我能听到他们兴奋的说话声，那嗡嗡声顺着镜子楼梯爬了上来，钻到乱糟糟的工作室里。

在我周围，十二个模特已经穿上了新的时装系列，她们被香烟的烟雾和我标志性的香水味围裹其中。我叫她们保持安静，之后逐一检查她们裙子下摆的长度，剪掉多余的线头。她们叽喳讲话的时候我没办法思考，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叫这群女孩子闭上嘴巴呢。她们整理着我设计的黑色晚礼服腰间的珠宝腰带，颈上挂着的项链和珍珠首饰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如同此刻我内心的焦躁不安，然而我清楚我不能表现出来。

我站了起来，裁缝剪刀系着丝带，垂荡在我脖子上。我知道楼下的人都在想什么：她还行吗？还能做的到吗？她七十一岁了，已经有十五年没设计过一件裙子，她已经跌到底了，怎么还能爬得起来？

说得没错，怎么爬起来呢？

这些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这些我都曾面对过。我失败的隐忧，以及对肯定的渴望。它们深深的烙印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又点起一根烟，审视了一番面前的模特们。“你，”我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儿，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手镯戴太多了。摘掉一个。”女孩红着脸摘掉手镯，我仿佛听到心爱的博伊（Boy）在耳边低语：“记着，可可，你只是个女人。”

我只是一个如果想继续活下去，就必须不断自我突破的女人。

房间里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样子——吉普赛女人的褐色皮肤，涂着红色唇膏的嘴唇，两条粗眉和金棕色的眼睛。粉色套装下，身体纤瘦有致。在这个年岁，我的皮肤已经看不出曾经年轻柔软的样子。戴满了昂贵戒指的双手，像石匠般粗糙，像老树一样盘根错节，上面留下过上千个针孔——我有一双奥弗涅（译注：法国中南部地区）农民的手。我骨子里就是个奥弗涅的农民，是弃婴，是孤儿，是梦想家，也是阴谋家。我的手就是我。从我的双手可以看的出，我的内心中永远有两个角色在对抗着：一边是那个出身卑微小女孩，另一边是我自己造就的那个传奇人物。

可可·香奈儿到底是谁呢？

“上场吧（法语），”我喊道。模特们列成一队，沿着台阶走向楼下的沙龙。这一幕我已经看过无数次，我站在台阶上，利用模特上场前的最后一秒钟抻平褶皱的衣袖，调整帽子的角度，并把她们的领子弄妥帖。我挥舞着双手让模特们接序出场，之后我便隐去。掌声停下来之后我才会出现——如果有掌声的话。  我不确信会不会有掌声，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已经不太敢肯定了。

坐下来抱着膝盖，香烟放在旁边，关掉珠宝报时钟，我坐在镜子台阶顶端，像以前一样，悄无声息的观察着一切。

既然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就让我回顾一下过去，尽我所能如实还原历史。尽管这段过往的日子里，故事、传说和谣言总是交织其中，如同那块双绉面料一样，成为我的标志。

我也会尽力回忆自己的全部辉煌与惨败，并且会提醒自己，我只不过是个女人。

1954年，可可·香奈儿回到巴黎，并推出了复出后的首个设计系列。法国时尚圈对她复出后的设计并未给予好评，并评论她的设计系列过时以及跟不上潮流。而迪奥当时的设计正在将女性形象带回到昔日那种美丽却并不舒适的风格。可可拒绝跟风，并回归了自己早期设计的简洁优雅之风。美国版《时尚》杂志——作为可可一生职业生涯中的最佳伙伴——一直站在她的身边，支持着她的优雅设计，特别是她后来推出的套装裙、夹克衫和帽子。很快，香奈儿套装获得了持久长青的生命力，成为直到今天仍有诸多设计师效仿的经典设计。

1945年，塞特在维希绘制一幅壁画的时候，死于大面积心肌梗死。五年之后，蜜西娅死去。作为不可替代的毕生密友，可可回到巴黎，为蜜西娅筹办葬礼。

可可的侄子安德烈，在德国战俘营遭到拘押后一直受到并发症的困扰，1940年代末死在了瑞士。维拉·巴特-隆巴迪在丘吉尔办公室的帮助下，从马德里平安返回了罗马，之后死于1948年。李法尔因在德占期间与纳粹合作，遭到禁演两年，之后他带领巴黎芭蕾舞团出访美国，并获得了巨大成功。1958年，传言又起，李法尔被迫辞职。1986年，李法尔去世，并被葬于巴黎的圣日内维耶一博伊西俄国人公墓；在他死后，他的回忆录出版。科克托成为法国广受喜爱的作家之一，作品包括诗作、艺术、小说、戏剧以及电影。科克托死于196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温当中，英国人曾逮捕冯·丁克拉格男爵（斯巴茨），然而他在1949年逃到了瑞士，并与可可重聚。同年，可可回到巴黎，并在法庭上作证。受审者是当时的战犯，被称为法国叛徒的路易·沃弗里兰德男爵，后者受到叛国罪，以及德国情报间谍的指控，并因此牵连到了香奈儿。可可·香奈儿否认了全部的指控。可可和斯巴茨偶尔会到静憩别墅度假，1953年，可可卖掉了别墅。斯巴茨晚年在巴利阿里岛生活，并专心绘画情色主题的艺术作品，他死于1976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可可和韦特海默兄弟的交情一直保持到她去世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韦特海默兄弟回到巴黎，继续控制着可可的香水公司，并继续打了几场官司。法庭纷争一直持续到1947年，直到他们与可可达成和解，可可因此成为极度富有之人。皮埃尔继续担任可可信任的管理者、金融家，尽管他们之间也不时发生着争执o

1954年复出之后，可可在此基础上又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升级的设计。可可收复了在国际时尚领域的名誉，并且又结识了大量包括名嫒在内的顾客，也收获了一些情人。可可用此种方式重新定义了晚年生活。1971年1月10日，可可死在丽兹酒店的套房里。她87岁，她就这样离世，连一句歉意都未留下，整个世界为此叹息：“人就这样死了。”

可可·香奈儿被安葬在瑞士洛桑的公墓里，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五只狮头，共同寓意着她的星座与她的幸运数字。时尚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位设计师像可可这样名留史册，拥有与她相当的世界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