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键
中国各省行政长官称省长，只有自北伐开始至国共内战结束之前一段称省政府主席，我是湖南人，我小时候自1929至1937年当中约九年，我们的省主席是何键。
他在保定军校毕业，原为唐生智的师长，后升军长，自担任省主席之后，名义上已将军长职务卸交于不著声名的刘建绪，但是实际上湘省所辖的四个师仍由他调度。内中一个师长李觉是他的女婿，各师的经费也由省政府担负。
军费的一部分来自矿产，湖南的锑我们称为白铅。所产之钨，我们称为黑铅。长沙有一座白铅炼厂和一座黑铅炼厂，此外省政府还有一部分经费得自鸦片公卖。省政府下辖有一个“禁烟缉卫队”，所谓“缉”即是严切的查禁私贩，只有“卫”才是保障官卖。传统的土地税过于短少，只能供内地官僚机构本身的开销，正税之外，又附有很多的“捐”，如学捐、团练捐、公路捐等等。我们只能猜想，每一项名目，都有它指定的用途，看来承袭于明清体制。
湖南有七十六个县，省政府只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四个厅，当中无调节的组织，所以驻军的防区必在重要关头干涉民政，从官衙组织和行文的程序看来（长沙各日报的“本省新闻”经常刊载官衙文书的全文），整个行政体系的效能必低。加以民间的新型事业如银行业务和律师业务刚才发轫，而且新型法律也在内地行不通，政府的功能，只能重管教，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严刑峻法，有时不恤以恐怖的手段加诸犯者，一方面却不广泛地扰民。费正清教授说，中国的政府只是“肤浅”（superficial）。何键治下的湖南符合这种观察。
虽说全省公费的开销没有严格的标准审核，我们仍不能说当日的官僚即已广泛的贪污横行。比如说，长沙附近一个县的县长，收入自收自付，本身俸给所得也不过每年两千余元，可能为一个省会里的中等家庭之二三倍，总算还是有节制。
何键之成为湖南省主席，出于一连串的事故。
1926年湖南省长为赵恒惕，他手下一个师长唐生智驻在湘南拥有水口山锌矿，因之他一师的装备编制较其他各师为优，赵恒惕正想收回省权，但是尚无能为力。而且他本身又在名义上受坐镇武汉的吴佩孚节制，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
据李宗仁的《回忆录》，吴佩孚也志在囊括湘省，所以他一面暗中鼓励唐生智的叛变，一面又公开协助赵恒惕，这也是当日军阀混战时的—般伎俩。
唐生智情急，乃向南方的强人求援，这时候在广西有李宗仁，他刚以武力统一全省，正跃跃欲试。
在广东则有蒋介石，他的黄埔建军可谓已初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他的两次东征和一次西征既已将广州外围的敌对势力肃清，他又借廖仲恺之被刺而流放胡汉民，又与汪精卫合作而流放许崇智，更再借“中山舰事件”而流放汪精卫，至此已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唐生智的乞援不仅促使李宗仁更靠拢于广州之“党中央”，也更加深了蒋北伐的决心。
当初北伐的目的在席卷湖南，进入武汉。蒋本身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他在广东的部队为第二至第六军，李宗仁所部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由广州筹款五百万元，足供两个月之用，显然无长久打算。
不料武昌攻城战尚在不下之际，盘踞长江下游之孙传芳倾巢来犯，使北伐军正面侧面同时受敌。又更不料苦战之后获得武汉，而孙传芳在江西之主力或被击破，或全部成擒。翌年初蒋之进据江浙，大部工作只在策降。蒋介石自己记这段发展也简概地说，无非“将错就错”。
但是他之定都南京，以江浙为根据地，产生两种必然后果：一则使国共冲突无法避免，艾萨克（Harold Isaacs）说，自此蒋有江浙财团的支持，无须苏俄援助，才放胆“清党”。而其实蒋此时兼国民党之“军人部长”，有任命将官之主权。北伐之迅速成功，一方面出于苦战，另一方面则出于他广泛的收买对方将领。一般价格：对方的一个师长反正之后立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之军长，其来者不拒的态度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企图彻底改造中国的着眼大相径庭。而后者已指斥蒋之行止，有军阀作风。况且毛泽东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早已引起蒋下属军人反对，何键在内，下文尚要提及。另一发展则是蒋之军事胜利过速，日后除他近身的根据地能切实操纵之外，其他后方地区如广东及湖南又落人不能由他实际管辖之军人之中。湖南之有何键，亦如广东之有陈济棠，主要原因为军队就地筹饷。本省军人有如五代各藩镇之“留后”，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北伐尚未全功告成，唐生智已开始反叛，他的行动被迅速解决，但是他的部下不能全部铲除，1929年北伐已经成功，李宗仁又开始反蒋，唐生智的策略以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连成一气做根据地向外发展，李宗仁和所部“桂系”则准备先造成沟通湖北、湖南和广西的地盘。
1929年湖南省主席为鲁涤平，江西人。李已与何键疏通，乃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鲁涤平职而以何键更代（中央政治会议是当日国民党中枢与国民政府要员的联席会议）。当蒋介石兴兵讨伐“桂逆”时，何键归顺南京中央，从此广西军人被逐，退还本省，鲁涤平改调浙江省主席，使他能安插部下文武人员。何键则经蒋承认长期任湖南省主席，直到对日战争爆发。
在各省主席中，何键以“反共”著称，北伐前后中共组织民运时，湖南首当其冲，农民协会和工会组织都如火如荼地展开，拘捕“土豪”“劣绅”，由群众判罪成为广泛的现象，何键的父亲曾被长沙工人押解游街。何键当日在唐生智军中前方，但是他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立即执行报复，自行封闭工会，枪决共产党员。
当何键任主席时，“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已度过最高潮，“剿匪”战争逐渐由湘东转移至江西。但是1930年7月共军彭德怀部入长沙驻留十天。何键报复时拘捕毛泽东妻杨开慧，将她处死。
P24-27
这本集子收录了十多篇我近年在各刊物已发表或写好待发表的文字。发表的主要地方是《中国时报》系的“人间”和“时代”副刊。《李约瑟给我的影响》则原见于《历史月刊》，蒙月刊慨允在这里重载。原来发表的日期已注明在每篇之后。
最初写稿的时候并无通盘计划。现在看来，则各篇无不涉及历史的场面与层次。即是个人回忆与旅游观感也无不沾上了当今历史变化的成分。本来这种色彩可以出现于任何人之笔墨：我们活动的范围全是“人间”；所接触的事物也无逾于“时代”。不过一个学历史的人，处于当今内外大变动之际，朝夕萦思，免不了对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母亲受罪遭殃？为什么我们对性的禁忌日益开放，尤其属于女人部分？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货币突然发生问题？事态的变化突如其来，却又如是的普遍，这情景逼着我们通盘考虑。所产生的问题看来已不是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对策也务必通过时代的改变，从长计议。
去年（1997）11月我承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莫昭平小姐之邀，来台北发表过一场演讲，讲题即是本书开首第一篇的《关系》。大意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一般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性关系。这三种关系也经过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详细分析。今日的局势则是三者都在通过重要的修订或改变。
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来临，实际则是因为交通通信的发达，所有的国家都要将旧日的农业体制改造为商业体制。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一成不变，一切以道德的名义检束。读者可从《何键》一文追想其梗概。商业则重交换。只要各物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外在的纪律束缚可以逐渐放松。《李约瑟给我的影响》说明我涉入这类研究之由来。
可是上面这几句话说来容易，要确实照做，则务必发动所有的人，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无不需要改造或调整。换言之，人类的各种关系，很少能够原封不动。《大变局中读历史》表示我们要放大胸怀，才能体会此中真意。再如《内战》和《世上鲨鱼四十亿》也从旁说明中国需要改造的原因，《母亲》更表示改造期间的痛苦，很少的家庭能够幸免。
书内也有几篇文字，提及我在1946年初来美国的经验，像《露从今夜白》、《从烤面包说起》和《雷温乌兹要塞》，多方表示一个国家进入商业体制，军队各部分可以随意提调，有如机械之零件。如此这国家才算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否则各不相属，徒用狭义的道德为标榜，一不能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再说一次吧，从农到商，不仅在增进各种关系，而是要将组成关系的原则一并更新。
另一方面，即是美国，虽已高度的工商业化，也仍在不断改变之中。我所写的《东安街六。六号》叙50年代事，《迈阿密的故事》叙90年代事，就已表现社会的步伐加速，各种关系也要因之调整。我们无从说这样的改变是好是坏，因为好坏全是个人主观；而历史的进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虽然我们无法预言五十年后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以此类彼应当不会倒退回去。读者如再看拙文《何键》一遍，当信我言非虚。
我和很多学历史的人一样，认为一件重大的情事，牵涉广泛，竟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当中必有理由；是为历史的仲裁。这种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成分是《成则为王》文中之要旨。《母亲》文中也作类似的结论。相反的，客观环境尚不容许，不到时机成熟，即忙着采取行动，冒大不韪，也甚可能自招贻戚。目前一个显明的例子乃是在某种情景之下西方人提及自由，其立场并非抛弃道德；而是将检束的责任放在各人自己身上，同时也让各人以自己的良心做主。很多事情，西方经过实验已能如是。但是在东方，一般民智未开，人民宗教观念的取舍未定，“关系”的改造还未成熟，是否也能立即如是，甚成疑问。这一套理论也是牵涉广泛，我写此文时不期而然的感到责任綦重，也免不了语重心长。读者不要忘记“成则为王”的反面即是“败则为寇”。
上文尚未提及的其他六篇，初看好像另成一系统。范围牵涉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内容则又概括经济与宗教。其实一言以蔽之亦无不涉及“关系”。我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服役于印度和缅甸，战后又驻留日本三年。此外，三十年前在纽普兹教书的时候，因为学校里规定亚洲系的教授须共同讲解东亚国家概况的一门基本课目（以作国民外交的准备，当日为所有的学生必修），已经注意于这一整个区域之发展。同时以后环顾内外也深觉得对这些国家的最基本之认识为我策划的“中国大历史”之所必需（司马迁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犹且将《南越列传》写入《史记》）。读者必须注意21世纪中国的前途将部分由周边国家的出处决定，有如在20世纪日本与美国的命运半由中国决定。当一个国家再造之际，它发动重订“关系”的冲力，必较其他相当平稳的国家之影响为大。此非单独的计算这些国家之军备与实力时所能预见或概括。
有了这样的交代，以下各篇宗旨不说自明。《东南亚金融风暴》经过钱果丰博士过目，并指正原稿的错误数据。（当然，文中的立场和尚有不妥的地方由作者自己负责。）他是香港行政局议员，英之杰财团董事长，和我为世交。
其他各篇写《印尼的彷徨》、《印度教与核威胁》和《日本，Nippon，Japan》。其中有一点要再三着重申明：各篇提及不同的宗教，从一个学历史而注重唯物的人看来，它们的不同特色，大都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之所致。此一点必与很多信教虔诚的人和唯心专家所见有距离。
虽然如此，如何概括本书，既是人身经验，又牵涉地缘政治？
让我这样说吧：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
黄仁宇
1998年10月14日
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金钱与性，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曾予以详细分析；但今日的局势则是这三种关系都在进行重大的修订与转变，各种关系丛集交织，令人有无法抽身之感。
历史学家黄仁宇尝试了一种新的书写角度，编著《关系千万重》，悠悠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以充满魅力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剖析人世间的种种因果关系，将复杂变为明晰。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Macro history）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在本书中，他生动地描绘了个人生涯中的逆旅屐痕，生花妙笔出入古今，游刃有余。疑似没有章法，却又恍若无数大手笔的绘卷，历历如在眼前……
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学作品，不外发挥以下三种关系：生死、金钱与性，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曾予以详细分析；但是今日的局势则是这三种关系。都在进行重大的修订与转变，各种关系丛集交织，令人有无法抽身之感。《关系千万重》是八十年代为我们引进大历史观点的黄仁宇傅士重新尝试的书写角度，他悠悠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以充满魅力的写作方式为我们剖析，人世间的种种因果关系，值得再三阅读与深思。
提到关系这一名词，我们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利害关系、性关系、金钱关系、外交关系、乡土关系、人知关系、多重关系、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关系等等。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