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衰败、修正与超越
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带来了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也带来了思想界的分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未来道路的选择，思想界有各种各样的回应，有人信心满满、言之凿凿，有人慷慨激昂、跃跃欲试，有人凝眉沉思、上下求索。细审之，这些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之间相差何止千万里，各派之间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剖析。
1949年，胡风诗意地写道：时间开始了。这一表述的意思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光明的、进步的时代到来了，与这个新时代相对应的，是此前的没有意义、黑暗和落后。
为一个时代赋予意义是一种现代的现象，它既是对崭新的历史阶段的概括，也是主观的意识形态建构。这种思维方式在1978年之后再次浮现，新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将属于他们的时代重新划定为现代的时间起点，1949年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的那段历史于是就被归在这一起点之前了。
启蒙思想指向的是现代性。现代性思想起源于西欧，是基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现代性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意识，它通过与过去的对立来自我确认，现代被塑造为一个突破了不断循环的旧时间观念的新时代；现代性同时还是一个对某种社会形态的承诺，哈贝马斯称之为一个“方案”，即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建设新的世界的蓝图。
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其他地区对现代性的接纳往往是被枪炮征服的结果，伴随着屈辱、激愤和急切，故而接受和学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在过程上和结果上呈现出错位感。具体表现首先是“全盘西化”，不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模仿西方，文化、习俗等也企图和西方接轨；其次是激进地反传统倾向，反传统有至少两重意味：既通过制造与传统的对立确认现代的到来，也是配合文化上与西方接轨的需求。
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总体特征。事实上，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构成极其复杂，内部包藏着反启蒙的因素，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只是在“全盘西化”和“反传统”的态度下获得了一致感；另外，在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中国走上了革命建国的道路，启蒙思潮中断了。这就是后来新启蒙知识分子所感慨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1980年代初重又兴起的新启蒙思潮在态度和思维方式上机械地继承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遗产：以西方的目标为目标，以西方的道路为道路，《河殇》式的“全盘西化”论受到追捧，传统再次受到检讨和批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启蒙主义者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支配下，无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的现代性因素，将其视为“传统”而加以了彻底的否定。
从“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新启蒙主义关注启蒙甚于关注国家的独立自主，忽视了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本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决定了新启蒙思潮的局限，其提出启蒙方案仅限于建立在“国家／市场”或“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针对国内议题的安排，漠视中国与全球性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这种不完整的视野是以当时中国的相对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为背景的，新启蒙主义者们不该忘记的是，这种环境恰是被他们拒斥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留下的遗产。同时，因为1949年以后的这一段历史，新启蒙思潮表现出更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对平等的理念予以拒斥。有知识分子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归结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两个“精神病灶”，即是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表现。
新启蒙主义者一般被泛泛地称为自由主义者，虽然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甚大，但在现实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相互替代关系。
P3-5
不记得过了多久，在刊物和网络上重又读到他的文章，文字犀利依旧，有时竟有老辣的味道；相较于早期的文章，更多了从实际出发的见地、理论阅读的沉淀和知人论世的阅历。今天的世界何其复杂，又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顺理成章，不过是过渡到下一场斗争的界标。岁月流逝，人生易老，但无论何时，那些在耳边嗖嗖而过的响箭，那些响箭击中目标后的颤动，都显示着生命的力量。那是这个世界的真声音，亦即能够在既喧嚣又寂寞的世界里激发更多人——尤其是媒体人——独立思索、坚守信念、追寻真相的声音。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北方是个不拘不羁之人，现在的文章可观，将来的发展可期。
——黄纪苏（社会学家、剧作家）
北大南门朝西开
春暖花开的时节，未名湖边一片桃红柳绿。我特地在一个下午到湖边走了走，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会儿。这不过是个矫情的仪式，望着那一汪水，思绪并没有飞扬，而是脑袋空空，一如这么多年空空的人生。
自打走到这湖边，又一个十八年（马上就十九年了）已经过去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走到未名湖边时的失落，说：这哪是什么湖啊，就是个水泡子嘛。北大百年校庆前，一群校友攒了一本《北大往事》，有个作者说到初见未名湖的感受，竞跟我是一样的，不过他到快毕业了才壮着胆儿把真实想法说出来。
可是水泡子和水泡子不一样，这个水泡子生在北大校园，就被称为湖，还有无数人将华美的词句献给它。“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比如，某个北大的校园诗人早年间就这样歌唱过。
这样的语言可以叫作诗？刻薄一点说，也可以称作话语的泡沫。北大曾经是诗的天下，但后来开放搞活了，诗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诗人们也都改行去写广告词了。于是，我们的生活开始到处闪烁着泡沫的七彩色。
我不喜欢话语的泡沫，倒喜欢戳破它，这像是我的本能。
我还记得背着一个包袱前往北京的情景，包袱里面装着一套被褥和几件衣服。那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行，是去北大报到，可是我心中没有豪情万丈，也没有鲤鱼跳龙门的喜悦，甚至有点抗拒，有点失魂落魄。这有点不合常理，但就是那样的。不要追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到了北京，我遇到了一个小困扰，我转（读四声）向了。方向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在北方平原上，房屋是坐北朝南的，地垄沟也是正南正北的，少有例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方向有清晰的感觉，失去方向感也会有明显的焦虑。我知道有些在不同空间环境下长大的朋友对方向是迟钝的，他们只知前后左右，不知东南西北。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我的感觉，这种感觉也不容易用文字描述。总之，我眼中的北京错位了90度，在我的认知里，太阳从南边升起，在北边落下，北大南门是朝西开的，天安门城楼也是坐东向西的。
一般来说，转向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一旦克服了最初的陌生感，方向感就会恢复。可是我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仍然在转向中，怎么也调整不过来了，在我眼中，北大南门依旧朝西而开。我就在这样拧巴的感觉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以一个漂泊者的姿态，直到今天。这拧巴的感觉，或许就是我与“主流”格格不入的隐喻？
而今天，我的一些文字终于要印成一本书的样子了，这无论如何是件值得安慰的事。当然，这并不能算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它不是就某个问题进行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过去一些年我在媒体生涯中写下的一些或长或短的文章的集合。幸运的是，它们的生命力没有随着媒体周期的结束而完全结束，还有一点儿值得重新印刷的价值。
认真地写一本或数本书，让它们活过我，也就是说在我身后，还能有人认为它们值得阅读，是我的志愿。但这个计划的实现还遥遥无期，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着手。
既然是写在书的后面，我想我有义务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这么写文章，为什么这么看待事物。这就要回顾一下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思想成长产生影响的一些零散片段，而一回头，就愈发觉得人生的空空了。
看过一些前辈大家问学的回忆，凡有些成就的，必须要有一点儿童子功的。这是我所没有的，我没有生在书香门第，家里没有书。幼年阶段，背过一些古诗，这跟多数同龄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姐姐教我，当时她上初中，那些短的诗，她连着念上几遍，我就差不多能记住了。那本《唐诗三百首》大概是为了让我学背诗才特地买的吧。
……
“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车，两袖清风为谁忙，国家不用作栋梁。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无可牵挂，十年寒窗付东流，壮志未酬归故乡。天下兴亡事，在我胸中藏，叹望世上满目苍凉，碌碌奔波空悲伤。”
我想到这首《长铗》（与《未名湖是个海洋》出自同一个作者），这首北大校园民谣流露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恋与自怜，原本我是反感的。但如今再听，却心有戚戚了。
我又想到了我的母亲。她是陕北人说的“受苦人”，一辈子把能尝的苦都尝遍了。她没机会念书，只上过几天夜校，不识几个字，儿子出了一本书，她却不能成为读者。她叮嘱我最多的，是一句凝结了普通人朴素的生存智慧的老话，“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而我，一点儿也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
刚刚过去的这个年，我问母亲咋没染下头发，她说，你的头发都白了，我还染它干啥。
望着身边静流的沱江水，我感叹时光的虚掷，而时光，就要将她吞没了。对母亲，我没法说感谢，我和她从来不使用这样的语言。我让她自豪过，也让她失望。对于让她失望的，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夜深了，我蜷身在低矮的桌旁，在春寒中瑟瑟发抖。想说的大概都写下来了吧，我不希望在结尾处重又落到感伤的调子上，想起2008年2月14日过完春节乘火车返回北京的路上写下的一段话，引到这里做个结尾，既与读者朋友共勉，也激励一下自己吧。
每次出行，无论是坐汽车、火车，还是飞机，我都喜欢坐在窗边，贪婪地望着窗外。我喜欢看这一片无边的土地，平原还是高山。在夜里，我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火，心中感觉温暖，我觉得和那些屋子里的人有缘。
愿每一片土地一样肥沃，愿每一盏灯光同样明亮。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国土，如母亲不会过于偏爱某一个孩子。
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
李北方
2015年春日，初稿于湘西凤凰古城；盛夏改定于北京。
汪晖
在今天的媒体评论界，北方算是异类。他做过社会调查，但并不是以调查类报道出名的记者；他写杂感评论，不但没有如今媒体文字的脂粉气，更加没有那些貌似嚣张但实质在取媚的文字的味道。他的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或者用当年瞿秋白的语言说，是“社会论文”。北方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因此，揭示真相的过程也就是批驳他自己置身的媒体世界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真相”的过程。但细读其文，才发现相较于他谈吐间的尖锐，他的文字其实是更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的。他不像一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做出一副拒绝理论的样子，原因是大众媒体制造的“真相”常常以“常识”相标榜，没有理论思考便不能揭示这些“常识”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装饰物。因此，与其说他在时政分析中进行理论思考，不如说他的理论思考源自追求真相的激情。也正由于此，他的思考不同于学院的理论探索。北方的文章更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他的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北方在南方的媒体界幸存下来，多少让人觉得中国的媒体世界尤其是南方的媒体界，尚存一丝生机。
媒体对政治领域的殖民，媒体与资本从结盟到一体化，媒体一资本一权力的三位一体，或许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会舆论，为某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务，而且也导致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在西方，媒体的变迁常被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视为民主危机的一部分，而中国媒体的多方面扩张却常常被包裹在所谓透明化或民主化的说辞之下；中国的确存在的检查制度或多或少掩盖了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并以二元对立的形式掩饰相互之间的实质关系。今天不仅需要区分真相与“真相”，还需要区分反抗与“反抗”。霸权不是单一的权力，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渗透在从市场到社会、从国家到地区乃至全球、从资本到“大众”的所有领域，不仅对于各种不同的声音进行排序，而且也用“大众”、“民间”、“社会”等名义对大众、民间、社会的声音进行扭曲和压抑。对于那些经常在大众传媒中夸夸其谈甚至做苦闷沉思状的“批判者”，也必须进行批判与“批判”、反思与“反思”的辨别。
事实上，即便是检查制度，也越来越向着去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谈论中国媒体，人们最常谈论的是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即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和媒体的腐败，后者其实不过是不同的资本力量(包括媒体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媒体和媒体人的控制的形式而已。在全球化时代，媒体领域不同价值观的斗争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国家内部，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和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种复杂的局势也在许多领域造就了嚣张与取媚的多面姿态。检查制度的“非政治性禁止”在另一个语境中可以兑换成为最大的广告，这在当代艺术领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媒体的新角色其实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我曾以“去政治化的政治”概括这个进程，即“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资本及其代理人利用新旧媒体而化身公共舆论的代表，或称“资本力量的公知化”。这几个方面互为作用，互相促成，例如没有“政党国家化”所导致的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去政治化，也难以出现作为其后果的“媒体政党化”现象。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对言论空间的扩展并不必然地表现为重审自由、民主、人权等绝对正确的大词，而在于像鲁迅那样揭示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说明这些关系对于现实的扭曲、对于普通人声音的屏蔽、对于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文化暴力的掩饰。在今天，政治性就存在于这些去除了大词装点的、对于实际进程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之中。
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媒体的时代。对于许多人而言，事情是否发生了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能否聚焦于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创造“现实”，也必然扭曲现实。今天的暴力发生在现实中，也发生在媒体中。因此，反媒体的逻辑就是击破媒体创造的“现实”，以抵达真相，或至少呈现抵达真相的路径。媒体的改变是全社会的问题，但媒体工作者的思考、辨别能力和道德水准无疑是这一改变的核心环节之一。媒体人如何突破今天的媒体逻辑？已经有优秀的媒体人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这些努力而不得不离开媒体世界。因此，除了明察的目光、分析的力度和批判的勇气，还需要坚韧的精神和游击战的技巧。这也是重新政治化的前提。何谓“反媒体”？我以为那就是一种从媒体世界中诞生的、与媒体的主导逻辑——控制媒体的双重逻辑——相反的、能够带动新的政治诞生的能量、实践、观念及其呈现方式。
不记得是在何时、何地第一次见到北方的了，只记得他头发略长，说话激动时，面庞略显明亮。我们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但并没有更多的交往。2008年，他出国深造前，我们见过一面；次年夏天，我到剑桥访问，在伦敦匆匆一面，他欲言又止，有些郁闷。我因此知道：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中有沉思的因子。不记得过了多久，在刊物和网络上重又读到他的文章，文字犀利依旧，有时竞有老辣的味道；相较于早期的文章，更多了从实际出发的见地、理论阅读的沉淀和知人论世的阅历。今天的世界何其复杂，又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顺理成章，不过是过渡到下一场斗争的界标。岁月流逝，人生易老，但无论何时，那些在耳边嗖嗖而过的响箭，那些响箭击中目标后的颤动，都显示着生命的力量。那是这个世界的真声音，亦即能够在既喧嚣又寂寞的世界里激发更多人——尤其是媒体人——独立思索、坚守信念、追寻真相的声音。
2015年7月20日于清华园
《北大南门朝西开》是《南风窗》主笔李北方先生的思想随笔和时政评论集。作者结合中外政治和历史，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简洁犀利的笔触，批判性地思考和剖析了关于自由、民主、权利、市场等流行话语的思维定见，对于大众关注的思想论争、社会热点、国际格局等议题作出了深度辨析和评论。
书中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作者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梳理与分析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祛除思想的迷信。作者的文章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这些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
作者胸怀天下，站在广大劳动者的立场上写作，张扬人心中向善的力量，并展现出极强的思辨能力，思维辩证而圆融，文笔细腻而优雅。
著名思想家汪晖教授作序推荐！
李北方在《北大南门朝西开》一书中，辨析自由、民主、人权、市场、改革等媒体塑造的“话语神话”；
以敏锐洞察力分析中国社会的变动与重构；
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
思辨性强，文笔犀利、优美、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