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浪华、宇之编著的《新加坡大屠杀》以严谨的态度，用大量史实，十分本真地记述了新加坡大屠杀的全过程。不仅再现了当时新加坡大屠杀的场景，还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战争狂人的极端残酷。全书分6个章节：山雨欲来风满楼、南洋华侨抗日中心、新加坡的陷落、检证大屠杀、大屠杀之外的大屠杀、讨还血债。文稿文字完全忠于历史事实，所记录的史实均有档案性渊源和文本出处。

《新加坡大屠杀》是作家黄浪华、宇之经过十多年收集资料，四易其稿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这本书告诉你：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亚洲的悲剧，北有南京大屠杀，南有新加坡大屠杀，大场面宏观细节展现“二战”南洋战场，800万华侨铮铮铁骨不屈不挠，5亿巨额国币驰援祖国，3000机工回国参战，9万英军华侨义勇军血染新加坡保卫战，兵败屠城日军滥杀数万无辜华侨。

开篇：血债要从头数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日本战车正在发动

 2．东方直布罗陀

 3．马来之战

 4．临时抱佛脚

第二章 南洋华侨抗日中心

 1．华侨的一面旗帜正冉冉升起

 2．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3．驰骋在滇缅公路上

 4．铮铮铁骨

第三章 新加坡的陷落

 1．攻防战开始

 2．义勇军是真正抗日部队

 3．白思华举起了白旗

第四章 检证大屠杀

 1．山下奉文下达了肃清令

 2．检证大写真

 3．惨绝人寰的酷刑

 4.肃清波及全马来

第五章 大屠杀之外的大屠杀

 1．五千万奉纳金出笼前后

 2．扫荡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3．围剿136部队与林谋盛之死

 4．最后的疯狂

第六章 讨还血债

 1．铁证如山

 2．山下奉文的下场

 3．罪责岂能逃(上)

 4．罪责岂能逃(下)

 5．血债一定要清偿

后记

参考文献

日本战车正在发动

1941年秋，在台北市市郊一座用木板搭建的营房里，一批日本军事参谋人员正没日没夜地在制订一项行动计划。这座营房大门口挂的招牌是“台湾陆军研究所”。挂这招牌只是一个幌子，它并不研究什么军事学术，而是策划、研究、制订一个天大的阴谋计划，这就是日本帝国统帅部正准备发动的大规模海、陆、空攻势的“82部队南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进攻东南亚计划。

推动这计划的是年轻的高级参谋过政信。这是一位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曾参与暗杀近卫亲王的事件。后来获得“马来之虎”称号的日本上将山下奉文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评价辻政信：“辻中佐白前线归来，向余作种种报告。此人自我意志坚强，长于小才，但对国家大事而言，小人而已！须善于驾驭有济。”说他是“小才”，有点小看他。因为，东南亚军事行动计划，特别是山下奉文后来组织的攻占马来半岛、新加坡的军事行动计划，都出于辻政信之手。战后，山下奉文被处以绞刑，而被看作“小才”的辻政信却穿上袈裟，躲过盟军的抓捕，潜行三千里逃回日本。不久，还当选为参议员，在政治舞台上有声有色地表演了一番。他的那本《潜行三千里》，是日本战后一本畅销书。1961年4月，辻政信到东南亚旅行，进入到老挝后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话说回来，这时辻政信正处在亢奋之中。因为“南进”计划已为日本天皇批准，那是他多年的梦想啊！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工业化之后，一直就有建立“八纮一宇”独霸世界的野心。早在1927年7月，当时的首相田中曾经向天皇上奏《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即著名的田中奏折。在这份奏折中他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虽然此奏折之真伪史家仍在争论，但却真实地表达了日本帝国当时基本的国策。

辻政信十分了解日本要实现称霸世界，必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侵占中国东北、内蒙与外蒙。这一步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基本上已经得以实现；第二步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排除列强在华势力，建立所谓“日满华政治经济一体”，并以此为基地向北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一步自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正在进行中。日本把全部27师团部队中的21个师团多达85万兵力派到中国，意图速战速决中国问题。但事与愿违，却陷入中国战场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北攻苏联，日本也曾尝试过两次：1938年7月间，日本关东军借苏联占领中国图们江上游一个战略要地——张鼓峰为由，发动了张鼓峰事件，向苏联发动20多次冲击，结果以一个师团兵力被消灭而告终。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以苏蒙军队进入蒙古东部与中国黑龙江交界的诺门坎地区为借口，发动了诺门坎事件，结果失败更惨重，死伤5万多人，损失飞机180多架，火炮损失高达72％。两次挑衅，两次惨败。正如战后一位参加过诺门坎战役的日本老兵回忆：“当时日本就像是一个半大小子，舞舞扎扎地向河畔的俄国大汉频频挑衅，最后大汉恼火了，一拳将毛小子揍到河里。”辻政信当然不相信苏联是一个彪形大汉、日本是毛头小子之说。他认为日本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因当时前线已无用之兵。他说，如果中国问题不解决，日本大部分军队陷入中国战场，要北进打败苏联那只能是天方夜谭。另一个是被日本同盟国——德国出卖了。因为，当时希特勒偷偷地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没了后顾之忧。这样看来，日本一时很难征服中国，而占领苏联又不可能，出路只有提前实现第三步了。第三步按原来计划，是在占领中国和蒙古、苏联有关地区的战略资源为后盾，向南进攻，占领英、美、荷的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建立大日本超级大国的美梦。

“大东亚共荣圈”被划入圈内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法属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现马来西亚，后同)、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后同)、缅甸、菲律宾、暹罗(现泰国，后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南太平洋上所有岛屿。这就把英、法、荷、美等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列入了日本要南侵的范围。为什么要把这些地区与国家划入“大东亚共荣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地区有着丰富的战略资源，是日本称霸世界不可或缺的条件。特别是马来亚出产的橡胶当时占世界总产量的78％，出产的锡占世界总产量的67％。至于荷属东印度则是东亚石油宝库，它年产800万吨石油，而当时日本每年需要石油大约500万吨，其自给能力只有10％。南洋各国还盛产大米、食糖、铁、铝、矾土，等等，这些资源都是日本长期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其中，有两个重心，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马尼拉。前者为英国军港，后者为美国空军基地。特别是前者，是老牌帝国——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海运、商业、军事中心，也是南洋华侨抗日中心，夺取马来亚、菲律宾，摧毁英美军事力量，就可以一举把英、美、法、荷的殖民地囊括进自己怀中，从而控制西南太平洋，进而顺利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与锡兰(现斯里兰卡，后同)，再南下澳大利亚、新西兰……

但是，辻政信深知，日本与英国荷兰若开战，必然要冒“不惜同美国一战”的危险。辻政信记得有一位长期从事日美谈判的外交官叫岩畔蒙雄的，曾经把日美军事潜力做过对比，如果以日本为1个单位的话，美国的钢铁为20，石油为100，煤为10，飞机为5，海运为2，劳动力为5，总比例是1：10，实力差得太悬殊了！然而，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跟美国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东南亚的战略资源，特别是荷属东印度与马来亚生产的锡与橡胶绝大部分都卖给了美国，其中锡占90％，橡胶占75％。日本想独吞这些战略资源，美国岂能无动于衷？！何况菲律宾还是美国殖民地。P8-10

在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这部控诉日本法西斯在马来半岛与新加坡对华侨犯下滔天罪行的书，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加快复活军国主义的步伐，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高度警惕。温故而知新。日本军国主义是什么样的货色，读读这本书就可以一目了然。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说过这样的话：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要数日本。这话不假，远的不说，明代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抢，就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割据台湾省，迫使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制造济南惨案，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本野心特大，企图一步一步灭亡中国。

我今年94岁，经历过抗日战争全过程。16岁那年，我在上海读书，正逢日军发起“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对平民狂轰滥炸，楼舍化为断垣残壁，百姓尸横街巷。我当时参加了上海童子军抗日战时服务团，上前线协助抢救伤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的十六叔庄朝松当时在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的校对部主任，他毅然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下斗争，后来不幸被捕，被日本宪兵绞杀在狱中。我姑父陈桂琛在菲律宾宿务任中华中学校长，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因组织抗日也被日寇杀害。国恨家仇，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会奋起反抗。抗战期间，我和六叔庄惠泉分别在广西和印度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我先后参加了广西抗日学生军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桂北临阳联队，直接与日寇作战。庄惠泉参加的是中英两国共同组织的盟军136部队。他多次潜回马来亚刺探日军的情报。父亲庄希泉积极参加了国内外的抗日斗争。早在1925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激起了国人的公愤。我父亲庄希泉在厦门组织外交后援会，领导各界罢工、罢市、罢课，抵制日货。日本驻厦门领事竟以我祖父庄有理在台湾设有商号，领有台湾籍居民护照为理由，派人拘捕了他。因为日本占领台湾后，颁布了“台湾特别法”，强行规定台籍居民均为日本侨民，不准参加“外国”政治结社。我父亲被抓到台北，关了九个月，在狱中受尽折磨。经台湾同胞多方营救，才释放。我父亲回到大陆，立即登报声明：“我是中国人，并非日本殖民。”还干脆把名字改为“庄一中”。抗战爆发后，他先在菲律宾向华侨宣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后到香港向香港同胞宣传抗日、组织抗日。香港沦陷后，又转移到广西继续参加抗日斗争，还推荐许多有为的归侨青年加入136部队。

本书执笔者黄浪华也是华侨之家，他的大哥就是在马六甲被日寇杀害的。黄浪华是1989年5月从部队调到我们中国侨联来的。当时我任中国侨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不久任主席。黄浪华原在总政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该社是老社，条件很优越，但黄浪华却放弃了优越条件，到我们新成立的中国华侨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后任社长)，这完全是基于他自己是归侨，有一颗心甘情愿为侨胞服务的心。他正是凭着这么一颗侨心，上任后，发挥自己是归侨作家的优势，很快团结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芬兰、毛里求斯等国的一大批华文作家，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给这些发表华文作品相对困难的海外华文作家予以大力帮助。特别是1991年，他组织出版了一套《新加坡华文文学大系》4卷本、100多万字的丛书。收录了活跃在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坛的47名小说家、83名散文家、80多名诗人的作品。可以说，当时80％的当代新加坡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均在此“大系”中。此丛书还在新加坡举办了隆重的首发式，引起当地主流媒体的强烈反响。这是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家与作品，第一次在中国集体亮相，为中新文化交流谱写了华丽的乐章。此后，黄浪华又调到中国侨联机关刊物《海内与海外》任社长兼总编，他继续发挥归侨的优势，团结与拓展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队伍，努力使该刊成为团结海内外侨胞的桥梁与纽带。

难能可贵的是，黄浪华在繁忙编务活动中，不忘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为了尽快实现从军旅作家到归侨作家身份的转变，他下了很大功夫了解、研究华侨历史。在这期间，他出版了一部纪实文学集《星洲屠城录——华侨漂泊异乡纪实》，反映的是华侨华人被迫漂洋过海、漂泊异乡过程中的血泪史、奋斗史，展现了在异域的华侨华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其中的《星洲屠城录》一文就是本书的雏形。这以后，他集中精力收集新加坡大屠杀的历史资料，积近20年，字数多达好几百万。读这本书，你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里头尽是干货，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

《新加坡大屠杀》以严谨的态度，用大量史实，十分本真地记述了新加坡大屠杀的全过程。新加坡大屠杀已经过去70多年，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这一段历史知之甚少。海外华侨华人，因种种复杂的原因也逐渐淡忘。作者重现了这段历史的一幅幅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再次体验当亡国奴的痛苦，进而激活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忆。日本法西斯为什么对华侨如此惨无人道？本书告诉我们：这是与华侨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分不开的。华侨历来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期间，祖国面临着生死存亡关头，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保卫祖国，为保卫第二故乡——侨居国，不惜毁家纾难、抛头颅洒热血。日本法西斯杀人越货，占领别国领土，却不准受害国民抗争，谁抗争就要斩尽杀绝。这是日本法西斯的逻辑！

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接着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杀人无数，制造了不知多少“干人塚”、“万人坑”。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死伤3500多万人，马来西亚仅马来半岛死伤不下50万人，菲律宾1 10多万人，印尼200多万人。而其中杀人最多的要数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除了马尼拉大屠杀杀的主要是菲律宾人外，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杀的主要都是中国人(南京大屠杀杀的是国内的同胞，新加坡大屠杀杀的是海外侨胞)。

这本书不仅再现了当时新加坡大屠杀的场景，还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战争狂人的极端残酷。这残酷堪比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指挥官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它不仅战前通过间谍搜集了华侨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屠杀之前还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包括检证的地点、宪兵分工、屠杀的办法等，异常严密。新加坡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一样，屠杀的方法无奇不有，如集体射杀、枪刺、砍头、活埋等，一群群、一车车把华侨送入枉死城，企图进行种族灭绝。至于刑罚，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如灌水、拔指甲、火烙、电击、奸杀……日本法西斯对待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与放下武器的军人的屠杀，极其残忍。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日本民族性格有过这样的评价：“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日本法西斯精神支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哲学，就是一个人活着就要为所欲为，一个“勇士”最大的悲哀就是写完自己的最“辉煌”历史时没有自杀。日本右翼分子年年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许多武士道的典形人物——甲级战犯、乙级战犯、丙级战犯……

我写下上面的这些感慨，并不是要人们去复仇，而是要大家不要忘了这段包含着民族耻辱的血泪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知耻而后勇。我们要时时刻刻睁大眼睛，紧盯着那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政客们。我们要自强不息，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增强综合国力，一旦军国主义复活并卷土重来，我们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想，作者写这书的意义就在此吧！

我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华侨家庭里。呱呱落地不久，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新加坡制造对华侨大屠杀后，回过头对马来半岛的华侨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我大哥在马六甲遭捕而被杀害。父母带着4个子女，逃入热带森林中。在那3年零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统治岁月里，我一个妹妹饿死，我染上了恶性疟疾病，折腾得半死不活。也许是我命大，也许是日本投降得快，不然我早就天折在天荒地老的地方了。因为大哥被杀，父母日夜以泪洗面，年年忌日，他们都会悲痛万分地焚香烧纸，以慰他们这个最心爱儿子的冤魂。这深仇大恨并未随时光流逝而减弱，父亲活到近百岁去世，母亲活到88岁去世，他们生前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孙，勿忘这笔血泪仇。为此，我一辈子牢记这一笔血债。正因为这一点，写一部反映新加坡大屠杀，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书，就成了我的夙愿。

1989年5月，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所属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调到中国侨联所属的中国华侨出版社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广大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有机会重返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曾被我大哥鲜血染红的第二故乡。一座座罹难华侨纪念碑，让我又重新回到当年血雨腥风的岁月；一个个老华侨的控诉，更使我心中怒火燃烧。尽管我经历这段历史时少不更事，对它了解甚少，但我还是按捺不住义愤写下了一篇7万字的《星洲屠城录》。后来此文还收入到我1993年出版的《星洲屠城录——华侨异乡漂泊纪实》一书里。

区区7万字无法表现新加坡大屠杀的全貌，更难消我心里块垒。于是，我便利用一切机会继续搜集有关资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文作家，听说我要写这段华侨华人血泪史，拍手欢迎，并表示大力支持。他们说，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便也比较难全面再现这段历史，因此寄希望于中国作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马来西亚归侨作家。这10多年来，帮助我收集资料的新、马华文作家太多了。

骆明是新加坡两大华文作家组织之一——新加坡文艺协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是个大忙人。他除了要做生意养活全家外，还要写文章，要帮助会员作品找出路出版，要组织协会参加国际交流……他在这百忙中，千方百计帮我找到了一本陈嘉庚主编的《大战与南侨》最早版本，并帮我全文复印装订成册，然后趁带新加坡华文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机会，面交给我。虽然是复印件，但我一直把它当作真本珍藏着。

我的北京朋友夏善彬，在一次宴会中邂逅了一位新加坡商人，谈起我准备写新加坡大屠杀之事。这位素昧平生、未曾谋面的华人，回新加坡后竟专程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里借了十几本有关图书，并把它带到北京转给我。这些可贵的国内很难读到的书籍，使我了解了很多在大屠杀中不为人知的史料。这些书，后来又由这位未曾谋面的朋友带回新加坡，还给图书馆。至今，我和夏善彬均不知道他的姓名。  新加坡大屠杀是秘密进行的，留下的图片资料极少。骆明托他的朋友，给我收集了20多张。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作家彼岸、李忆著，也帮我收集了一部分。这本书中一部分插图，就是他们的友情奉献。

流军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作家，他出生于马来西亚，他的家乡就是当年马共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因此，他很关心我这部作品的创作。1998年6月问，马共总书记陈平第一次公开露面接受《星洲日报》独家采访，该报连续10天报道了这次专访。流军认为这次专访对我的创作很重要，便主动给我复印了一套，使我获得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材料。

香港新马侨友会是香港特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归侨侨眷的联谊组织，成员中有不少人参加过马来亚与新加坡的抗日战争，该会组织整理了大量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材料。1998年8月，我有幸接待了他们的访京代表团，获得了这批宝贵的被许多人忽略的历史资料。

至于上面提到的夏善彬，他是我的忘年交。他叫我“黄老”有十几年了，但我们之间却一直以朋友相处。他对我写新加坡大屠杀的帮助更是不惜工本、不遗余力。我只要收集到有关资料，不管它几十字还是几百万字，他都帮我一页页地复印保存，免得我受许多手抄之苦。

我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中，最为珍贵的要算著名侨领、当年南侨总会领导人陈嘉庚写的回忆录《南侨回忆录》及其主编的《大战与南侨》。前一部，记录了战前南洋华侨慷慨纾难支持祖国抗战的事实，展现了华侨爱国爱乡的博大情怀；后一部则真实地记录了南洋华侨，特别是马来亚、新加坡华侨，在日本铁蹄下遭受的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其他资料，虽然也有比这两部更为洋洋大观者，但基本上都是以这两部书为基础编纂的。尽管收集的资料比它们更为完备，但都没有它们客观与公允。后来编写的资料集也好，专论集也好，大都有意无意贬低了以华侨、华人为主要成分的马来亚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马来亚抗日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或者有意无意地把必须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保护下才能进行抗日活动的136部队，夸大为马来亚抗日的主力军。马共在内战中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它后来的“敌人”也予以承认。这笔血泪斑斑的华侨史，不能被歪曲，更不能被遗忘。

然而，正当我要动笔之时，我的爱妻杨丽琴的尿毒症进入了晚期。我立即放下手中的笔，全身心地投入到侍候她的生活当中，这一眨眼就是11年工夫。妻子常常遗憾地对我说，是她耽误了我的创作。这期间，骆明几次来北京，见面时总是要问：新加坡大屠杀写出来了没有？我总是无言以对。不过，我不遗憾，因为我尽了一个做丈夫的责任。2012年2月23日，回天无力，妻子不幸撒手西去。  我与妻子共同生活了43年，一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她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文友。她大学读的虽然是体操专业，但酷爱文学。年轻时，她全力相夫教子，直到病入膏盲，才开始写作，常常以此来转移病痛。她的离去，使我有天塌地陷之感。那些日子里，我悲痛万分，连家门都不敢入。因为家里处处留有她的芳踪。睹物思人，备感伤悲。许多朋友、战友和亲戚了解到我的情况，纷纷劝我走出去，散散心。于是，我到夏善彬家住了近1个月，又到妻弟家里住了一些时日，然后便飞海口，在战友曾令瑞家里住了10多天，那里的战友如陈绍炎等，分头来看我。接着又到广州，住到了战友陈定兴家里，他们夫妇二人把我当亲人一样地接待。广州的其他战友，像黎永雄、苏圻雄等人，以及我的嫂子、妻子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还设宴为我洗尘。后来，又去了上海，住在战友张国琦工作的宾馆里，一住又是10多天。回京后，又去承德，这次是我当兵时的老领导候凤歧接待。和朋友战友亲人相聚，使我忘却了许多苦痛与孤独，但一回到家，这种情绪又会重现。女儿女婿、儿子儿媳担心我的身体，让我到他们家轮流居住。

宇之，本书的合作者，她是我的老朋友。我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和《海内与海外》杂志社担任领导期间，她曾两次采访我，介绍我这个刚刚成立的出版社与杂志社的办社理念与设想。此后，她一直是我领导的一个慈善组织的积极分子。她知道我丧妻之后，不顾自己摔折腿骨刚刚出院，行动还不方便，便来看我。她见我意志消沉，便劝我用转移注意力的办法摆脱痛苦。这使我忆起妻子生前常用写作来转移病痛的办法，颇有醍醐灌顶之感。作家之间都喜欢谈创作，当我谈起新加坡大屠杀有关素材与自己多年的夙愿时，她认为这题材新鲜且重大，应当立即写。她的鼓励，使我休眠了10多年的创作念头又复活了，我又有了创作的冲动。宇之虽然没有这一段生活与经历，但她出版过长篇小说，有长篇写作经验。于是，我邀请她当这部作品的合作者，她欣然同意。我们共同研究了我早拟定的写作大纲，并约定由我执笔写出纸质的第一稿，由她在排成电子版的过程中做文字上的修饰，然后打出纸质样稿，我再改，她再改电子版……

著名作家李玲修知道我正在写这部《新加坡大屠杀》，建议我向中国作家协会申报该会设立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我是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算是老会员了，但中国作协机关却一个人也不认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填写了申请表，没想到竟然被列入2013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使我大为惊讶，也大为感慨：它不看你的关系，不谈什么人情，只看作品题材与内容！这又给我的创作增添了正能量。

写这样一部著作，对我这个已届古稀之年的人来说，并非易事。何况，我经受丧妻之痛，身体状况下了好几个台阶。这期间，我还搬了家，并为山东烟台牟平区文化中心捐书，为此，清理出几千本自己珍藏的图书，接着是装箱、托运……忙得不亦乐乎。但是，2015年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能让此部书稿赶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出版，近两年来，我不得不拼命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不停地写，终于写出了“心跳间歇”。医生建议我安心脏起搏器，于是我住进了医院。心血管医生虽然最终没有给我安装，却判断我属于“极高危人群”。出院后，我还是照旧写、写、写……“死生有命”，我对生死看得很淡，总觉得这部作品没完成，我有一份责任没有尽，也无以告慰父母及大哥在天之灵。

这是一部纪实作品，必须完全忠实于历史真实。因此，本书所记录的史实均有档案性的渊源和文本出处。感谢当年亲历者和研究者给我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我就在这故纸堆里，挑拣着一页页历史碎片，就像拾贝者那样，在无垠的海滩上，寻找埋在沙土中的五颜六色的贝壳，然后把它们连缀成一串美丽光鲜的项链；我把这些历史碎片进行剪辑加工，编成五彩丝，织成这部长长的画卷。贝壳是造物者的恩赐，而历史碎片则是亲历者所留，是无数华侨先烈鲜血所凝，是历史家所集。因此，真正的作者是他们，我只能算一个编著者。

既然是历史，因此涉及有关外国人名地名都保留当年华侨译法。

还应当感谢李玲修抽空认真通读了这部书稿的第三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我的战友、作家曾繁华、黄喜民在这部书稿写作中曾给予鼓励与帮助，在这里一并表示谢意。

2014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