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人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回想到最早的时候儿的事情，常常儿会想出一个全景出来，好像一幅画儿或是一张照相似的，可是不是个活动电影。比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住在磁州的时候儿，有个用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的大门口儿，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瓷猫、瓷狗、瓷枕头、瓷鼓——现在一闭眼睛——哪怕就不闭眼睛——磁州的那些瓷器好像就在眼前一样。可是这一景的以前是什么事情，后来又怎么样，就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又有一幕，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后来好像他们给我又盛了一碗面，可是我不大记得了。
还有一景，我每次碰到月亮好的时候儿就会回想到的。是在冀州，也是在我祖父的衙门里。我记得我跟我大姊、二姊、哥哥，我们四个人在左边儿一个跨院儿里赏月。我说“左边儿”，因为从住的地方儿望外走，那个院子是在左边儿。那么平常衙门的房子照规矩既然都是朝南的，左边儿那个跨院儿当然就是东跨院儿了。我还记得院子当间儿有两个大花台，每个花台当间儿有一棵树，是桂花儿是什么记不清了。我记得最真的就是那天晚上很冷，月亮格外得亮，好像人跟东西都不大有影子似的。照这样算起来那一定是冬天的事情了。可是除了我们四个人站得花台的南边儿赏月，什么事情也不记得了。
又有一回，是看吕爷种葫芦——吕爷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男用人。那时候儿我们大概是住在保定。说起种葫芦来，当然总是好几个月，再不横是一夏天的事了。可是这一篱笆的葫芦，从栽子儿到长大，开花儿，结果，我就只记得两幕。一幕是地下一排小绿芽儿，吕爷在那儿给它洒水。再一幕就是满篱笆挂的都是葫芦了。当间儿开的是什么样子的花儿——照理应该是白花儿吧？可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所以这回事情，虽然占了有好些日子，可是我就光记得里头两景，所以还就是两张画儿似的。
后来我大了一点儿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全是一张一张的西洋景，就成了活动电影了。比方我五岁住保定的时候儿，有一个叫周妈的老妈子，她是看我的老妈子。有一天她在院子里的一个大木盆里洗衣裳。衣裳蘸了水，洗的时候儿一揉，不是常常儿会弄成鼓出来的气泡儿吗？我老喜欢看周妈弄。她要是不弄泡儿了，我就叫她弄，我说：“我要敌动达道！”意思是说：“我要一弄大泡儿！”其实我那时候儿已经会说话了，就是要成心装小，所以要装假儿着说不清楚话似的。那回我还记着周妈蹲得衣裳盆子的东边儿或是东南边儿，我站得盆子的北边儿看——因为北边都是平地，街道跟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我们总记着东南西北是哪儿。这一幕固然已经是活动电影儿了，里头的事情都有点儿变动了，可是前后是跟什么别的事情接起来，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还有一幕我记得很真的，是有一回动身搬家的前一晚上，好像是预备从祁州搬到保定。大家整天忙着齐行李，捆箱子，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儿，除了铺盖没打以外，什么都归置好了，所以到处屋子里都是空空的，都不像个家里似的了。我虽然一小儿跟着家里差不多每一两年就搬一次家，可是看着家里这么变了样子，总觉着有点儿担心。我还记得我跟我妈睡在一间大屋子的东北角儿的大床上，我睡得外边儿，妈睡得里边儿，一盏油灯点着。平常睡觉谁先睡着谁后睡着压根儿就不觉得。可是那天晚上啊，我一看见妈睡着了，我就大哭起来了。妈被我这么一闹醒了连忙问我说：“什么事？怎么啦？”我说：“妈先睡着了哩！”这个解释现在想想——甭说现在，就是不久以后，也觉着很可笑，可是当时我觉着妈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我一人儿给邋了下来了似的，就觉着孤凄得不得了了似的。（P3-5）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O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赵元任早年自传》是我国知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根据自己前三十年的人生经历撰写的自传。对于这段横跨其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赵先生没有发表过多的感悟，只是对生活点滴如实记录，朴实无华的白话文中时不时还夹杂着那个年代的俏皮话，令人读起来不禁莞尔。赵先生从小对语言的好奇，对声音的兴趣，对音律的探究精神，无不预示着将来一位大学问家的诞生。此外，本书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河北南部、南京、常州等地的一些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
赵元任33岁时即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学术地位显赫。
中国现代史的丰富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完整呈现！
《赵元任早年自传》讲述了赵元任从数理，到哲学，到语言学，艺多不压身，终成一代旷世通才。从北国到南国，从求学洋学堂到负笈美利坚，赵元任的早年成长史，亦是近代中国的变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