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状元》介绍的是唐代科举人物故事,主要内容自然是科举,而主要是指进士科。作者王离京认为虽然也有一些鱼肉百姓、擅权误国的贪官污吏,但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人好官,还是占了这个群体的多数。像孙伏伽、常衮、颜真卿、裴度、柳 浑、高郢、元结、崔从、孔戣、柳公绰、崔彦昭等这些名留青史的名臣干才,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胜出的佼佼者。他们或忠勇,或节义,或 清廉,或勤政,或爱民,或刚直,事迹令人感动,甚至是可歌可泣。同时,这些状元进士们的所作所为,也能折射出科举制度的优越与进步。
因为唐朝是一个诗歌的朝代,唐代的科举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诗歌的科举。因此作者摘引了不少唐代诗人的诗作,一方面,是出于人物介绍的需要,因为有些诗作与人物的经历特别是科举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作者认为介绍到这些著名诗人的时候,引出他们的名作更有一番风味。
《大唐状元》是一部以史料为基础,用现代视角轻松解读唐代状元生平事迹的历史类普及读物。作者王离京以作家独有的批判力和洞察力,用通俗生动、风趣幽默甚至嬉笑怒骂的语言,为我们活化了这些古代科举精英们的人生轨迹,使原本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
少年状元贾统
大唐王朝虽然继承发展了科举制度,但是初期存在许多不够规范之处。比方说,在开考的年份科次方面,就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时候年年搞,有的时候又停上几年不搞。
唐代科举,名目繁多,有进士、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几十种,甚至有七八十种之说。但其中有很多科目不受人重视,因而不常组织或逐步废止。只有进士、明经两科,是唐代科举的主要科目。唐高宗李治主政之后,进士科尤为朝野所看重。出任宰相之人,大多具有进士出身。本书所称科举,主要是指进士科。而状元,指的就是进士科第一名。
据可以查考的资料记载,在李渊做皇帝期间,一共搞了四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总计二十六人。除了孙伏伽,其他科次状元姓甚名谁,已经无从查考了。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个政治上的明白人,不会看不出科举制度的好处。所以,他登上大位之后,自然会一以贯之地举办科举考试。李世民上台后搞的前两次科举考试,状元得主为何方神圣,已经无从知晓了。贞观五年(631)辛卯科,诞生了科举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少年状元贾统。
贾统,平阳(今湖南桂阳)人氏。在《唐代墓志汇编》中,录有“唐故并州太谷县尉贾君墓志铭并序(显庆元年)”,其中有这样一些文字:“君讳统,字知人,平阳人也”“年甫十八,为大使李靖所举,待诏金马,擢第云台,名冠褒然,测标称首,授文林郎”,云云。
墓志铭中的这些文字,数量虽然不多,但传递出的信息还是比较丰富的。
首先,贾统是位状元得主,并且是位很年轻的状元。所谓“称首”,就是第一的意思,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状元了。按照墓志铭的说法,贾统中状元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按照古人的习惯,这还是按虚岁算的。也就是说,贾统十七周岁就中了状元。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人物的年龄,均取周岁说法,而非古人习惯的虚岁。以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在科举考试中独占鳌头,这个贾统真是不简单。据有关史料记载,本科共录取进士十五人,是大唐立国以来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在一般情况下,录取人数多,说明报考人数也就相对多一些。所以,贾统的这个状元头衔,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其次,墓志铭中提到的“大使李靖”,指的应该就是为李唐王朝拓展疆土、平定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的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在唐初,李靖担任过岭南道大使(相当于节度使)这样的职务。也就是说,贾统参加科举考试,受到了封疆大吏李靖的举荐。
唐代科举取士,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需要高官名流的推荐介绍。考生们在报考前,要将自己的文章作品呈送达官贵人或考试主管部门审阅,请他们提出推荐意见。这种行为,叫作“投卷”。呈送给个人的,称为“行卷”;呈送给考试主管部门的,称为“公卷”。从墓志铭中的文字分析,贾统是向李靖投递了“行卷”。而李靖比较欣赏他的文章才学,就向有关部门推荐了他。
达官贵人或主管部门的推荐意见,对于考生能否被录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李靖的声望地位而论,他说话还是很有些分量的。贾统之所以能被录取并中状元,应该与李靖的推荐有一定关系。从这个角度讲,已经不完全靠“拼爹”的唐代科举制度,“拼关系”的色彩依然比较浓厚。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种人治的社会体制下,无论是什么样的明君英主掌权坐天下,要想搞出一个绝对公平、不受任何人为因素干扰的制度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封建社会,能像科举制度这样,做到相对公平、有限竞争,已属难能可贵。现代有些人老拿科举制度中的人为因素来抹黑否定这项制度,实属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再次,贾统虽然小小年纪就中了状元,但在仕途上没有太大的发展。根据墓志铭的描述,贾统去世前的最后职务或者说是最高职务,只是太谷县尉而已。所谓县尉,是一个县负责治安司法工作的官员,级别在县长(县令)之下,充其量算个副县级干部。
贾统贵为状元之身,从金榜题名到去世,前后长达二十多年,为啥只混了这么点儿个芝麻官儿?由于史料没有关于贾统生平事迹的相关记载,具体原因笔者不好妄加推测。按照常理分析,在官场上出现贾统这种情况,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他中状元之后江郎才尽,才干平平,只能原地踏步走。二是性格为人特立独行,或者说是性格有缺陷,不受上司同僚待见,因而没人赏识提携他。再不就是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早早辞职走人,做了无官一身轻的闲云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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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完成之后,自然要按惯例写一篇序言。把全书的写作动机以及主基调抑或是主旋律介绍给读者,应该是序言的一项主要功能。
本书介绍的是唐代科举人物故事,主要内容自然是科举。但唐代科举的主基调又是什么?为了寻找一个简洁明快响亮的词语来概括它,我想来想去,反复举棋不定,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大唐从立国到灭亡,国祚延续接近二百九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大唐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强盛发达,有动乱衰落,有文明太平,有征战流血,有清明之治,有贪腐权斗,等等。作为一项政治制度,科举自然会受到所有这一切的影响。
反复琢磨之下,我的思路还是回到了大唐那张最为耀眼的名片上——唐诗。说到唐朝,无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唐诗。唐代的诗歌艺术,辉煌灿烂,绮丽多姿,达到了一个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唐诗,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 瑰宝,是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卓越文化馈赠。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唐朝的话,唐诗无疑是不二之选。
在唐代,科举考试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赋考试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我以为,唐诗艺术之所以能发展到那么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科举考试这根指挥棒在其中发挥的激励导向作用不容忽视。
风雅,是诗歌的风骨。唐朝是一个诗歌的朝代,唐代的科举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诗歌的科举。于是,我便决定用“风雅大唐”这四个字作为这篇序言的题目。
毫不夸张地说,撰写本书的过程,等于让我重温了一遍唐诗史。 读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文学专业。但是由于那时的我涉世 未深,比较偏爱外国文学一些,使我对中国古代文学浅尝辄止,对于唐诗自然知之不深。撰写这部《大唐状元》,等于让我在这方面 好好补了一回课,使我对唐诗这一文学宝库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是出乎我意料的一个额外收获。
唐代诗歌的天空,群星璀璨。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陈子昂、王昌龄、崔颢、岑参、高适、李益、李贺、孟浩然、孟郊、贾岛、李商隐、温庭筠等这些闪光的名字,在其中争奇斗艳、熠熠生辉。而这 些著名的诗人,不是唐代科举的亲历者,就是与之有着比较密切的 关系。他们的许多诗作,也与科举密切相关。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科举故事,堪称典故,世代流传。比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千古名言,就是白居易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而写的诗作中的句子。而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干脆就是他 参加科举考试的诗赋试卷内容。
除了这么多的著名诗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等,也是唐代科举中人。在他们的身上,也发生过一些与科举有关的有趣故事。风雅,同样也是书法艺术、古文艺术的风骨。因而,用“风雅”二字来概括唐代科举,我以为名副其实。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摘引了不少唐代诗人的诗作。之所以这样做,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出于人物介绍的需要,因为有些诗作与人物的经历特别是科举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等。另一方 面,在介绍到这些著名诗人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名作,我有一种不引不快的冲动感。至于能否与全书风格浑然一体,那就要靠读者们来评判了。全书写完之后,再来回顾审视其中的内容,这样一种 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唐代的科举史,几乎称得上是半部唐诗史。
唐代科举名目繁多,林林总总数十种。但进士科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因而,本书所称唐代科举,主要是指进士科。跟其他朝代一样,唐代科举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不够规范严谨、形式重于内容、暗箱操作、人为因素干扰等。但总体而论,大唐科举功大于过。李渊、李世民没有把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度弃之如敝履,而是继承下来并予以发展完善,是一个十分明智的政治选择,是对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坚持,科举制度这一人类文明之奇观极有可能会夭折。如果是那样的话,实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憾事。
根据古今学者统计,有唐一代共选拔出包括状元在内的进士近七千人。唐代科举所选拔出来的状元进士,当然也是鱼龙混杂、良莠并存。通过撰写这些状元进士的事迹,我感觉其中虽然也有一些鱼肉百姓、擅权误国的贪官污吏,但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人好官,还是占了这个群体的多数。像孙伏伽、常衮、颜真卿、裴度、柳 浑、高郢、元结、崔从、孔戣、柳公绰、崔彦昭等这些名留青史的名臣干才,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胜出的佼佼者。他们或忠勇,或节义,或 清廉,或勤政,或爱民,或刚直,事迹令人感动,甚至是可歌可泣。比如颜真卿,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位著名书法家,又有多少人知道他 的铮铮铁骨、大义凛然?这些状元进士们的所作所为,也能折射出科举制度的优越与进步。
撰写历史人物的事迹,自然无法回避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唐代,发生了不少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事件,比如藩镇割据、官员党争、宦官干政等。上述三种情况,堪称唐代三大政治毒瘤,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民生危害极大。比方说,假如没有藩镇割据,为害甚烈、民众饱受其苦的“安史之乱”也许就无从发生。在涉及相关历史事件时,我自然也会忍不住对其评头论足一番。其中的些看法,纯属一家之言,错讹谬误在所难免,在此一并就教于专家学者。
大唐盛世很精彩,大唐诗歌很精彩,大唐科举很精彩。同样,关于大唐状元进士们的故事也很精彩。我衷心地希望读者们能够 喜欢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因为水平笔力所限,也许我不能把这些 人物和故事生动传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是那样,就只能请 读者谅解了。
《大明状元》《大清状元》《大宋状元》先后付梓之后,齐鲁书社的领导、编辑又鼓励我撰写《大唐状元》。他们认为,隋代资料多已散佚,五代十国一团糟没啥可写,元代乏善可陈,唐、宋、明、清四朝写完,基本就可以凑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科举系列。
决定写作《大唐状元》之后,我原本有些畏难情绪。因为年代久远,唐代状元进士的资料恐怕大多已经散佚不存,我担心写作会困难重重,极有可能进行不下去。
当我翻开《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以及相关野史资料后,竟然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唐代状元进士们的故事太有趣、太精彩了!于是,便动笔开写。由于写作只能在节假日、双休日等工余时间进行,这一写又用了接近两年的时间。屈指算来,我从写作《大明状元》起,足足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四部状元系列书稿的写作。个中甘苦周折,在此不再赘述。
有唐一代,国祚延续接近二百九十年。创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受到了极大重视。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大唐王朝几乎年年开科取士。本书名为《大唐状元》,所介绍人物自然应以状元为主。但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唐代不少状元的生平事迹已散佚不存。如果只是拘泥于介绍状元,本书内容会有单薄之嫌。好在唐代开考科次多,录取的进士中也有很多值得一说的名人,写作素材相对比较丰富。因而,在人物取舍和写作体例上,我采取了这样的原则:如果某科状元的事迹能够独立成篇,就单独对其进行介绍。如果某科状元的生平事迹失考或无法独立成篇,则将其作简要介绍或存目处理,选择同榜一两位或者两三位知名进士进行介绍;如果某科状元、进士均无法独立成篇,也作存目处理;如果某科状元得主失考,则从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照了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孟二冬先生的《登科记考补正》、皖西学院陶易先生的《唐代进士录》为写作索引。尤其是陶易先生的《唐代进士录》,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大便利,在此谨向其致以诚挚的谢意和由衷的敬意。
再次申明,对于本书,我是把它作为历史随笔而非学术研究著作来写的。虽然也注意了人物事迹的真实性、准确性,但趣味性、可读性还是写作的第一诉求。
没有齐鲁书社领导和编辑的鼓励支持,很难想象我能将状元系列的写作进行到底,完成这么繁重的写作任务。在我的状元系列封笔之际,再次向鼓励支持我写作,并为这个系列顺利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的领导们、女士们、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2017年夏于泉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