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维民编著的《近代鲁商人物传》共选取了六十位近代著名的鲁商人物,人物的生年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人物中既有传统类型的商人,也有经营近代工商业、金融业的新式商人;既有亦官亦商、声名显赫一时的头面人物,也有草根出身的一代名商;既有专擅一业的商家代表,也有工商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基本涵盖了鲁商群体在不同领域的不同类型的人物。
本书通过发掘各种文献和回忆资料,对鲁商人物的生平事迹、工商业经营以及人物的命运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梳理,真实记述了他们创业中的种种艰辛和成长过程。本书除收录山东地域内的鲁商,还收录了省外活动的鲁商,以使读者更多地了解鲁商活动的广泛性,丰富对山东近代经济变迁和鲁商历史意义的认识。希冀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系统研究梳理,我们能从中窥视鲁商的成长特点、发展轨迹、经营特点及文化风貌,从而为近代鲁商研究、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助益,同时也为研究当代鲁商的崛起提供历史依据。
庄维民编著的《近代鲁商人物传》所收录传主,生平经历的考察大多只能借助后人的回忆或记述,同时参考相关企业的记载和地方经济史的资料,从相关企业的兴办经营的记载中了解传主的事业轨迹。从这一意义上看,鲁商的个人生活史实际变成了一部企业发展史。
这些宣传文字被粉刷到临运河的老店墙壁上,水字相映,光彩醒目,引得南来北往的游人止步观赏,一时成为济宁一景,玉堂酱园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
1886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孙毓汶被当朝御史弹劾,理由是孙家“既为官又经商,与民争利”。孙毓汶上奏为自己辩解,辩称入股玉堂酱园者均为孙氏族中无官衔之人,并称玉堂酱园是由贫穷生意人起家,凡贫寒人家花一个钱,即可买两样小菜外加几滴香油,实为便利于民的一个制钱的小买卖。后来,慈禧太后传见孙毓汶,听其面陈后,又派人赴济宁查证,得知玉堂酱园一个制钱的买卖属实,便不再追究。此后,宫廷又传旨孙毓汶及顺天府府尹孙辑叔侄二人,令将孙家经营的“小菜”呈送入宫。孙家叔侄接旨后,回到济宁,督促陈守和精心选制各式酱菜,先在店内做成半成品,然后挑选酿制高手林大松和一名厨师乘船进京。途中边行船边加工,待到北京打开罐子时,酱菜恰好光泽鲜亮,甜而不腻,咸而不浊,脆爽适口,得到了慈禧太后的称赞。据玉堂酱园所存档案记载:清光绪十二年,据清史馆慈禧西膳房《膳食清单》查录,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孙毓汶将自己家乡玉堂酱园的精致酱菜带回北京朝贡给慈禧太后,品尝后谕为“味压江南”。此后,玉堂酱园把酱菜当作贡品,每年送进皇宫,玉堂酱园制作的京冬菜、酱菜也因此在京津一带颇负盛名。
孙毓汶被参劾时,虽千方百计地为孙家经营玉堂酱园开脱,但心中始终难消忌惮。为避风险,孙家还是将资金从玉堂酱园抽出。孙家退股后,玉堂酱园资金少了一半,而且没有了孙氏家族势力的依靠,经营显得势单力薄。为改变资金不足、经营惨淡的局面,应冷家的请托,陈守和遂出面从中说项,孙、冷两家又各以1万吊制钱重新合资经营。为了遮人耳目,双方约定出资人均用堂号名义,孙家用“集余堂”,冷家用“贞德堂”。孙家委托陈守和为代表,并与陈守和商定三七分红,三成给陈守和做“人股”。恢复合股经营的玉堂酱园,虽然资金仍无法与原先相比,受资金所限,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出陈守和的斡旋手段非同一般。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件,更显示出陈守和娴熟的处事手腕。
有一年,济宁新来了一位名叫凌芬的州官,刚来之时并未把陈守和这样一个商人看在眼里,便没有造访玉堂酱园。陈守和对此颇为不满。当年黄河闹水灾,凌芬需要为运河筑堤的工地购买大量的苘,陈守和知道后便把周边四邻八乡的苘全给收购了,还在每块苘地边上插上了玉堂酱园包购的标牌。凌芬见此慌了神,因为害怕耽误了河工用苘,导致工期延误,给自己招来问责,最后只好屈身造访玉堂酱园,并委以陈守和代办之职。陈守和不仅很快办妥了购苘事宜,还从中赚取了一笔利润。陈守和主持玉堂酱园三十年,与官府的这类往来交道可谓不胜枚举。他运用自己的能力,使玉堂酱园能在波诡云谲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以避险求存。
陈守和不仅是一位酿造专家,还是一位颇懂经销的行家。在陈守和主持经营的前期,玉堂酱园出现了一段繁盛的时期,陈守和也成为当地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但是,陈守和因出身寒微,一直热衷于通过各种方式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业上功成名就后,他以3000两银子为自己捐了个六品顶戴,出入非轿即车,随从前呼后拥,俨然一位达官显贵。他还为自己修建了宽敞的宅院,经常摆宴请客,阔绰一时。他这样做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便于结交官宦士绅,吸收这些人的闲余资金,以扩充酱园经营资金,但在任玉堂酱园经理的三十年间(尤其是玉堂酱菜进宫后),由于滥事交际、请客送礼、挥霍浪费,以致酱园债台高筑。到后来玉堂酱园每月要为债务付出大笔利息,结果使经营陷入借款度日、外强中干的局面。(P4-5)
鲁商是指山东籍从事商务经营活动商人,即山东商人群体的通称。从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从更宽泛的角度看,鲁商也包括长期在山东从事商务经营活动的外省籍商人。从内涵上讲,“鲁商”这一名称不仅是一个地域商人群体的称谓,也是一个有别于他省商人而独具地域文化禀赋的称谓。
鲁商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商周,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均有所发展。至明清时期,鲁商群体与徽商、晋商、粤商、浙商一起被公认为中国五大著名商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鲁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构成中国商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商业历史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代鲁商命运多舛,作为地域商帮,这一群体形成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历经磨难和挫折,终发展至鼎盛,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改造后,其发展戛然而止。
近代鲁商,既身处社会政治动荡演变的巨大涡流之中,又是近代市场经济变迁环境下的产物,受到时代的形塑,命运中充满跌宕磨难。但同时他们又是勇于奋争,不屈于外界压力的一代,依靠勤劳智慧和辛勤经营,成为新式商业的开拓者,新式机器工业的先驱,新式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创立者。他们由传统商人转型为近代企业家,其实业活动和商贸经营对当时的海内外市场贸易、工业化进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近代鲁商的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开展了若干专题,研究范围涉及近代鲁商与市场的关系、鲁商地域分布特点、鲁商与近代工业化、鲁商在海内外的发展、鲁商文化特点等。但对于鲁商人物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缺乏系统的梳理,对人物的生平事迹也存在诸多认识上的盲区。在对鲁商人物缺少全面细致研究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自然少了实证的基础,而所谓鲁商文化、鲁商精神的总结便难免流于空泛,缺乏可靠性。
本书共选取了六十位近代著名的鲁商人物,人物的生年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人物中既有传统类型的商人,也有经营近代工商业、金融业的新式商人;既有亦官亦商、声名显赫一时的头面人物,也有草根出身的一代名商;既有专擅一业的商家代表,也有工商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基本涵盖了鲁商群体在不同领域的不同类型的人物。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的生平事迹一向不为文人墨客所重视,而商人本身也鲜有记载自身生平和创业经历的文字留存。加之近代长期的社会动乱,原本不多的文献资料大多散佚流失,现存的原始资料对其生平经历多语焉不详,甚至若干重要商人的生卒年份都难以稽考。在这种情况下,本书传主生平经历的考察大多只能借助后人的回忆或记述,同时参考相关企业的记载和地方经济史的资料,从相关企业的兴办经营的记载中了解传主的事业轨迹。从这一意义上看,鲁商的个人生活史实际变成了一部企业发展史。
本书通过发掘各种文献和回忆资料,对鲁商人物的生平事迹、工商业经营以及人物的命运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梳理,真实记述了他们创业中的种种艰辛和成长过程,内容包括创业经历、经营决策、经营理念和方法、技术创新、人物与社会的互动等。对于亦官亦商的人物,叙写侧重点放在经营实业方面,将为官经历与实业活动视为整体,突出其实业经营过程的特点。基于鲁商地域与行业分布的特点,本书除收录山东地域内的鲁商,还收录了省外活动的鲁商,以使读者更多地了解鲁商活动的广泛性,丰富对山东近代经济变迁和鲁商历史意义的认识。希冀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系统研究梳理,我们能从中窥视鲁商的成长特点、发展轨迹、经营特点及文化风貌,从而为近代鲁商研究、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助益,同时也为研究当代鲁商的崛起提供历史依据。
近代鲁商与古代传统商人不同,也与当代出于提升地区商业文化的竞争力和挖掘区域文化的需要所提出的“新鲁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他们与前贤后继者的联系并非资本、家族以至市场上的血脉传承,而是更多的地缘文化禀赋气质上的历史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代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人,这批商人需要深受历史文化的熏陶,既能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又具有资本创新和现代化管理意识。鲁商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奋斗,成就了一代鲁商文化,而鲁商文化的巨大精神能量已经成为山东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何对近代鲁商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挖掘和整理,如何对研究角度进一步开拓,如何在当今社会更好地弘扬和发展鲁商精神,使之与现代经济接轨,在理论与学术上亟须加以深层次的探讨和提升。这便是本书撰写的缘由及意义所在。
本书的撰写修改得益于同事和朋友的诸多帮助。山东大学的徐畅教授为本书撰写了若干人物。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刘晓焕、李丹参与了若干人物资料的搜集和撰写;宋暖参与了本书的修改,并联系出版事宜。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齐鲁书社的刘玉林先生不惮烦劳,仔细审阅了书稿。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感谢!
庄维民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