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又说他的文存卷二、卷三：“带点讲学性质的文章。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目的却很简单。我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李国涛文存》评论卷（上）的另一部分是“小说文体研究”。“小说文体研究”在李国涛评论当中是一个重头戏。尽管他的文体研究较为集中在鲁迅身上，但也不乏对汪曾祺、林斤澜独到而出色的研究。这种研究，如同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研究，主要也是以考证取胜。
评论卷（下）主要收了两部鲁迅研究的书稿。《（野草）艺术谈》（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和《ST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前者是以一个字一个词，详解《野草》迷人的艺术性，后者则是对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体家的具体分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搞文学评论的人，如果没有几篇像样的鲁迅研究文章，那是上不了台面的。在山西，研究鲁迅而斐然自立的，八十年代是李国涛，二十一世纪初则是阎晶明。阎晶明的研究在鲁迅与“文革”；鲁迅笔战的风格；杂文为什么和诗歌一起成为当下公众最不喜欢的两种文体；一九二五年是鲁迅不同寻常的一年；将一些关键词进行个案剖析，如，“流言”、“公理”（也包括“公允”、“公平”）、“学者”、“文人”、“正人君子”、“偏袒”、“名流”、“通品”、“闲话”、“某籍”、“某系”、“东吉祥派”等方面有着新的关注和见解。
在阎晶明所著《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五月），我看到了鲁迅研究领域中的新路数和成为“显学”的背景。其实，谁都清楚，对鲁迅品头论足，议短说长，是要有些现代文学研究的根底的。但面对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资源，正规开采者有之，来料加工者有之，偷盗者有之，“海外走私”也时有所闻，而且挖掘出来的东西又都是旁行斜上，各取所需，孰好孰坏，孰对孰错，让人很无奈，也很不好辨识。阎晶明在谈及某地对中学生进行的一次调查，在你“最讨厌的作家”的设问下，排名“第一”的竟是鲁迅时说：“当代中国青年对鲁迅的阅读，其实并不是过量而是相反，比起俄罗斯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精英的推崇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社会普及其实还远远不够。”这话完全正确。我想补充的只是，第一，我们现在提供给社会普及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推崇之作，别看贩卖“鲁货”者数不胜数，其实能拿得出手且用于这方面进行素质教育的，还远远不够。第二，俄罗斯在近现代出过多少民族文化精英？可我们仅有一个鲁迅打住。也许是感觉只有一个鲁迅也还远远不够，于是又有政府文化官员到处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可以产生‘大师’的时代”，可鲁迅的群星又在哪里闪耀？没有与鲁迅比肩的大师出现，喜欢冒泡的人就一个个跳出来，拼命在鲁迅的灵魂前撒野。这样的景象，想想也不奇怪，这么多吃思想、吃文化的人，不吃鲁迅，还能吃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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