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工匠精神为什么成为国家战略
第一章 什么是工匠精神
第一节 中国工匠精神的起源
所谓“工匠”指的是“手工业者”，是以手工劳作为基本方式的劳动者。恩格斯说：“工具的使用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劳动使人真正成为人，并且推动人类文明不断演进。”如果把器物当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那么，无论是石器文明、铁器文明，还是蒸汽文明和电气文明，以及现在的信息文明，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发展脉络。而各个文明中的器物，都是工匠创造的。
我国历史上不乏能工巧匠，有最早钻燧取火的燧人氏、最早造房的巢氏等。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不仅解决了同时代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彰显了自己的价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说到工匠，人们一定不会忘了鲁班。
鲁班，生于春秋末期，鲁国人，今山东滕州人。他出身于工匠世家，从小就参加土木建筑工程方面的劳动，并渐渐掌握了各种生产劳动技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发明出木匠师傅用的一些手工工具，如钻、铲子、刨子、曲尺、墨斗，被尊奉为木匠祖师。两千多年来，人们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创造发明也都集中到鲁班身上，“鲁班”已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在人类的长期生产进化过程中，人们渐渐学会了使用工具、制造工具、改进工具，而工具的改进又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一部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匠史。有了工匠，才有人类文明。人们除了会制造生活和生产所需的采集工具、狩猎工具、农业工具，还会制作艺术饰品，这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艺术饰品可以集中体现人类不同族群的审美理念和文化技术思想。现在人们所崇尚的工匠精神，其实主要指的是在大工业时代前，工匠制作艺术品的精神。
艺术饰品的制作历史和其他物品制作的历史类似，都是在史前就已经开始的，最初是由部落成员中的工匠利用业余时间负责打造。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加强，一批技艺精湛，独具匠心的优秀工匠涌现出来，他们开始单独制作物品。现今比较确定的是，具备艺术家气质的独立工匠，其出现年代可能要追溯到农耕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工匠制作一般以木、石作为主要材料。木制品取材简单，制作轻松，一根树枝稍做加工就能成为棍棒，再做刮削，就能成为筷子等生活用品。相较而言，石制品要麻烦得多。
大小合适且质地坚硬的石料是工匠们的不二选择。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将大石块碎裂，而“碰砧”这种初级加工方法就应运而生。工匠们使用这种方法，选择较大的石块作为石砧，再挑选小石料与石砧进行碰撞，针对掉落的石片的形状，有选择地加工，使之成为“雕刻器”“砍砸器”“刮削器”等。 之后工匠们再通过诸如锤击、摔击之类的方法，继续打磨石料，使之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形状。在旧石器时代，二次加工的整个过程就是要使石器不断逼近设计原样，在某些灵感下，产品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呈现出艺术性。它们的逻辑起点都源于史前石器制作的二次加工。在旧石器时代，制作工具相当缺乏。早期工匠艺术家打造一把石镰，其中所利用到的技术和新意，若论其创造的难度，远非现在一台大型机床的制作可比。
“工匠精神”是人类创作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加入了艺术创造。虽然早在旧石器时代，“工匠精神”就已萌芽，然而直到农耕时代铁器的出现，才使其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自此，一场手工业革命孕育而生。“实用性”是“工匠精神”的基础，“艺术性”是“工匠精神”的永久追求。农耕时代之后，具有卓越创造才能的工匠们就开始为他们的产品注入“艺术性”创造思维。从那时起，“实用性”和“艺术性”便成为手工制品的两大属性，它们彼此渗透交融，不可舍其一，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这种“艺术性”却是源自于蒙昧文化，是对神灵、天空、祖先等的敬畏。通过件件流传后世的史前制成品，我们不难察觉其中所散发的虔诚与敬畏。旧石器时代对太阳神的崇拜、新石器时代对自然神的敬畏、农耕时代对祖先的祭祀……当中都含有T匠们对“绝对”力量的顺从。这是一种能够献祭自身的崇高膜拜。值得注意的是，恰巧是这种敬畏与谦卑，发扬了人的“崇高感”。
中国农耕时期的艺术代表，首推殷商时代出现的青铜器。它主要以饕餮纹饰为主，许多美学、哲学都把殷商青铜器的美视为一种“狞厉”之美。有人认为“狞厉”是专制统治下的奴隶制帝国对其他被征服国家的一种暴力威胁。持有这种认识的人并没有深刻体悟到工匠们在制作这些器物时其虔诚、敬畏背后的“崇高”感。
“崇高”一词，在美学领域是指人类在处于弱势时，对一切“绝对”力量所生发的悲剧感和悲剧意识。他们感觉自己无法抗拒这种绝对的力量，远不能和“绝对”进行抗衡，但他们始终尝试去理解“绝对”，并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探求文明的进步。纵然失败，他们也不会沉沦于宿命循环当中。某些特殊时刻，人类甚至敢于冒犯神灵，打破这种“绝对”的束缚，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人神冲突主题的产物由来已久，无论是古希腊关于普罗米修斯的雕像，还是古罗马常见的拉奥孔的雕像，都是最好的印证。普罗米修斯是因为盗取天火冒犯了“绝对”，而拉奥孔则是在神殿的神像面前交媾，触怒了“绝对”。工匠们在创作这些雕像的过程当中，既不耻笑违规者，也不咒骂“绝对”，而是怀着虔诚的敬畏感，带着悲剧情怀去欣赏这些违规者。（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