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著的《王阳明一切心法(上下)(精)/中国思想史系列》是一部诚意之作，它严谨、有趣、真挚，易懂，只为让你了解真正的而不是为误解的王阳明，了解“心”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是驱动整个世界总的发动机。不是看破红尘、心如死灰。而是一场在针尖上飞旋的舞蹈，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保持平衡，同样让你了解心学的真谛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心灵鸡汤。

熊逸著的《王阳明一切心法(上下)(精)/中国思想史系列》是一本研究王阳明的生平与学术的重要著作。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对儒学的发展贡献尤为卓著。他创立了以“良知”为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致良知”为实践目标，而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阳明心学”，其学说影响，不仅及于中国，而且波及日、韩等东亚国家，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册

序 章 如果你是叶公好龙式的读者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早年

第三章 成人大计：婚姻与科举

第四章 入仕

第五章 正德伊始：刘瑾的胜利

第六章 龙场悟道

第七章 知行合一

第八章 知庐陵县：走出龙场的第一程

第九章 北上：讲学大兴隆寺

下册

第十章 南下：舟中论道与岩中花树的故事

第十一章 巡抚南、赣、汀、漳

第十二章 破心中贼

第十三章 宸濠之乱

第十四章 致良知

第十五章 征思、田

后记 思想解放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一

嘉靖元年(1522年)，已是知命之年的王阳明居越服丧，从此过了六年“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的散淡日子。任凭朝廷里新君即位，“大礼议”事件沸沸扬扬，他只是聚众讲学，不问其他。仰慕者不断从全国各地汇集到王阳明身边，其中不乏某些怀有特殊目的的人。

嘉靖四年(1525年)，一位名叫张思钦的陕西儒生南下数千里，专程拜访王阳明，恳请后者为自己刚刚去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对王阳明而言，这也算是名人注定要承受的诸多苦恼之一吧。我们今天会在王阳明的文集里看到大量或情愿或不情愿的应酬，毕竟总是有人不介意去麻烦别人的。在王阳明的时代，墓志铭几乎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陋俗，比八股文还要程式化。平常人家哪有那么多丰功伟绩可以歌颂，受孝子贤孙所托的文人墨客在隔靴搔痒的姿态下又怎能写出多少感人的真挚呢？

撰写墓志铭真是何等费心费力、临深履薄的事情，王阳明当然有十足的理由推辞。但张思钦既然为了这件事情不惜跋山涉水数千里，显然怀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心，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我们可以轻易预见的是，王阳明终于被感动，或者终于不胜其烦，满足了张思钦的愿望。但是，事情的结局相当出人意料，王阳明只用一番话便打消了张思钦的执念，还使这位孝子心悦诚服地成为自己的门生。

王阳明的大意是，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希望借我的文章来使自己的父母永垂不朽。这份孝心固然可嘉，却还可以再推进一步，若想揄扬父母的声名，与其托之于他人之手笔，不如托之于己。子为贤人，父母便是贤人之父母；子为圣人，父母便是圣人之父母。今天我们知道叔梁纥的名字，岂不因为他是孔子的父亲吗？(《书张思钦卷》)

儒家推崇孝道，《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这样的标准下，自身成贤成圣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王阳明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说服了张思钦。

当然，如果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我们会责怪张思钦缺乏概率意识：成贤成圣固然最好，但概率太低；请名人撰写墓志铭虽然只是次优方案，却实在是最明智的选择。张思钦后来果然未能成贤成圣，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姓甚名谁，倘若他当真从王阳明那里求得了一篇墓志铭，后人却很容易从王阳明文集里读到他父母的姓名与事迹。只是王阳明不会认同这样的道理，在他看来，成贤成圣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每个人天生都是圣人的坯子，为什么不可以立下这样的志向呢？

从客观上看，王阳明自己倒是做到了“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正是因为他为自己挣得的声名，才会不断有人悉心考索与记述他的历代祖先的生平事迹。这些记载更得到后人认真的编辑整理，以《世德记》的名义编入《王阳明全集》，使我们可以知晓王阳明究竟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为一代圣贤的。

二

王阳明的先祖，一般被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名人王览。“二十四孝”有个“卧冰求鲤”的故事，主人公王祥就是王览同父异母的兄长。王祥、王览兄弟自幼皆以孝悌著称，成年以后皆在高官显爵中幸福终老。

王览一支，终晋一代都是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亦即“旧时王谢堂前燕”里的那个王氏家族，其中就出了王导、王羲之这些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在王阳明家谱里确切可考的祖先其实追溯不到如此久远，审慎的谱系应当从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六世祖王纲开始。

王纲，字性常，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尤其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元朝末年，王纲侍奉母亲在山中躲避兵乱，偶遇一位道士前来投宿。王纲的识鉴长才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看出这位道士绝非常人，于是执礼甚恭，当夜便从道士那里学成了占筮之法。P2-4

一、为什么读王阳明

我一直以为，今人对王阳明的热衷颇有几分荒诞，倘若他们当真了解王阳明的一生成败以及阳明心学的真实含义，当初的热情会不会在转眼之间烟消云散呢？

王阳明似乎是被当作今天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崇拜的。人们叹服他的炬赫事功，至于他的学说与品德，看上去只是辅助他成就事功的工具。太多人之所以在这个充满诱惑与竞争的时代甘心拿出一部分本可以用来获利或休闲的时间沉潜于故纸堆里，涉猎一点阳明心学，只是因为幻想着可以由此获得王阳明借以成功的思想利器，使自己变身为成功人士罢了，至少也要比当下更成功一点。

这样的想法究竟有几分可靠呢？我很想率先交代一个发生在金融行业里的真实故事：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据2014年官方统计的收入排名，金融行业稳居榜首。高收益自然伴随着高风险，某位金融精英用以应对风险、缓解心理压力的措施是颇有几分代表性的：拜一位“大师”为师，每有斩获，便不吝名车、豪宅向“大师”进贡。事情的第一个蹊跷之处在于，所谓“大师”，自当是修为高深、云淡风轻、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怎么可能像凡夫俗子一般贪恋物质呢？而且，如果他真的有能力指点学生发财，这样的指点岂不是使学生在物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与超凡脱俗的高入境界南辕北辙吗？

我有幸聆听过这位“大师”的解释：“你们修为太浅，很容易被钱财腐蚀心灵，所以多余的钱财自然应该奉献给我。我已经有了足够的修为，钱财无论多寡，都不会对我的心灵造成任何损害。”

好的，在我们失声发笑之后，不得不承认在这短短的一番说辞里竟然隐藏着高深的理论素养和无懈可击的逻辑，俨然有古之儒者的风范。儒家经典《礼记》有这样一段话：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

这段话描绘出儒者的经典形象：他是自信满满的原则主义者，只依据内心原则做事而不计成败。任你用金钱和声色犬马来包围他，他也不会做出有亏于道义的事情；任你凭借人多势众来胁迫他，甚至以死亡来恐吓他，他也不会有半点动摇；如果遇到猛兽，他会以全部勇气出手相搏，全不在乎力量的悬殊；如果需要拔山举鼎，他也会当仁不让，全不管自己到底有多少气力；他既不会对过去的事情后悔，也不会预估将来的风险，始终保持威严的容止，遇事不会改变既定的谋划……儒者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些地方啊。

不难想见的是，如果我们把《礼记》的这篇文字当成一段心理侧写的话，我们会相信这是虔诚的宗教人士才有的样子。在任何云谲波诡的环境里，无论是古代的宫廷斗争还是现代的金融赌博，这样的心理素质无疑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成功要素。而假若它是可以被购买的，我相信愿意一掷干金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那位金融精英从“大师”身上以名车、豪宅所换取的，归根结底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换言之，“大师”的存在无论是否真的具有逢凶化吉、指引金光大道的意义，至少使人相信了这些意义的存在，从而摆脱了各种患得患失的纠结和焦虑。

你对一位“大师”的信心越足，你的心灵安定感就越强，应对不确定事件时的心理素质也就越好，这就是“心诚则灵”的道理。虽然从客观角度上看，“精诚所至”的付出未必就会导致“金石为开”的结果，但只要你真的“精诚所至”，至少你会相信“金石为开”的结果已经出现或者终将出现，即便你……的事情。王阳明之于儒学，很像是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使平民百姓从此可以直达圣道。但是，自信心爆棚的人太多，对于社会而言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旦圣贤之道全在各人的内心具足，全向各人的心底去求，一切客观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

譬如《中庸》有这样的话：“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是说君子作为社会的统治者，他所奉行的“道”要经受得起五项考核：

1．要得到民众的认可。

2．要拿三代圣王的遗训来做校验，不能有半点龃龉。

3．要合乎天地之理。

4．得到鬼神的认可。

5．能够得到百世之后的圣贤认可。

这五项考核标准也许过于苛刻和理想主义了，但毕竟表达了一种努力寻求外在标准的审慎态度。只要一想到这是两千年前的古人所具有的认识，我们又岂能不由衷地表示钦佩呢？

当然，自宋代以来的那些钻研性理的学者不会喜欢这样的标准，因为寻求简易而笃实的终极真理是人心不可磨灭的天性。我们总需要义无反顾地去迷信一些什么，谁让我们生而为人呢？只可惜，“难道不是你将月神拉下了马车，将树神赶出了森林，将尼芙仙女逐出溪流，还赶走了草地上的精灵和我在罗望子树下的梦”？这是美国诗人爱伦·坡对科学的抱怨，也是我们现代人对现代知识的抱怨。

今天恐怕不会有哪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会相信阳明心学的学理依据，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除非有某种新的学说真正取而代之，否则它依然会保持活力，何况我们是多么渴望去相信它啊。

思想解放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最后想谈一个衍生话题。人们往往会将阳明心学的传播与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挂钩，将前者带来的思想解放视为后者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成立。

明朝如果未遭蛮族的终结，会不会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数十年来耳熟能详的老问题。问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明朝确乎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所具有的一些特质，譬如大规模的雇佣生产、市民阶级兴起、市民意识提升以及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等等，所有这些特质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萌芽当然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倘若没有蛮族入侵的话。

今天人们可以因此获得一个寄托归属感的目标(明朝)，以及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靶子(清朝)。既然如此关乎心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自然经久不衰，只不过表面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本质相似，因此也不意味着发展趋势上相似。

资本主义诞生于与中华文明绝不相同的土壤，那一片土壤的关键词是分立与制衡。

那里的政权与教权并驾齐驱，此消彼长。政权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普天之下，绝大部分土地皆非王土；率土之滨，绝大多数臣民皆非王臣。城市可以自治，有着悍然拒绝国王和教皇干涉的气魄，其内部则往往以共和体制实现着制衡与共享的精义。在这样的土壤里，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并不算得一句如何非凡的话，因为国王确乎没有集权者的权力，但这句话若在中国传统下换作“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甚或“风能进，雨能进，地方官不能进”，非但是十足的惊世骇俗，更是彻底的大逆不道。

明朝皇帝怠政确实导致自发秩序呈现出一定程度上欣欣向荣的模样，但谁能保证皇帝会一直怠政下去并将怠政的基因代代相传以至永久呢？而就在皇帝怠政的年景里，集权的格局其实并未松动过。大一统的传统下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正如沸水里不能养鱼一样。

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归根结底不过是出现了一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表象，既与资本主义无涉，也不是什么萌芽。我们看到蝉蜕皮，谁能据此断言它将成长为一条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