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十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复。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来英国人来接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了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了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作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P6-9）
在出版界和报业从事编辑工作多年，每天的阅读中，有许多意境阔远、独抒性灵的文章跳脱出来，却往往由于不符合图书选题或报刊版面的需要而最终割爱，殊为遗憾。最近这些年我所供职的《作家文摘》是一份内涵丰富、偏重文史的文化类报纸，拥有一支视野开阔、眼格精准的编辑队伍，茶余饭后的研谈中深感一些有嚼头的选题有必要进一步地深化或拓展，慢慢构思出一本内容偏重轻历史的杂志书雏形，意欲采用连续出版物的形式，在大部头的图书与快节奏的报刊之间取“中”，融合报刊的轻便丰富和书籍的系统深入，既不会使读者产生需要正襟危坐啃读长篇出版物的畏惧心理，又不会觉得不够有料，因浅尝辄止而怅然若失。
为了体现一种对高迈深远文字的追求与向往，这本连续出版物取名《语之可》，书名受启发于孔子所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书的定名颇费踌躇，曾有《语可》《语上》之名，最后定名于《语之可》，是觉得这样语感更富于变化，语义也更丰富。特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赵白生翻译成英文，赵教授初译“Beyond Words”，已觉极佳，不想他又颇费思量地译作“Proper Words”，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言近旨远，很棒地表达了我们所想表达的意味。
具体的选稿约稿，我们希望能够秉持一种独立纯粹的阅读趣味，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发现、邀约、筛选、整理那些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的历史文化大散文。这些作品应该既有学者的深邃，旨要高迈、洋溢着天赋和洞见，又有文人的高格，灵动优美、感动人心，能够以最有价值最具力量的文字，剑指“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其余，英雄不问来路，无论作者声名，无论是否原发。
《语之可》原计划每季度推出一辑，每辑三册，每册6万到8万字，5到10篇文章，文章长短数千字至一两万字不等。每册所收文章内容旨趣相近，围绕一个画龙点睛的分册主题。每册都配有一组绚丽多姿的文艺插图，附有背景介绍和衍生的艺术史知识，构成一个微型的纸上主题画展，以期与内文的气质一脉相承，珠联璧合。装帧上我们希望这本书精巧易携、简静大气。
一位作家曾感慨：编辑是一群无声、无名的人，他们的一生像一块巨大冰岩，慢慢在燥热的世间溶化。这是个纸质出版从田园牧歌步入挽歌的时代，几个有点理想、有点激情又有点纠结、有点随性的编辑，究竟能做点什么呢？要不要做点什么呢？始终难忘讲述一群辞典编辑日常的日本小说《编舟记》，书中这样解释事业的“业”字：是指职业和工作，但也能从中感受到更深的含义，或许接近“天命”之意。如以烹饪调理为业的人，即是无法克制烹调热情的人，通过烹饪佳肴给众人的胃和心带来满足。每一个从业者，都是背负着如此命运、被上天选中的人。也许，我们这些以编辑为志业的人就是一群无法克制编辑热情的人，能够为读者呈奉出几本可资信赖的读物正是上苍给我们的机遇。一事精致，便可动人。很多英伦品牌历经数百年沉淀，淬炼出一种经久不衰的高尚风范，每件单品都仿佛在唤回一个逝去的优雅世界。纸质读本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单品。以其可触可感，有热度、见性情的朴素温暖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在这个高速运转、速生速朽的时代，我们唯愿葆有初心，以真诚，以纯粹，分享打动内心的文字，也期盼这文字的辉光映亮更多的人。
虽然沉潜思量多年，就本书的出版而言，由于主观的懒散及客观的冗务，却是各种拖延蹉跎，只是在工作之余零敲碎打，有一搭无一搭。直到2017年年初，《语之可》第一辑《可惜风流总闲却》《英雄一去豪华尽》《也无风雨也无晴》才面世。此后的出版仍难脱我们的散漫风格，并不能严格按照原计划的每季度一辑的时间推出，第二辑《谁悲关山失路人》《白云千载空悠悠》《频倚阑干不自由》至7月才出版。好在图书出版后读者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期待，许多作者也表现出毫不计较的信任，我们感念之余深受鼓舞，决心使《语之可》坚守下去并日臻美好。
或是眼高手低，或是现实所羁，粗疏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方家指正，更望多赐良作。
张亚丽
2017年秋
《语之可》志在以一种独立纯粹的阅读趣味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发现、筛选、整理那些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既有学者的深邃，旨要高迈、洋溢着天赋和洞见，又有文人的高格，灵动优美、感动人心，以最有价值最具力量的文字，剑指“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其余，英雄不问来路，无论作者声名，无论是否原发。
张亚丽主编的《语之可(9嗟漫载当日风流)(精)》收录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三姐夫沈二哥》《我的父亲梁实秋》等文章。
张亚丽主编的《语之可(9嗟漫载当日风流)(精)》收录了季羡林、张充和、黄永玉、乐黛云、刘心武、王安忆、钱理群、沈芸等诸位名家怀人记事的回忆类文章，从中可以一窥过往岁月的人物风华。
在这个高速运转、速生速朽的时代，我们唯愿葆有初心，以真诚，以纯粹，分享打动内心的文字，也期盼这文字的辉光映亮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