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对“文革”残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对个人愿望的无畏袒露而获得极强的艺术张力。诗歌中，“黑夜”与“光明”首尾相连，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反衬出“我”这一代人对“光明”迫切的渴求之心。而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总让我想起冷冰川的版画，这画面，有一种刀镌般的深刻。从此，“黑眼睛”这个意象进入了读者视野，并成为顾城的个人形象标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诗集，书名干脆就叫《黑眼睛》。
也是在1979年，顾城读到了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于1978年12月底的《今天》杂志，惊讶万分，在此之前，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写这样的诗。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顾城在《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今天派”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今天》上发表作品。后来，他们一起被命名为“朦胧诗人”。当然，包括北岛在内的很多诗人并不认同这样的命名。
现在，有人认为，顾城是在《今天》发表作品后才受到关注的，这与事实不符。因为顾城在《今天》上发表作品已经是1980年4月，而早在1979年初，顾城便已崭露头角。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创办的《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顾城的油印诗集《无名的小花》中的诗作，排列在最前面的就是那首在水边沙地上写的《生命幻想曲》。因为顾城的诗，首印五万份的《蒲公英》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买了一百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无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诗作，被称为“国刊”的《诗刊》也向顾城伸出橄榄枝，于当年10月发表他的《歌乐山诗组》。
1979年3月中旬，“右派”平反之后被安排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著名诗人公刘读到顾城发表于《蒲公英》上的诗歌，认为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激动之下，提笔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公刘在文章中热情地肯定了顾城的作品的优点，认为，人们应该要有承认年轻一代的探索的勇气，也要有指出他们的不足的勇气，要关注他们的创作，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公刘的文章完成后，在“地下”广为流传，几经波折，才发表在当年10月出版的《星星》复刊号上，随后被1980年《文艺报》一月号转载，并加了编者按。四个月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朦胧诗大讨论”。
此时的顾城已声名鹊起，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980年七八月份，《诗刊》在北京和北戴河组织了首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顾城、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江河、杨牧、徐敬亚、王小妮等十七个青年诗人参加。“学习会”结束后，《诗刊》十月号以“青春诗会”为名推出专号，此后，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成为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品牌，被誉为“诗坛黄埔”。
这一届“青春诗会”历时一个多月，其时间长度和隆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李瑛、冯牧、黄永玉、高莽、袁可嘉等当时在诗歌界最有名望的诗人和理论家分别给青年诗人授课。很多与会诗人的命运因“青春诗会”而改变。据时任《诗刊》编辑的王燕生介绍，“青春诗会”后不久，舒婷就从工厂调到了作协，之后就提为作协副主席；张学梦也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工作，第二年就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叶延滨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就到了《星星》诗刊，后来一直干到副主编、主编，《诗刊》副主编、主编。
那次诗会，顾城是男诗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朋友的真诚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作者、诗人梁小斌回忆，当时的顾城个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时，顾城背着书包，里面全是诗稿，风一吹，稿子满院子乱飞。而徐敬亚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诗会结束前，顾城专门装了一书包的梨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以示分离。顾城的父母还专门在全聚德烤鸭店请邵燕祥、王燕生、舒婷等十多个编辑和诗人吃了一顿饭。
由于当时比较兴奋，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顾城在发言时有些口无遮拦，他对中国人见面就问“吃饭了吗”的习惯十分不解，说：怎么就没人问“你快乐不快乐”呢?第二天早上，有人一见到顾城，就问：“你忧郁吗?”
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诗会上，顾城的另一段发言差一点闯了大祸。
顾城谈起了现实与大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并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耳光，你知道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
P23-24
《一个人的诗歌史》有力地伸张了诗的力量和尊严。当人们为诗的命运焦虑的时候，当人们为找不到他们的李白、杜甫而破口大骂的时候，一个事实不被承认：没有伟大的读者，就没有伟大的诗人；好诗被写出来，但只有在热情、沉静、敏感的阅读中才能活下去，被领会、记住和流传。刘春因这部书而被证明是这个时代一位Z好的诗歌读者，他和往昔那些“诗话”作者一样，在破碎的、随风而散的现象与文本中，捕捉和确认那些珍贵的瞬间，所谓传统与遗产，完全系于这谦卑、高贵的劳作，伟大的诗和伟大的诗人，由此有了存活下去的希望。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
刘春的诗歌史论写作，好读、感性，有明晰的立场，也不乏理论锋芒。他怀着对诗歌本身的挚爱，以令人信服的生命实证和诗学鉴赏，有力地辨析了这个时代诗人的面影和一种诗歌生活的处境。他这种以生命的写实为诗歌作证、以诗歌的演进来返照人生的话语方式，为文学史写作如何才能重获个人眼光、重铸生命质感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
它的吸引力高过了“学院”和“学术”的诗歌史，因为这是有血肉、有故事和有传奇的叙述；它不留下结论性的知识，而是只留下追问、思考和启示；它不只叙述诗歌的写作与诗人的道路，而是求索和展开了人性、生命、存在与语言的广阔而幽暗的世界。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本书，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干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如果它能够完成，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2002年秋天，我向这条河流迈出了第一步。
起初，我把“网”撒得很宽，希望在一本书中介绍新时期以来涌现的六十个诗人，并且包括与诗歌有关的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内容。随着阅读的深入，方向越来越明晰，“网”越收越拢一一我决定重点写十五到二十个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印象深刻、又在文坛上得到公认的诗人，写他们的生活、作品、经历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
现在这本书所谈论的十个诗人，是我长时间“跟踪”的诗人的一部分。他们均出生于1954年至1964年之间，除了顾城成名较早而成为“朦胧诗人，’代表，其余九人，一部分被命名为“第三代诗人”，另一部分被称为“后朦胧诗人”，由于在大部分诗歌研究者的文论中，两种“诗人”名单常有交叉，我习惯将他们统称为“第三代诗人”。
如果说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于坚、欧阳江河、海子、王家新、柏桦、李亚伟、韩东、张枣等“第三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明星，我们的成长和阅读和他们密切相关。我至今仍能回忆起当年读他们作品时的欢乐与激动，可以说，没有这些诗人的滋养和激励，我的文学道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走到今天。无论从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纸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为这一代人立传，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要像爱伦堡写《人·岁月·生活》那样写一本书，向这些亦师亦友的前行者致敬，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痛苦与光荣。
当然，即便我把他们当老师，也不意味着我会因此丢掉自己的立场。作为评论者，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忠实于内心的判断，才是对被评论者的最高的尊重，为利益所驱而发出违心言论的写作者不仅虚伪，而且可耻。在讨论一些诗人的创作时，我没有面面俱到。特别是长诗，我很少详细论及。此举源于我对自己能力局限性的认识，这些诗要么过于高深了，超出了我的理论能力，要么和我的观念不甚符合，与其勉强自己去阐释，不如识趣地藏拙。此外，我较少论及长诗还与我对本书的定位有关，我一开始就不想写一本纯粹的诗歌评论集。
另外，这本书里，不乏追问、质疑甚至批评的语句。我敢于对“老师”们表达不满，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准确到什么地步，更不是想标新立异，借名人来拔高自己，而是我相信，被我论及的诗人们，他们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如果没有博大的胸怀，他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和诗人们的交往中，我无论从为人为文上，都获益良多。为了避免出现时问和事实上的硬伤，写完全书后，我把稿子分别发给这些诗人阅读(其中，写海子一文发给西川校订，写顾城一文开头部分得到了顾乡的指点，关于张枣的那篇由张枣的好友柏桦审阅)，所有诗人都严格地校订了文中的时间和事实，有的诗人对文章中不够透彻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并寄来了新作供我参考，但他们很少对文章中的批评之语提出异议，这份宽容与大气令我感慨万分，这宽容是一种无声的鼓励与鞭策，令我不得不更为谨慎地对待自己笔下的一字一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也很庆幸自己写了这么一本书，如果没有这个桥梁，我不可能和这些优秀的灵魂有那么多交流与碰撞，更不可能受到那么多启发。至于文章中词不达意甚至有所冒犯的地方，自然应该由我个人负责。
2
本书中，顾城是“第三代”之外的唯一选择。之所以选择了顾城，是因为我自小就关注顾城的创作，对他的材料掌握得比较多，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再为他的天才所折服；他的命运，也令人唏嘘——在所有诗人中，顾城是唯一让我在写完后两次流泪的诗人。
我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特别是想为北岛写一篇专文，但心里没把握。于我而言，北岛的地位至今仍然无人可比。北岛的《今天》也影响和激励了大量的“第三代诗人”，这一点，在本书中可以找到多处证据。但北岛也是一个十分难以评价的诗人，无论他的身份、创作、信仰和生活状况等，都还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完全把握的。
而江河、舒婷、林莽、杨炼、多多、芒克等“朦胧诗人”，我同样了解不多，算起来，我和舒婷、林莽都见过三四次面，很佩服他们的人品，却没机会深聊；和多多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但整个会议期间他都忙于和其他诗人交流，除了见缝插针地合了几张影，很难再有其他聊天的机会；江河、杨炼和芒克，读过他们的不少作品，却从未接触过真人。相对于“第三代诗人”，总体而言，我对“朦胧诗人”比较陌生，更重要的是，在我疯狂地阅读现代诗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却集体“消失”了，如果我硬着头皮写一批自己不熟悉的诗人，那样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
这样看来，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只能是内心深处的梦想，至少在最近几年内不可能实现了。
第一，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甚至对于“今天派”或“朦胧诗”的同时代诗人，北岛的地位也堪称至高无上。不管你是敬仰、崇拜还是批评与质疑，北岛都是一个人物、一个象征，难以避开。
第二，新时期三十年，好诗很多，大诗人呼之欲出。本书重点书写的十个诗人，每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仅就本书详细解读的篇目来说，就有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在漫长的旅途中》，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最后的幻象》《傍晚穿过广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海子的《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张枣的《镜中》，顾城的《一代人》《墓床》，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柏桦的《往事》《现实》《在清朝》……这些作品，己经成为当代诗歌经典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难以想象，缺少了它们，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图景将会是何等的苍白。
第三，新时期以来，对青年诗人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西川、柏桦、钟鸣、黄灿然、臧棣等诗人，其诗学随笔和评论所达到的深度和受到的关注度并不亚于专业批评家。一些评论家其实本身就是诗人，比如唐晓渡、陈超、张清华、程光炜、沈奇、杨远宏等。两者加起来，足以占据新时期诗歌评论界的半壁江山。
第四，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举一个例子一一本书的部分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我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稳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的作品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写作之初，都是从旧体诗开始的，由此可见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力。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8
收入本书的十篇文章，2010年曾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形式出版过。它们的出版，使我在“诗人”的身份之外，增添了“批评家”这一称谓；同时，因为那两本书，我获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尤其是对于高校里研究诗歌的许多研究生，《一个人的诗歌史》几乎成为他们必备的参考书。这份小小的成功令我有些得意忘形。2013年，我着手整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三部的书稿，虽然我很清醒地知道它与前两部在质量上的差距，但因为浮躁，我默许自己用这本书透支自己的信誉度。2014年底，我又差点重蹈覆辙，在一个省级资助项目表格的“拟书名”一栏写下“《一个人的诗歌史》第四部”等字样，还好我还没彻底不可救药——后来我在整理这个项目的成果给漓江出版社时，识趣地把原本申报的主书名删掉，换成另一个书名。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只有前两部的十篇文章。而现在这本书，正是这些文章的合集。在原版的基础上，我对关于顾城和海子的文章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充实，增加了不少关键性的内容，对另外一些篇目，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同时，改变了全书的形式，给所有章节都拟了标题，如此，整本书十篇长文又成了一百余篇独立成章的小随笔，既便于读者阅读，更有利于研究者抓住重点。缘于这些重要修改，我将此书定位为“全本修订版”。
本书所写的十个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以及书中涉及的各种文坛现象和诗歌事件，贯穿了我自1990年以来近三十年的跟踪性阅读和思考。毫无疑问，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著作，在中国新诗百年寿辰之际，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着实令我欣慰。如果不出意外，它应该是我的诗歌史研究的“封山之作”，今后我会把主要精力转向诗歌写作之中——我对做一个“诗人”的渴望要远远大于“评论家”。
2017年2月
2008年，我本人参与评选工作的“宇龙诗歌奖”决定将那一年度的“宇龙诗歌奖”授予寒烟、李以亮、刘春三位诗人时，我曾代表评委会写有以下的颁奖辞：
本年度“宇龙诗歌奖”授予诗人刘春。多年以来，刘春的创作始终保持了他对诗歌的谦卑、敏感和真诚，他的诗日益贴近他自己的生活，由技艺的练习转向对内心的发掘和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批评文集《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不仅显示出他对诗歌现场的持续关注，更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和独到、睿智的诗歌眼光。
这应该说体现了大家对刘春诗歌和诗歌批评的某种共同看法和评价。这些年来，诗坛上众声喧哗，花样繁多，从事诗歌批评或研究的人也真不少，但为什么刘春写下的那些文字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首先，刘春不是以一个评判者或纯学术研究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从个人的接受和阅历出发，切入了中国当代诗歌数十年来的历程。这就使人感到亲切。他为我们提供的，首先是一份个人的亲历和心灵的见证。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比他所论述的几位诗人都要小一辈或半辈。他所讲述的，是他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与那些诗歌心灵的相遇和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经验的生长”。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两个细节：一是他在一篇论及本人的长文中所回忆的他在读到《帕斯捷尔纳克》一诗后“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一是他写到早年在一个地方实习时，从那里图书馆的杂志上第一次读到《瓦雷金诺叙事曲》，最后竟忍不住把那两页纸撕了下来带走，并说这是他生平所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但正是这样的袒露，使我对他一下子产生了信任。因为诗要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读者，正是这样一颗满怀着秘密的爱、渴望和战栗的心灵。
诗人策兰曾把诗歌比喻成一种“瓶中的信息”：“它可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可贵，我想正在于它为人们敞开了这样一片“心灵的陆地”。它以一颗真诚、敏感的心灵对诗歌的寻求和接受，唤起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诗歌及对那些照亮、提升我们精神的事物的爱。
与此相关，刘春所做的工作，也让我想到了人们所说的“现象学还原”。他所做的，不是那种纯理论阐释或模式化的研究，而是以充满经验血肉的叙述，力求把我们带回到“现场”，从中真切地感到一种诗歌脉搏的跳动。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不仅从个人的阅历出发，还运用了很多资料和细节，尤其是注重把一个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以写出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例如写顾城的那一篇，面对顾城看似单纯而又复杂难解的创作历程，尤其是面对那众说纷纭的“诗人之死”，他决不把问题简单化。一方面，他注重广泛收集资料，展示各方面反应；另一方面，他很独到地以一些细节、现象和文本解读（比如对《墓床》一诗的解读）为线索，以深入到那黑暗的谜一样的命运之中。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顾城比较了解，但读了刘春的这篇后，我需要调整自己的看法了。的确，这不同于文坛和媒体上那些煞有介事的“揭秘”，它通过更深入、确切的叙述，帮助读者建立了对诗人命运的某种“可理解性”。就在这篇长文的最后，刘春还引用了这样一席话作为结尾：
记得顾城在“漓江诗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样的话，因为有了顾城自己的悲剧性一生作为背景，我自己在今天读了也“感慨万分”！这样的诗人评传把读者引向的，绝不是那些表面的逸闻趣事，而是对命运之谜的沉思，也是对身处黑暗而又超越黑暗的那种灵魂力量的最终揭示和肯定。
然而，说到最后，刘春的诗歌批评之所以值得关注，正如“宇龙诗歌奖”颁奖辞中所提到的，不仅在于其对诗歌现场的关注，也不仅在于其亲切可信，更在于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刘春属于诗坛上活跃的“70后”一代，但他绝没有同时代有些年轻人常显露的那种“弑父情结”，他始终保持了对诗歌的敬重和谦卑。他也没有被当下诗坛种种的“圈子批评”和门户之见所左右，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他不从利害出发，也不油滑，而是始终忠实于自己对诗歌的心灵直觉和认知。这一切，正如他写欧阳江河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这种清醒的眼光和独立的品格，在当下中国诗坛尤为难得。近十多年来，正如很多人已很痛心地指出的那样，诗歌圈子里的“风气”已坏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党同伐异，价值颠倒，或肆意诋毁，或自我炒作，所谓诗坛几乎已沦为一个权力场和垃圾场，让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种风气已严重影响到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我们看到的是，批评文字的满天飞，恰与“批评的缺席”成正比。环顾当下，又有多少公正、有眼光、有勇气的批评呢？
刘春自觉地同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不屈从于种种偏见甚至压力。他向我们显现了一种批评的良知和伦理。
他避开诗坛上那些种种的权力和利害关系。他只是为他心目中的诗歌和价值而工作。他所做的工作，让人们在一个沮丧的年代再次感到了从事诗歌的意义。这里我还想特意指出，即使对他喜欢的诗人，他也不盲从。他该有所保留就有所保留。他保持了他的诚实，也保持了作为诗歌批评的尊严。
阿多诺晚年曾这样讲过：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的写作。这种希望，也就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吧。
刘春对中国当代诗歌持续的关注，让我再次感到了这种希望。长久以来，许多中国诗人的写作，并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阅读和认识。看来它只能“对个别的心灵讲话”。不过这样也好，正好合乎其性质。这也会把它们留给未来。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诗人蓝蓝写矿工的一句诗：“作为剩余，你却发出真正的光芒。”
那些真正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是这样的“矿工”。
到目前为止，刘春已出版和即将出版好几本诗歌批评随笔方面的书了。这不禁使我们感到了他的热忱。正好在他请我为他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作序的时候，我从书店买回了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这本书我一读就很难放下。洛谢夫在这本诗人评传后面的访谈中谈到他很早就和布罗茨基认识，但直到第一次听到布罗茨基的朗诵，这才意识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诗人，“因为我似乎感觉到，我听到的诗源于某个人的梦，也是我始终梦寐以求的，似乎是某人捕获了它，把它写了下来”。
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天启般的时刻。愿刘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断带给我们“从深海听到的词”（策兰语），或者如海子所说，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他的，也告诉给我们每一个人。
刘春著的《一个人的诗歌史》通过对顾城、海子、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柏桦、西川、韩东、张枣、黄灿然等10位诗人生活与创作历程的描述和对大量新诗名篇的解读，展开了一幅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新诗潮的壮观图景。书中涉及大量文学界著名人士和重要文坛事件，揭秘了一批当代诗坛纷纭议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堪称一部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人·岁月·生活》，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新时期诗歌状况的绝佳读本。
刘春著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作者用真诚去感受诗歌兄长们的生活行迹与作品内涵，再把所获得的感受形成可以触摸的文字，这是一种综合性极强、韵味极其丰富的文体，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这部《一个人的诗歌史》，具有和曼德斯塔姆的文明时间观一致的内驱力：历史是作为单一共时行为被感知的。换句话说，在诗歌深处，历史就是把时间和人心收集在一处，是对总体性和无限性的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