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是优异的评论家，更是卓越的阅读者，涉猎广、用心专，所见所指皆为人心与世事之根本。

每本值得珍重的书，都需要，独特的打开方式。以特有的小心，读那些伟大的书，让我们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人。

本书为黄德海著的《书到今生读已迟（精）》。

黄德海著的《书到今生读已迟（精）》既解读《左传》《诗经》《随笔集》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摹想玻尔、海森伯、薇依这样的伟大心灵，还分享金庸、金克木、张五常等对作者本人影响甚深的作家与作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作者让我们更了解自己，以便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人。

书到今生读已迟（代序）

跳动的火焰

 自愿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

 你越过了遥远的距离把手伸给我

 一个好的墓志铭，用不着这么准确

 六鹢退飞过宋都

 善念进入崎岖起伏世界的真实模样

 抓住内心世界最隐秘的起伏

 一直移动着的时间

 从没真正离开/存在的鬼神世界

 如果我们把梦看成一个作品

爱命运

 涉及一切人的问题

 月明帘下转身难

 安宁与抚慰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始可与言《诗》已矣

 在世俗的门槛上

目前无异路

 金庸小说里的成长

 斯蒂芬张的学习时代

 海中仙果结子迟

 有这样一个老头

 从艰难的日常里活出独特的生命形状

 用使人醉心的方式度过一生

附录

 内心的指引

为谁写作？（代后记）

这个西方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古今之争，始自17世纪，至今还没有消歇的迹象，并已经蔓延到我们置身的此时此地。用不到急匆匆表明立场，也不必非要即刻给出结论，如唐诺这般，稍微缓和些说出自己选择某一方的理由也不错——“信《左传》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的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就这样开始阅读，“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

唐诺显然不是事先站在古的一边，而是因为不想怀疑得太快，自愿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从而获得了“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以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站在信任（不是迷信）一边，《左传》就从单纯的历史实然书写，变成了同时具有文学特质的应然著述，作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的那部分，便不用从历史作品的合法性里生生切割出去，前述的密室细节，床笫之私，屋漏独白，就都有了存在于应然领域的空间。我们在《左传》里看到的，也便如列维一斯特劳斯在某处谈到的，不止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对较完整的人和人的历史，除了实证领域的做，除了“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唐诺认为，还应该包括“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想、反省和思维”。经过种种思量，层层反省，历史皱褶里的肮脏和不洁才能被祓除，如旧街道的经过洗濯，人觌面相对的，才是一个清朗的世界。惟其如此，《左传》写下的，唐诺从《左传》里看到的，就不再只是曾经发生的实然之事，而是包含实然和应然在内的对过往的探究，深藏着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经过克制检查的爱。《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的一段话，也就是杜预提炼的《左传》“五例”，或许可以看成为这探究写好的断语？——“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P6-7

书到今生读已迟

一

处身于现在的时代，不幸到永远也无法回到文化的未开化状态，因此，一个企图在精神领域有所领悟的人，就必然被迫跟书生活在一起。照列奥·施特劳斯的严苛说法——生命太短暂了，“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最伟大的书活在一起”，“在此，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最好从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中选取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其共通感（commonsense）而成为我们和这些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那个中介”。

可是你没有恰好生于书香世家，也没在很早就遇上一位教你如何阅读的老师，当然就不会走运到一开始就遇上那些伟大的书。对书抱有无端爱意的你，开始阅读的，只能是你将来弃之如敝屐的那些——小时候，是战天斗地的连环画，地摊上有头无尾的儿童读物，动物的凶残和善良；稍大一点，大人藏在抽屉里的书被悄悄翻出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神鬼出没的无稽传说，形形色色的罪案传奇，以男女情事为核心的拙劣编造……运气好一点，你会碰上巴金的《雾雨电》，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甚至封面上印着“迅鲁”的《呐喊》。

那时候，你把从各种渠道弄来武侠、言情、校园小说包上封皮，偷偷摸摸地在教室里经历别人的喜怒哀乐。很快，你吃了平生第一次冤枉。有个跟你一样喜欢读书的家伙，把一本看卷了边的书像往常一样丢在你的床上，封面上是个妖娆的女人。你还没来得及翻看，书就被没收了，对你期许甚深的老师不待你辩解，就对你一顿拳打脚踢，并从此不再理你。

没错，这不过是你事后的回忆，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传奇、武侠，更不会知道，有些故事旨在引逗你想象异性日常之外的样子——只有对书的盲目热爱（Eros）引导着你。

你从一个藏书颇富的人家搞到一批历史小说，《杨家将》、《薛刚反唐》、《罗通扫北》、《三请樊梨花》、《朱元璋演义》……那一年在瓜棚里，你还不知道有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女孩正满怀恐惧地盯着这个世界，只顾沉浸在那些早已老旧的故事里，忘记了周遭的燠热，忘记了太阳正慢慢落下西山，直到一本本厚厚的书来到最后一页，直到再上学时，你不知为什么再也看不清黑板。

戴上眼镜的你到县城去上学了，那些小小的博学者开始出现，她/他们嘴里，全是些陌生的故事和人名，全是你没读过，也从未听说过的清词丽句。恍若走入飞地，飞地上的一切，你都那么陌生。好吧，那就开始领略这个美丽新世界。你每天早晨五点准时起床，背一个小时的诗词，然后去跑步，胸怀里全是“少年心事当拏云”的豪情。

夜晚，你去读那些陌生的名字写下的陌生故事。你当然记得，那天有人丢给你一本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说可以完全代替你脑子那些满是手汗污垢的租来的小说。你严严实实地蒙在被子里，借着手电的光照，一口气读完。此后两个小时的短暂睡眠，你在半梦半醒间跟达尔达尼央不停地说着话，仿佛在为他筹划，也好像是在劝说自己，用的是庄重的大腔圣调。睡梦中的对话让你疲惫不堪，幸亏同宿人的起床声，唤醒了精疲力尽的你。

你绝对不会忘记，那个第一次吻你的女孩带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个名字拗口的人写的书又厚又重，情节紧张到让你溽暑里满身冷汗，你才不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结局如何，只急着要知道那个纯洁的女孩索尼娅最终是怎样的归宿。天蒙蒙亮的时候，书读完了，你一直擎着书的左手开始抽筋。用冷水洗把脸，你振奋地写好一封信，骑行了六十里路，把信悄悄塞进她的邮箱。

那时候你肯定不会知道，出于热爱的读书时光已经结束，而那个女孩，也将在不久之后决绝地离你而去。

……

在此之前，你只知道，叶芝拥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相信“一扇看不见的大门终会打开”。可你并不相信，因为你为自己制作的书单差不多读完的时候，那扇紧闭的大门并没有敞开，有一种什么东西，始终障碍在你和书之间。你也慢慢明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障碍。一位你敬重的前辈学人，就很长一段时间困在各路经典里，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厌烦情绪。有一件事情始终让他一筹莫展，“如果心仪古典作品的话，该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处境与这些作品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那些伟大的书一直都在，却从未进入活生生的日常世界。

差不多到这时，你才意识到，仅靠年少情热去读那些沉默的书，任凭你横冲直撞，它们紧闭的大门并不会因为迁就而轻易敞开，自己还会因为碰壁太多而失去基本的阅读热情。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你仿佛看到那扇此前紧闭的大门，慢慢地闪开了一道缝隙，有澄澈的光流泻出来。从这条小小的缝隙里，你略微窥见了某种被称为“宫室之美，百官之富”的东西，心下快活自省，口不能言。

你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初读《笑傲江湖·传剑》时的情形——一代宗师风清扬出场，令狐冲进入习武的高峰体验。在风清扬指导下，令狐冲一时“隐隐想到了一层剑术的至理，不由得脸现狂喜之色”，一时“陡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你心中涌起了什么障碍被冲破的感觉，顿觉世界如同被清洗过一遍，街道山川，历历分明。

写作此节时，金庸仿佛神灵凭附，在恩怨纠葛的世情之外另辟出一片天地，清冽的气息在书中流荡。当然，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还不会想到，有一天，你或许也会碰上令狐冲那样的好运气。想到这里，你不禁展颜微笑，内心的某个地方，缓缓放松下来。

你不再咬紧牙关，要把无论怎样艰深的书都啃下来。你试着寻找阅读中的“为己”之道，尝试去理解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学着辨识自己的性情，并根据自己的性情所向选择读物。那些离你或远或近的“大书”，不再只是“他人的故事”；那些伟大心灵的神态和举止，有时就在你面前清晰起来——他们甚至会不时参与你对日常事务的判断。

“书到今生读已迟”，即便你有再好的运气，也永远不会知道，苏格拉底是如何阅读那些古代圣哲著作的；更不会知道，色诺芬是不是从学之后，明白了“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但你现在确信，有些人就如苏格拉底一样，在引导人过一种亲近幸福的生活。你现在也相信，那个关于苏格拉底的阅读传言是真实的，他说：“古老的贤人们通过把他们自身写进书中而留下的财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展开它并穿行其上。”

据汉娜·阿伦特说，瓦尔特·本雅明的理想，是“写一部通篇都是引语、精心组合无须附带本文的著作”。这样一本著作，“将残篇断语从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开来，以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从而引语可以互相阐释，在自由无碍的状况中证明它们存在的理由”。不用说写一本著作，即使要在很短的篇幅内谈论“为谁写作”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要求也太高了。退而求其次，试把眼见所及的言辞，缀合成篇。

1751年，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出版。在这篇为法国第戎科学院有奖征文撰写的文章里，他谈到了为谁写作的问题：“每个艺术家都想得到赞赏。同代人的赞誉，乃是艺术家的酬报中最珍贵的部分。如果不幸在他生活的民族和时代里，闻名一时的学者竟让一群轻浮的年轻人左右他的文风，杰出的诗剧被人遗忘，美好的音乐遭人鄙弃；在这种情况下，他怎样去博得人们的称赞呢？他只好把他的天才降低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他宁肯作一些在他活着的时候招人喜欢的平庸篇什，也不愿写在他死后很久才享盛名的杰作。”

在这段文字之后，卢梭直呼伏尔泰的本名，责问他：“为了故作风雅，你牺牲了多少强壮有力的美？为了炫耀你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所能表现的风流才华，你少写了多少伟大的作品？”那么，表现强壮有力的美，写出伟大的作品，却不是为了博得同时代人的赞誉，究竟是为了谁呢？

对卢梭本人来说，这大概不是什么问题。他在序言里已经坚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绝不为当代追随风尚的读者写作：“我既不打算取悦那些才俊，也不想讨好各位名流。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些屈从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社会风向的人……既然想超越所生活的时代，就不能为这样的读者而写作。”卢梭的这一意志，有尼采遥相呼应。在《敌基督》前言里，尼采写道：“本书属于极少数人。这些人中也许已经没有谁还活着……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混同于今天已经长出耳朵的人？惟有明天之后才属于我。有些人死后才出生。”

为未来而写作，不光两个相隔不远的哲人，也几乎是古今有大志的写作者的志向。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谓，“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正是这个意思。被称为“精神大师”的室利阿罗频，也把自己划入了这个范围：“我们不属于过去的黄昏，却属于将来的午昼。”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呼唤着那些人群中“有耳能听”的人，或者，如庄子《齐物论》云：“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想来不致误会吧，“英雄与一代凡人皆为知己”，为未来的写作，并不是作者故意脱离时代，与时代格格不入，他们只是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准，屈从于某些风气而已。

对卢梭这一吁求最朴素的回应，该算是他的同时代人本杰明·富兰克林。1771年，富兰克林给儿子写信，追溯家史，尤其是回忆他个人的一生。这封信，就是后来著名的《富兰克林自传》的第一部分。作品开头，富兰克林交待了写这些信的原因：“我出身贫寒，幼年生长在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后来居然生活优裕，在世界上稍有声誉，迄今为止我的一生一帆风顺，遇事顺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获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许与他们的情况适合，因此他们可以效仿。”

富兰克林这种写下自己一生，以供后人效仿的写作，很有古典“大人”之风。在古希腊，人应效仿的典范是神，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法义》中所言：“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得关于神们的正确思想。有了这种思想，你就可以过一种好的生活，否则，你得过一种坏的生活。”照希罗多德的说法，“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交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交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这些作品，摹写诸神的世系和特性，面向一国民众的当下和未来，确立一国的特殊生活方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特殊生活方式的养成，有赖于高于人的存在——诸神。在富兰克林的自传里，这个高于人的存在，被称为上帝。这类写作，把属神的高贵带到人间。就像卡夫卡在一次谈话中说的，写作“倾向于祈祷”，“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那么，有没有一种写作，写到神不是为了世间的生活，而是只为这高于人的存在而写？

在谈论俄尔甫斯教祷歌时，韦斯特（West）描述了一种颂神的氛围：“某一个私人文化团体的成员夜聚屋内，借着烛火，在八种焚香的气息萦绕中向他们想到的神祷告，唱这些祷歌。”这种向神书写的文字，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按《诗大序》的说法，《诗经》里的“颂”，就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屈原的《九歌》，也明明确确是愉神之作。王逸《楚辞补注》：“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在这个写作的序列里，因为对象是高于人的存在，人要把最好的自己和自己最好的所有展现给神看，写出自己的勇敢、节制和虔诚，写出世上的美好和庄严。

萨特和加缪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但在为谁写作的问题上，看起来却相当一致。对萨特来说，“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自己，那不符合实际……没有一种艺术不为别人或是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加缪也认为，“一个作家很大程度上是为被阅读而写作的（至于那些说他们不是的那些作家，让我们钦佩但不要相信他们吧）”。以上为了不同对象的写作，仿佛也验证了他们的结论。那么，有没有一种写作，不是，或首先不是为别人而写的呢？就像维特根斯坦相信的那样：“就改善你自己好了，那是你为改善世界能做的一切。”

1903年，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写信，“尊敬的先生，除此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劝告：走向内心，探索你生活发源的深处，在它的发源处你将会得到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必须’创造。它怎么说，你怎么接受，不必加以说明”。这样一种首先指向内心的写作，不止属于诗。在《以学术为业》中，马克斯·韦伯坚决地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这种先要经过自我确认的写作，差不多可以称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这些写作者来说，“关心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照顾你自己”是最高的目标，他们在内里认识自己、澄清自己，并通过写作把这个认识和澄清提纯，甚而由此走向幸福之路，把自己的一生谱写为独一无二的乐章。

不管是为当代人写作，为未来者写作，甚至为一个民族，为至高的存在，抑或只是朝向自我的写作，凡写下的文字，都不能期望它真的会“像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立即自足地延续下去”。如同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所说，文字本身是不可靠的，何况还伴随着误解：“没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他那些殚精竭虑获得的认识托付给这些不可靠的语言工具，更不敢让那些认识遭到书写下来的文字所遭受的命运。”因而，不管是为谁的写作，或者为了传达什么珍贵的东西，即使写作者本身极其严肃，最终，对它是否或如何传达给听者的期待，差不多只能是但丁《神曲》里所说的：“放弃一切希望。”或者，对待为谁写作这件事，应该如基尔克果《恐惧与战栗》作为草稿的题词那样，给自己一个坚决的答复：

“写作吧。”

“为谁写作？”

“为那已死去的，为那你曾经爱过的。”

“他们会读我的书吗？”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