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叙述了作者张秀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早年参加革命从事兵运工作、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抗战时期的工作和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在东北局的工作、下放基层的经历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北京的工作。作者亲历了党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使得该书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是他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追述85个春秋，67年革命生涯。

从神木到陕甘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军，与刘志丹等经历了1935年陕北“左”倾肃反的迫害。

从延安到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开展剿匪斗争和土改运动，组织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战役；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三赴朝，解决后勤保障。

从坦途到困境，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因在全国组工会上的发言，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副书记骤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层24年。

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历程。

序

第一章 青少年学生时代（1911.7—1930.2）

 一、神木家事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二、求学革命

高家堡小学

檎椿卑学

加入共产党

遭反动当局通缉

第二章 军阀部队中的兵运工作（1930.3—1932.10）

 一、打入军阀部队

 二、组织学兵队

 三、利用矛盾保存自己

 四、初识刘志丹

 五、早胜镇事变

 六、谢子长到平凉

 七、斗争策略

 八、平凉受挫

 九、靖远兵变

 十、教训与启示

 十一、上海中央局受训

第三章 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1932.11—1935.11）

 一、陕甘红军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

寻找游击队

 二、红26军红2团

红2团成立

攻打庙湾镇

在山里养伤

兽医为我治伤

渭北游击队

二台子会议

红2团南下失败

 三、陈家坡会议

红4团成立

陈家坡会议

 四、薛家寨失守

 五、包家寨会议

 六、鏖战南梁

王泰吉牺牲

连续巧歼敌

西华池战斗

 七、陕甘边特委

 八、阎家洼子会议

 九、在庆北苏区

 十、成立西北工委和军委

 十一、陕北“左”倾教条主义

 十二、陕北“左”倾肃反

永坪联席会议

“左”倾肃反

 十三、党中央挽救陕北

第四章 建立神府抗日赧据地（1935.12—1939.3）

 一、恢复神府苏区

神府苏区

周恩来同志与我谈话

贯彻党中央指示

刘志丹到神府

政权建设

发展武装

 二、神府红军独立师

组建独立师

反对抓“AB团”

第四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三、抗日统一战线

 四、再回神府

第五章 绶德警备区（1939.4—1942.9）

 一、反摩擦斗争

新的形势

毛主席召集会议

来到绥德

与何绍南斗争

 二、统战工作

团结民主人士

改造旧的教育

 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民众组织

组织绥德警备区临时参议会

 四、建立家庭

第六章 延安整风（1942.3—1945.8）

 一、西北局高干会议

会议发言

毛主席讲话

党中央的决定

 二、在延安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工作

党校的整风学习

和毛主席的接触

参加中共七大

 三、西北党史座谈会

第七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赧据地（1945.9—1949.3）

 一、奔赴东北

抗战胜利

中央干部团

 二、初到松江

哈尔滨落脚

北满分局在宾县

 三、剿匪斗争

 四、反奸清算

 五、“七七决议”

解放哈尔滨

东北局迁到哈尔滨

  “七七决议”

 六、土地改革

煮“夹生饭”

  “砍挖”运动

平分土地

 七、建设党的组织

建立党的核心

发展党员

公开建党

提高党的素质

建设干部队伍

 八、难忘的松江人民

发展生产

补充兵源

支援前线

 九、辽沈决战

进入长春的准备

赴辽宁工作

干群关系

辽沈战役

全民参战

东北局扩大会议

冬季工作任务

第八章 解放后的东北局工作（1949.4—1954.11）

 一、干部工作

抽调干部入关

为工业部门配备领导干部

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

招聘和培养知识分子干部

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和旧职员

干部的培养与教育

壮大干部队伍

 二、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争论

 三、赴苏联考察

 四、成立党的工业部

 五、抗美援朝中的后勤保障

战前准备

三次赴朝

后勤保障

 六、党的建设

党的发展与问题

党员标准

整党试点

整党全面展开

到基层讲党课

 七、“三反”“五反”运动

运动初期

问题的严重性

运动不平衡

“五反”运动

组织建设

 八、到外地休假

 九、经济建设

第九章 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一、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

发言背景

发言内容

发言后的反应

 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三、高级干部座谈会

 四、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第十章 基层二十四年（1954.12—1978.1）

 一、在盘锦农场

到农场去

讲党课

修路

王震到盘锦

建设盘锦

 二、在沈阳农学院

第十一章 调北京工作（1978.2—1996.8）

 一、国家农业委员会

三北防护林工程

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

成立农村工作团的建议

对发展林业的建议

 二、整党工作

党风问题

农村整党调查

 三、中央第四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问题由来

对西北历史问题的一致认识

 四、编辑《辽沈决战》

陈云同志的委托

确定编辑规划

讨论“综述”

陈云与肖华的谈话

送审一稿

送审二稿

《辽沈决战》出版

 五、尾声

附录一 新华社电文

 张秀山同志逝世

附录二 讲话

 反对民运工作中的形式主义（1940年6月14日）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42年11月5日）

 松江省半年来群众工作总结（节选）（1947年6月25日）

 给一地委的信（节选）（1948年10月5日）

 关于陕甘边区党史问题的谈话（摘要）（1986年4月20日）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附录三 纪念文章

 浴血奋战陕甘 呕心沥血松辽——深切怀念张秀山同志

 张秀山同志在恢复神府革命根据地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忆秀山

 深切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张秀山

 往事犹新

 在写《刘志丹》小说中认识张秀山

 张政委指挥八家子战斗

 情同骨肉

 我的大哥

 忆张秀山在盘锦农垦局期间几件感人往事

 张秀山院长在沈阳农学院的几件事

后记

再版后记

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八九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

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

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谁家不种，还要交“白地捐”。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

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

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

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豪绅丈量到我家土地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葭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葭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葭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名气。

1926年冬，父亲和大伯分了家，土地财产分成两份。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和媳妇都能劳动，土地全由自家耕种。父亲分得几百亩地（当时值几百块钱），就他一个劳力，地种不过来，只好雇工。家里雇了一两个长工，夏天锄地时还雇短工，以后又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父亲有了钱就买地，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父亲持家非常节俭，省吃俭用，用积累的钱买地或放债吃利息。他常常对我说：“千两容易百两难。”意思是说积累一点是不容易的。父亲去高家堡卖粮，总是从家里带上窝窝头，离城约五里路时，边走边吃，在水井边喝口凉水，就算午饭了。卖完粮赶快买上煤炭返回家，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在城里连用一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那时，农民到城里卖粮很遭罪，零卖一斗、二斗，还要给人家送到家，如果遇到当兵的或小官吏还被抓去当差。

父亲又是一位淳朴、忠厚，深明大义的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对我说：民国十六年杀了那么多的学生，你可不敢参加革命。那时我还是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生，我向父亲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将来“平均地权”的道理。父亲小时的贫困生活和以后艰苦经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满贫富不均，又有封建的发家致富思想。他既对社会不满，又害怕儿子闹革命被杀。父亲对我说：“你只管念书，世上的事铁刮子也刮不平。闹革命是孙中山他们干的事，咱们不图大事。”我加入共产党后，当然没有告诉他，只是向他讲一些苏联革命后工人、农民不受压迫的情况，和南方朱、毛红军的事。他知道了一些革命的事情，逐渐产生了同情革命的思想。

1930年初，我因参加革命受反动当局通缉和逮捕，父亲冒死相救。我离开家后，家乡开展游击战争，他拥护支援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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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秀山同志是老战友。

我们一起参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我是在两当革命兵变后，1932年7月到耀县杨柳坪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秀山同志此前在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做兵运Z－作两年多时间。1932年5月，在甘肃领导靖远兵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到上海党中央受训，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秀山是1932年11月间来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涯将我们紧紧地连系到了一起。

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秀山同志无论在西北，还是以后在东北，都担负过重要的负责工作，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去世一周年时，我与伍修权、马文瑞、张策、张邦英、马洪同志在《人民曰报》写了《浴血奋战陕甘呕心沥血松辽》纪念文章，对秀山同志的一生作了回顾。在此，我想说以下几个问题：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即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党中央1945年4月在关于若干历吏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这个时期内所j巳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样也遭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破坏。1933年6月，“左”倾分子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边，强令刚组建不久的红26军红2团（仅有一个团），撤出陕甘边根据地，南下渭华。我和秀山以及其他留下来的同志，还有率西北军骑兵团起义的王泰吉同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不但保住了陕甘边根据地，而且还发展和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红2团南下失败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突破重围，回到了陕甘边根据地。我们又重新组建了红26军，将各路游击队编为红26军42师。经过红军和游击队的努力作战，不到一年时间，武装力量发展到20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上百个敌人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1934年初，在荔园堡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张秀山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什么这个时期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快速壮大发展呢？一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发生影响；二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提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按照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进行顽强卓绝的斗争。

但是，就在陕甘边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终于还是进入了陕甘边，1934年7月，中共北方代表派人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对红26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无端污蔑，挑起矛盾。1935年秋，“左”倾分子在西北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肃反，把我们这些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诬陷为“右派”、“反革命”，抓了起来，并欲杀害。此时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危机中。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并及时制止了“左”倾分子制造的肃反，因此，才保住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

二、在土地革命极为艰苦的年月，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之所以能够在险峻的环境下发展和壮大，与陕甘边党政军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是分不开的。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刘志丹同志。他具有高超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因此我们都很信任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一共同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

三、陕甘边根据地所以能迅速发展，与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紧紧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分不开的。在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我和秀山同志在战场上都负过重伤，是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抢救我们。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共产党革命所以胜利，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最重要，这也是我们这些人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能忘记人民疾苦的根本原因。

四、我要说，秀山同志是一位正直的人。战争时期的情况书中已经讲述，我仅说解放后的两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彭、黄反党集团”问题，秀山同志被接到北京参加揭发彭德怀同志的会议，在会上，他没有发言；“文革”期间，造反派要他参加造反，他俨然拒绝，他说：“要说造反，我30多年前就造反了，不过那是造旧社会的反，我不能参加你们这种造反。”从秀山身上清楚地看到他光明磊落、为人质朴的可贵品格。

秀山回忆了他的革命经历，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一些重大情况，对此我十分欣慰。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对后人仍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为了纪念父亲，在他去世1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他的回忆。

这本书的序还是2002年，习仲勋叔叔患病期间写的。远平说：我父亲在有生之年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你父亲的书写序。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

这部穿越了大半个世纪的史实性回忆，沿着父亲的足迹，记录了他革命战斗的生涯。父亲把他的经历留给了历史，把他的精神留给了我们。这是一份宝贵的无价的精神遗产，我们会继承下去，我们的后代们也会继承下去。

父亲的亲情

父亲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常说：“陕北穷，老百姓念不起书，文化水平低。”他虽然只念了两年中学，在陕北干部中算是文化高的人了。他一生都在努力学习，50年代，他听苏联尤金博士讲课，记了几大本笔记；在农学院他研究农业知识，“文革”后在中央党校学习，用信纸和学生的作业本记满了学习心得，在外出工作的暇余时间，他从大山名川、名人古迹中汲取祖国的渊源文化。

父亲是一个喜欢孩子，热爱生活的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工作再繁忙，他也会抽出时间带我们到山里打猎，到海里游泳，到农村瓜地摘瓜；虽遇逆境，他也会乐观地带上我们去推碾子碾黄米，做出老家最好的年夜饭——油糕和粉汤，享受生活的乐趣。

父亲对我们的最大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当他看到我们当中谁的学习成绩不好时，会瞪起眼睛，这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父亲的威严。他说：“你爷爷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念了六个月冬学，就去给富人家揽工放羊。我小时候到离家30多里的小学念书，带上干粮、咸菜，自己做着吃。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有甚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将来能做什么？”

父亲一心希望家乡人都能念书。从1940年父亲和母亲结婚起，就把老家亲属的子女陆续接出来，供他们上学。父母对在这个大家庭生活的人一视同仁，充满了关爱。

父亲是一个不忘旧情的人。他对烈士的亲属和子女，比我们还要亲，给了他们更多地关心和照顾。

父亲非常怀念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志丹，一说到“志丹”，在他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穆的表情。解放后，他把刘志丹的夫人（我们叫她刘妈妈）接到沈阳，安排到东北局幼儿园工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爸爸想得很周到，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把刘妈妈接到家里住上几天，和她拉家常，使她感受到亲情。我们和刘妈妈相处得就像一家人。刘妈妈常常说：志丹不在了，秀山待我和力贞像自家人一样亲。东北一解放，父亲就让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大姐到东北上学。1954年春，父亲因高岗问题被撤职，离开沈阳前，在家里为力贞姐办了婚事。虽然他心情沉重，但那天却喜气洋洋，充满了父亲般的关爱。当刘妈妈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流着泪说：“一个好人走了。”  杨琪烈士的儿子杨廷藩说：我父亲牺牲后，秀山叔叔对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他安排我们到延安学习。1948年，我到苏联留学前来到东北，让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里，和他一起吃饭。他带领全国组织作者考察团到苏联时，非常关心我们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为我们解决了不少生活中的困难。

王兆卿烈士的儿子王黎明说：我父亲牺牲得早，秀山叔叔1940年时就把我接到绥德上学，东北解放后，又要我到东北念书，直到考上大学。在我一生中，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张叔叔对我60多年的关心和照顾。

谢子长烈士的儿子谢绍明，在苏联学习时，因患肺病提前回国。父亲把他接到家里养病，后又安排在身边IT＿作了一段时间。

“四野”南下后，一些老战友的子女留在沈阳念书。节假日父亲母亲常把他们接到家里。那时家里人来人往不断，吃饭也是一拨接着一拨。由于家里人太多，父亲把自己的小灶取消了，炊事员给父亲做一点好菜，他总是乐呵呵地招呼大家一起来吃。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平时从不买衣服，以致出差、开会，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当年东北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说：“在供给制时，张部长报账，除了伙食费和国家应该负责的烈士子女的生活费用，从来没有他个人的东西。”

许多烈士子女至今都念念不忘父亲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亲情。

父亲的期盼

在五六十年代，父母的工资不算少，但家里人多，来往的亲戚多生活全靠母亲精打细算。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是大的穿小了，小的穿，破了补补，小了接接再穿。父亲买来理发工具，让孩子们互相理发，他的头发也常常是我们理。父亲还要我们买工具，学着自己修鞋。父母不许我们乱花钱，但是对我们需要的学习用品、装无线电收音机、学习乐器、买健身的冰鞋等，从不阻拦，妈妈总是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小的时候，记得母亲总是骑着自行车上班，从来不坐父亲的专车。母亲对我们说，那是公家给父亲工作用的，我们都不许坐。我们在育才小学寄宿上学，周六回家，父亲从不许车接送我们，让我们坐公共汽车。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几十里山路去高家堡念小学。现在，马路平平的，正好锻炼身体，不要搞特殊化。”我们常常是步行十几站路，用省下的车钱买无线电零件。在盘山那几年的暑假，我们也和农场工人的子女一样，去水田劳动，插秧、薅草……

父亲最痛恨干部和干部家属搞特殊化。听母亲说，1952年干部评定级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根据组织上统一规定的标准，由自己申报，组织评定。评级之前，父亲对母亲说：你是我的家属，你的级别要低报，要注意影响。母亲心想：我有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工作成绩，我不靠你。但评下来，母亲的级别比相同资历和职务的同志低。组织部门的同志对母亲解释说：这是张书记批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其实母亲的要求并不特殊，她参加革命的经历是大家共知的，只要按文件规定执行就是了。但父亲认为，她是张秀山的家属，只能低评，不能和其他同志比。

1978年，我们家搬到北京后，在沈阳农学院住过的小楼由刚刚结婚的奉生临时居住。父亲对他说：农学院的房子是组织上分配给我住的，现在我调走了，你们不能继续住在那里，要尽快把房子给农学院腾出来。奉生说：我们单位没有给我分房子，不能让我住在马路上吧！父亲说：实在没有地方住，可以暂时住到农学院的集体宿舍里嘛。后来，奉生的单位临时分给他一间房，虽然条件差多了，但他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搬走了。父亲知道后高兴地说：这就对了！

岁月流逝，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长大了。从这个大家庭里走出去的孩子有20个之多，大学毕业后，去西藏，闯北大荒，下油田厂矿，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成了教授……不管干什么，都在各行各业成了骨干，在各自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

父亲对我们的产格要求，包含的就是这种浓浓的亲情和期盼。当父亲离去后，我们才更加感到父亲的期盼和亲情是多珍贵，这是我们永远的思念。

对父亲的评说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但他对党坚信不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真诚、求是、质朴的品质，赢得了同志们对他的敬重。

1996年8月2日，父亲走了。遗体告别那天，八宝山告别厅里摆满了国家领导人、有关单位、家乡和父亲的战友们送来的花圈，告别厅煎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来了。他们握着我们的手，深情地说：你父亲是我党的老同志，革命一生，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悼。父亲的老同志、老战友，父亲单位的同事，以及许多知道父亲的叔叔阿姨们赶来为他送行。洪学智叔叔缓缓地走来，向父亲的遗体深深地鞠躬，他沉痛地对我们说：你父亲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后勤保障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马文瑞叔叔是特地从外地专程赶回来的。为父亲送行后，他动情地说：你爸爸为人正直、正派，为党奋斗一生，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和东北根据地中，为党做出很大贡献。他的一生是艰难曲折的，1935年“左”倾肃暑号打击，1954年“高饶”事件受牵连，“文革”中又深受迫害。但是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我们很尊重他。

80多岁的张策叔叔流着眼泪，用拐杖点着地，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秀山一生坎坷不平，一想到这些，我心中就非常难过。”张叔叔和父亲一样耿直，一年春节我们去看他，他要我们好好认识父亲。他激动地说：秀山为陕甘边根据地和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经历了其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了解事实的真相。他给我和仲勋写信说：“我们都是快80岁的人了，随时都可能呜呼入地。党的历史只有我们这些经历了的人才能说清楚，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秀山一再讲写党的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实事求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不要怕别人反对，不要怕别人批评打击。只有拿这种精神对待历史，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党的历史就能够立准、立好。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西北的同志总是为过去的历史问题争论不休。这不是争谁高谁低，不是团结不团结的问题，这是一个党性问题，这是为了维护党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中央四次解决西北党史问题中，从延安到北京，秀山是严肃认真的，有史可证。

在张邦英伯伯家里，张伯伯激动地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我参加反党活动，并拿出一张纸，用手盖住上面的字，只让我看‘张秀山’三个字的签名，并说：‘张秀山都揭发你了，你还不承认’。我当即大声说：‘我决不相信张秀山会这么说！我决不相信张秀山会讲假话！我决不相信张秀山是这种人！”张伯伯话音未落，我们已经热泪盈眶。三个沉甸甸的“绝不相信”包含了多么厚重的信任，这是在共同走过了生死与共之路，才具有的信任。

刘英阿姨（张闻天夫人）对我们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北满分局就那么几个人，陈云、高岗、闻天、秀山，很少的几个人啊！秀山同志搞过红军，创建过根据地，是陈云同志把他要到北满的。在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很有工作经验、很能干的领导。我听过他的几次报告，讲得非常实际。秀山能解决问题，陈云就抓他，他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那也是闻天工作最愉快，心情最好的一段时间。”’

郭峰叔叔说：秀山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坚持原则。特别是1949年，为富农党员问题，他与高岗争论得很厉害。我是从那时开始真正认识他的。

马洪叔叔说：我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认识了秀山同志。那时，他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特委书记，我们在一个班学习。在学习讨论中，他理论联系实际，讲出很多作战和群众工作的实例，使我感到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他非常朴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人诚恳，办事讲原则，实事求是。秀山的这些品德和作风，使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对他很敬仰，大家都把他当老干部看，实际上他才28岁。

王兆相伯伯现已90多岁高龄了，他多次深情的回忆了他与父亲在神府根据地的情景，感人至深。

刘懋功叔叔远在西安，他说：张政委与陕甘群众有着至深的情感。20世纪80年代，张政委到甘肃出差，外面下着雨，山区道路泥泞，但他一定要我带他去看当年红军打仗的地方，找寻当年帮助过红军的老乡。在那里，他与当地的老乡紧紧拉着手，述说当年的战斗情景，感谢他们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因年代久远，没打听到为他治过伤的农村乡医，他很难过。他的心总是牵挂着革命老区的人民。

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的秦川叔叔说：“秀山同志一生历经党内多次重大政治斗争，很坎坷。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我参加了旁听。当时礼堂里坐满了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坐在前排，是那种长条的能坐十几个人的木凳子。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秀山发言。当时我是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秀山在发言中，讲了陕北党内的斗争情况，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路线斗争教育课。他在肃反中受到那么严重的迫害，但是他发言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分析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产生的根源，用现在的话说是摆事实、讲道理，讲得有理、有据，使我们在心灵上受到极大地震撼。”

原辽宁省农垦局局长史景源回忆起父亲的情况时说：1957年反右时，是身处逆境的张秀山同志，不顾个人政治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仗义执言，才使我没有被打成“右派”。这在党内是多么难得的同志啊！

1997年8月初，在父亲去世一周年之际，习仲勋、马文瑞、伍修权、张策、张邦英、马洪叔叔，联名写了一篇深切怀念父亲革命一生的文章《浴血奋战陕甘呕心沥血松辽》。当稿子送到人民日报社时，负责编辑的同志说：“我还从没有见到这么多人署名的纪念文章，需要问问。”他很快就拿着稿子回来了，说就按你们的稿子发。8月2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从父亲的一生中，我们看到：和他共同经历过战斗的战友、和他共事过的同志尊敬他，因为他光明磊落、为人忠厚，他忠于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不计较职位高低和工作苦累，一生以党的利益为重；在基层工作时群众爱戴他，是因为他心里想着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他能在中央会议上直言党建大事，也能挽起裤脚与农民一起劳动；他能向毛泽东汇报党的问题，也能与老百姓唠家常；他身上有敌人留下的枪伤，也有党内残酷斗争留下的伤疤。他的心胸有多宽大，他的意志有多坚强，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只有接触了才了解，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真诚谢意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些老同志和家人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开始口述他的经历，当时担任父亲秘书的孙普希，不辞辛苦整理出了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初稿。几位老同志看后对父亲说：你经历了那么多斗争，了解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你不讲清楚，人们，尤其是后人怎么会知道革命的艰难和曲折。这样，父亲又把他保存多年的历史资料和他各个时期的讲话拿出来，逐件给我们讲，要我们帮他整理。有些事情由于时间已久，他怕记忆上有失误，便告诉我们找哪些老同志去核实。

在父亲去世后，很多叔叔一再叮嘱我们：你父亲这一生很不容易，你们一定要把他的回忆整理好呵！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们看到：父亲还保存和收集了大量与他革命生涯有关的资料，他写了回忆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李妙斋等人的文章；记述兵运、红26军、陕甘革命根据地、“左”倾肃反、延安整风、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经过，和关于西北党的历史、东北解放战争、东北局工作的许多原始文件和资料。

2004年8月，父亲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百年潮》发表后，研究党史的学者说，这是一篇很有历史价值的文件。很多老同志也给我们打电话，询问回忆录什么时间出版。远在黑龙江的赵德尊叔叔，已经90高龄了，亲笔给我们写信说：秀山同志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公诸于世，告诉人们，所谓高饶反党集团“五虎上将”的头名领队，在组工会上讲了什么，在此作了明证。我希望秀山同志的回忆录能早日出版。

我们按照父亲的回忆，根据他对我们讲述的历史事件和他留存的资料作了整理和补充，对父亲回忆中的一些重要史实，按照他的嘱托，查对了有关历史文献和老同志们的著述，进行了校对，并加了注释。父亲在各个时期有许多讲话，我们选了几篇附在书中；父亲以前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时遗失了一些，我们将仅存的选出收入书中，还选了几篇回忆文章附后，以示纪念。我们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能反映他大部分经历的题目——《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就是父亲这本书产生的过程。这本书的出版凝结着我们全家人的情感和心血，代表着我们这个大家庭对父母的深切怀念。

在整理父亲的回忆过程中，我们得到父亲生前的老战友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习仲勋、马文瑞、张策、张邦英、张明远、贺晋年、刘英、马洪、郭峰、赵德尊、安志文、李正亭、王兆相、刘懋功、秦川、马宾、徐少甫、谈立人、赵家梁、苏丹、王兴华、史景源、王克瑞等，提供的许多珍贵史实。刘力贞、王黎明、张晓霁、孙普希、朱威力等同志提供了有益建议和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郭宏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特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