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正是得益于这些野史和家史（当然也有其他著述），所收录的近现代名人范围较广，既有晚清的维新人士、革命志士、文人学士、杰出妇女，还有官僚政客、军阀流氓、商人巨贾，甚至还有宫廷太监，等等，可谓集大成者。由于内容多不见于正史，故可以从一些侧面补正史的许多不足。

白化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一切从史料出发，从近现代出版的各类书刊、报纸中辑录、编排而成，既是一部学术资料，又是一部大众读物，既适用于专家学者做研究时参考、利用，也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休闲阅读。相信各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从这些历史名人轶事中，发现、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恶，体会社会的风云变幻，感悟人间的世事沧桑。

序言

凡例

胡适卷（1891—1962）

李宗仁卷（1891—1969）

张自忠卷（1891—1940）

陈璧君卷（1891—1959）

陶行知卷（1891—1946）

陈衡哲卷（1891—1976）

陈果夫卷（1892—1951）

陈公博卷（1892—1946）

郭沫若卷（1892—1978）

白崇禧卷（1893—1966）

梁漱溟卷（1893—1988）

卢作孚卷（1893—1952）

宋庆龄卷（1893—1981）

杨虎城卷（1893—1949）

汤用彤卷（1893—1964）

晏阳初卷（1893—1990）

张资平卷（1893—1959）

梅兰芳卷（1894—1961）

宋子文卷（1894—1971）

吴宓卷（1894—1978）

许地山卷（1894—1941）

吴湖帆卷（1894—1968）

范烟桥卷（1894—1967）

吉鸿昌卷（1895—1934）

邹韬奋卷（1895—1944）

黄绍竑卷（1895—1966）

卢汉卷（1895—1974）

林语堂卷（1895—1976）

徐悲鸿卷（1895—1953）

张恨水卷（1895—1967）

冯友兰卷（1895—1990）

周瘦鹃卷（1895—1968）

郑逸梅卷（1895—1992）

徐志摩卷（1896—1931）

郁达夫卷（1896—1945）

胡宗南卷（1896—1962）

傅斯年卷（1896—1950）

溥儒卷（1896—1963）

刘海粟卷（1896—1994）

戴笠卷（1897—1946）

“打鬼”更是要紧

现在好多报章杂志，都是在批判胡适，“为什么大家都批判起胡适来了”？青年诸君也许要有这样的疑问。这个疑问并不难解答。我们可分作关于批判和关于批判胡适这样两层来说。

关于批判自身，我们知道批判是普遍必需的。我们对于一切的言论都应该普遍使用所谓“批判地接受”这一个态度。能够普遍使用这一个批判的态度，去应接一切的言论，我们才会随时随地注意严正地去取——去了里面所含消极的退步的因素，取出里面所含积极的进步的因素——才不致毫无别择的连毒带药囫囵地吞下，或连毒带药地倒掉。这种批判态度因属普遍的必需，但作日常补品吃的东西，更其必需。因为这样的东西，最易使人受害。而受害的人又必最多为多数人思想上为卫生起见必当将那毒质成分特揭出来，叫人谨防。像胡适的言论，便是一个模范的例子。

胡适言论的毒质，一在于他的思想方法本身，一在于应用那种思想方法在国家社会的问题上，胡适口口声声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说“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敢断言，休想站得住”。其实他的方法是很平庸的。他的方法，就是所谓实验主义的方法。里面含着以意为之的色彩非常浓，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把握客观真理的方法。加之他所崇奉的真理论，又是不承认真理是客观地存在的，认为其只是主观地创造的。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他那功利主义的观念论的认识论，也正助长了他的以意为之的气焰，使他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客观的真理。

这种以意为之的方法和态度，假若只用在与实际无大关系的考据问题上，那还可以说与我们的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他为庐山的一个塔做了四千字的考证，有人说他玩物丧志，他就像煞有介事地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经贤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虽然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态度未免令人难耐，但他总还教人注意问题。从某一意义上说，总还可说是进步的。可是他的这种进步的态度，这种教人注意问题的方法，只有在和我们现在实际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上偶然闪现。若在与我们现在实际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上，例如现在国家社会的问题，他就不再谈什么学问平等，注意问题了。为什么他的态度忽然变了呢？便是因为他怕奋斗，他从功效上看以为奋斗不如妥协投降有功效。所以他觉得“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所以人要谈主义，他就教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只有他所崇奉的实验主义除外，那还可以选人《文选》叫青年每人都读一遍的）。及至人家要研究问题，他又教人知道那些问题是不成问题的。他教人抹杀问题，逃避现实。即对于眼下日本帝国主义得步进步的侵略，他也教我们不要抵抗，只去依靠那靠不住的国联和美国，他说“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他教我们准备牺牲，他说“我们要准备牺牲，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他说“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之内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长江流域的内地”还是不要抵抗。据说这是他的“良心”使他这样的。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他教我们等候，教我们无论怎样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荼毒，都得静静地等候，他说“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这是怎样荒谬绝伦的鬼话！P2－3

历史人物轶事，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汉代起，在各类书志中就有载录，特别是魏晋时期，品评、臧否人物之风盛行民间及士大夫阶层，此类著述更是蓬勃发展。到了明清，特别是近代，数量更是剧增，品种也颇繁杂，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现象，又因为其特殊的趣味性而有了更多的读者。

所谓“轶事”，是指“正史”之外各类野史笔记、稗乘杂史、家史家书和名人书信中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而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对其加以搜集整理，有的学者更有浓厚兴趣对其进行研究、撰述，给这类轶事构建了进一步传播的路径，也为“正史”研究者拓展了视野。有的轶事，甚至被民间的大鼓、评书艺人改编，被写进“演义”“话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传播。

做研究的人往往深有体会，当想利用“正史”写文章时，所谓“正史”里却提供不出具体且有价值的东西；当不用它时，觉得又很有价值。所以，历代常有许多学问家，很看重野史和家史的价值，特别是各类名人“轶事”，从中去粗取精，可以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拓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所以明代大学问家王世贞才有关于正史、野史和家史的一段辩证的观点，他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王世贞的观点很切实际，一方面，他认为对正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评价，不要孤立地看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对野史本身应辩证地对待，以免陷于偏颇。他的观点，事实上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正是得益于这些野史和家史（当然也有其他著述），所收录的近现代名人范围较广，既有晚清的维新人士、革命志士、文人学士、杰出妇女，还有官僚政客、军阀流氓、商人巨贾，甚至还有宫廷太监，等等，可谓集大成者。由于内容多不见于正史，故可以从一些侧面补正史的许多不足。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一切从史料出发，从近现代出版的各类书刊、报纸中辑录、编排而成，既是一部学术资料，又是一部大众读物，既适用于专家学者做研究时参考、利用，也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休闲阅读。相信各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从这些历史名人轶事中，发现、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恶，体会社会的风云变幻，感悟人间的世事沧桑。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编委会

2015年3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