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怡著的《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精）》共八章，第一章《序言》以文学而稍带夸张的口吻介绍了夏鼐的一生，引出正文；第二章对《夏鼐日记》这一核心史料的可信度和完整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第三至第六章介绍和分析了夏鼐其人，研究并总结了他的喜恶、待人处事的方式、天生的思维与性格和后天的命运与转折，以了解其人作为了解其事业的基础；第七章介绍、分析并总结了夏鼐一生在考古事业上的主要功绩，与前文相呼应；第八章以夏鼐与父母的故事作为结尾。

胡文怡著的《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精）》以《夏鼐日记》为核心史料，辅以《夏鼐文集》和《夏鼐纪念文集——纪念夏鼐诞辰一百周年》等史料，并对相关人物进行口述史采访，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本书通过研究发现，夏鼐虽然也是一个普通人，却因自己的种种天性与特质，再碰上造化的机缘巧合，从而走上了独属于他的人生之路。

序 王世民

引用说明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材料

 第一节 何苦粉饰备忘录

 第二节 “祸兮福所伏”的改动

一、涂改

二、补记

 第三节 用心良苦的编者

一、追求真实

二、追求完整

第三章 喜恶

 第一节 天地万物唯书大爱

 第二节 往来鸿儒虽好而对岸豪杰更佳

 第三节 大奸大恶虽远必唾

 第四节 “俗气”和“竹杠”都不是好东西

第四章 待人

 第一节 孝子的“恋爱”都和老师谈了

 第二节 “金丝雀”与“比翼鸟”

 第三节 从“不擅交际”到“交友达人”

 第四节 孩童虽闹但自家独好

 第五节 春色撩人柳不醉

第五章 处事

 第一节 想做之事

一、“短事”能干

二、“长事”拖延

三、跳跃的专注者

 第二节 不想做之事

 第三节 舌灿莲花的寡言者

第六章 赋命

 第一节 天赋

一、“资料库本位”的渊博家

二、自信乐观的“随意判断”

三、谦虚的要强者

四、书斋中的英雄梦

五、单纯的聪明人

 第二节 命运

一、功不可没的梅贻琦

二、“非鼐不可”的傅斯年

三、考古所诸将

四、救赎的李秀君

第七章 事功

 第一节 夏氏治学

一、化繁为简，快刀斩乱麻

二、实事求是，求真远偏颇

 第二节 授之以渔

 第三节 授之以鱼

 第四节 “批改”之功

 第五节 宇宙星辰般的著作

 第六节 考古学泰斗的科技梦

第八章 余言

参考文献

附录 王世民先生访谈录

后记

第四节孩童虽闹但自家独好

少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夏鼐自然也是如此。但平心而论，他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子的人。他结婚生子很早，大女儿和大儿子出生时，他都不在妻儿身边，自己心中对于做父亲也没有什么准备和意愿：

接到家信，知4月2日（三月初八日）长子瑞暄诞生。我自己并不是无后主义的信徒者，不过在自己尚没有准备做父亲以前，不愿先有事实的产生，在前年铮铮诞生时已有此感，今天也有同样的感触。……前年与妻讨论到此问题，只道自己的意向仍不愿目前育子女，今天虽然事实告诉我天意是怎样，然而我的心地仍然是糊涂，弄不出什么结论。看来，在夏鼐生活的年代，不仅生物教学的落后令人堪忧，而他本人对于此事随遇而安的糊涂劲儿，也令人哭笑不得。

四个孩子中，唯有次子夏正楷出世时，夏鼐在家，但只是搭了把手，第二天见母子平安，便安心地看书去了①。夏鼐对孩子的教育谈不上系统和科学，基本属于随遇而安地顺手一教②。但他心性温平，看自家孩子又觉得可爱，便总是“笑嘻嘻地”，时常关心孩子或一起玩耍，也不打骂，不失为另一种自由的教养方式。夏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到了父亲的责任，还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养育孩子，夏鼐的态度更像是理所当然以及顺手一做，更多的是发自天性的父爱，而非有意的培养与塑造，更别说本身就特别喜欢小孩儿了。

那么，对于他人家的小孩，夏鼐没有父爱作为支撑，若遇到可爱的也就罢了，若遇到吵闹的，他便只感觉到两个字：麻烦。1950年秋，朋友托其带年幼的女儿美乔回北京，夏鼐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却不曾想这一路上，他将一个头变两个大。第一天，小女孩因为“旅行劳顿，身体不舒，哭着要回家找祖母去”。此处夏鼐未评论什么，但应当是十分无奈的。第二天，美乔“又哭着要回老家祖母那里，又说昨天看见一过路人像她小叔，要去找小叔去”，束手无策的夏鼐忍不住牢骚道“真是麻烦”。夏鼐在家就不太管孩子，旅行中又有读书的习惯，这次带美乔出行，一来没有哄孩子的意识和心情，二来又埋头读他的《廿二史札记》，那美乔的哭闹就在所难免了。在与美乔相处了四天后，夏鼐终于把小姑娘安全交到了其父亲手中，他表示“了却责任，殊为愉快”，实在令人捧卷失笑。看来，要他与不是家人的吵闹娃娃相处，比让他写长篇博士论文更令他为难。

不过，喜不喜欢小孩子，毕竟只是个人问题，不能代表什么。夏鼐对于长期待在自己身边的夏正炎和夏正楷，照顾有加，尽职尽责，相当喜爱；而对于早早离巢的夏素琴和夏正暄，亦是常常写信，关心不已，详情在四位孩子共同署名的《我们的父母亲》一文中可以看到，本文只稍举一些有意思的例子予以补充。

夏正楷是夏鼐的孩子里唯一一位成为北大教授的，其他三个孩子都圆了夏鼐的工科梦——成为了工程师。夏正楷与众不同的原因很难说清，或许是因为只有他出生的时候，夏鼐在场，并且手不释卷，所以他特别像父亲。但又或许是因为，只有他半截小学在温州上，半截小学在北京上，因而，只有他同时顶着“我的爸爸是所长，，的荣耀和“你的温州口音好土”的嘲笑长大，便变得特别要强，努力向父亲看齐。当然，这些只是笔者的猜测。

夏正楷刚转学时，一日，夏鼐见他“面有泪痕”，便询问原因。一问之下，得知是“同学嘲笑他说话的温州腔”。夏鼐是不在意这些细节的，他自己的温州口音都很重，但二儿子如此伤心，他有没有做些什么呢？夏鼐在这天的日记中没有详写。不过第二天时，正楷回家又“倚案掩面而泣”，夏鼐再问缘由，原来是敏感深情的二儿子不愿与混熟了的小朋友们分离，他便“告诉他的老师”。

以笔者对夏鼐的了解，他是很难注意到这种小事情的。但是，迟钝的夏鼐，并没有指责和嘲笑夏正楷“为了这种小事也值得哭”、“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更没有觉得孩子的事小便不去管。他为了孩子的开心，细致地帮孩子解决了问题，这份温柔与宽厚，更显得慈父之爱浩瀚如海。

小儿子夏正炎待在父亲身边的时问最长，因其年幼可爱，夏鼐更是怜爱有加，在病中无聊时，常大段地记录正炎的童年趣事。P89－9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读博士生胡文怡所著《认识夏鼐》即将出版，约请我写一序言，这使我感到十分荣幸。

夏鼐先生是我最崇敬、最爱戴的老师。作为亲沐先生教泽多年的学子，从1953年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聆听夏先生讲授考古学通论课程，到1956年进入考古研究所后，在他身边从事秘书性工作、陆续参与多种大型编撰项目，30余年常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感情至深。夏鼐先生去世以后，特别是我于1995年退休以后，以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夏鼐文集》《夏鼐日记》《夏鼐先生纪念文集》《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等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汇编工作中。其中尤以《夏鼐日记》的整理，历时10年，费力最多。

夏鼐先生日记的整理工作，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酝酿的。此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丽菲女士，为编辑“《往事与沉思》丛书”，曾邀我撰写夏鼐先生的传记。当时我一则忙于编辑《夏鼐文集》（2000年版），无暇他顾；再则感到必须从整理日记人手，才有可能写好传记。因长期在夏鼐先生身边工作的关系，我过去不时出入夏先生家，又曾于1970年代比邻而居，因而同他的子女都很熟稔。经过一段时间的洽商，在考古所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共同进行日记的整理工作，这一工作于2000年末正式启动。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11年8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夏鼐先生的日记，时间跨度50余年，总计400万字，内容十分丰富。这既是他毕生的治学经历的真实记录，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无论其涉及面之广、史料价值之高，还是某些生动具体、可读性强的记载，都极为难得，因而备受广大读者关注。该书出版时正值2011年上海书展开幕，被新闻媒体誉为书展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十种书之首，出版后不到半年就重印了。

我原本计划《夏鼐日记》出版之后，立即以主要精力投入撰写夏鼐先生的传记，用了两年时间，写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计有七八万字。这时，曾于2000年出版过《夏鼐文集》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找到我，要求重印《夏鼐文集》，考虑到该书存在许多失误需要订正补充，于是我暂时中断了夏鼐传记的写作，先集中精力进行《夏鼐文集》的增订重编（现新编《夏鼐文集》即将出版，字数从150万增至200万）。其间，曾应邀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主编的《大师风范》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撰写长篇论文《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考古学家夏鼐的学术人生》，内容包括七个章节，即：自幼养成读书成瘾的性格；史学领域崭露头脚的清华才子；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初步确立其在中国学术界中的地位；推进全国考古工作全面的健康发展；致力于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高风亮节，为人楷模。全文共计3万字。这实际上是为撰写夏鼐传记拟定了详细的提纲。

《夏鼐日记》出版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我曾应邀在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温州图书馆、徐州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先后作过关于《夏鼐日记》与夏鼐学术人生的专题讲座。其中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讲演时，看到不少同学手持该书、认真笔记，使我深切地感到，年轻一代的考古学者正在通过阅读《夏鼐日记》，如饥似渴地探求夏鼐的治学之路。记得孙庆伟老师曾经对我说，《夏鼐日记》应该成为考古系同学必读的书。2015年暑假前夕，我高兴地获知孙庆伟老师指导的北大考古系应届硕士生胡文怡，撰写了题为《认识夏鼐——以（夏鼐日记）为中心》的学位论文，并且被聘请为该论文的评阅人。一年以后进一步获知，胡文怡的这部文稿已被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进而看到更完善的全书清样，感到更加欣慰。

胡文怡的书稿，有别于一般的著名专家传记。她不是按照历史顺序纵向地评述夏鼐先生的学术人生，而是以《夏鼐日记》为核心史料，辅以《夏鼐文集》及有关忆述资料，交相互证，融会贯通，横向地分析研究夏鼐其人的方方面面，探讨夏先生喜好厌恶的性格、待人处事的方式，以及他的远大赋命和宏伟事功。她以生动的笔触复原了一代考古大师的形象，不仅使没有机会领略夏先生风彩的后辈学生读后如见其人，即便像我这样曾经常在先生左右者读后也感到宛若昨日。

我觉得，夏鼐先生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主持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30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健康发展引航掌舵，致力于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他本人在学术研究上，则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的特点，在中国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许多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杰出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而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共同构成夏鼐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完整的学术体系。因而我们学习和认识夏鼐先生的学术体系，便不能局限于他本人的一系列论著，评论他的学术体系如何，而必须与他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全部工作统一起来认识。

胡文怡撰写的《认识夏鼐》一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书。我衷心希望，这部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夏鼐先生其人，深刻理解夏鼐的治学之路及其学术思想。当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考古学家所坚持的优良学风，使中国的考古学科以新的优异成果，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2016年11月15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赛克勒博物馆209室，门上贴着一个条儿：“请进！不用敲门”，进门则是几张橄榄绿的沙发围着一个茶几。沙发看上去硬，坐上去软乎，而孙庆伟老师就是坐在东面的那张小沙发上，于我硕士入学后的第一次师门座谈会上，在我屁股都还没坐热——甚至我可能还没有完全坐下的时候，说：

“文怡，你写夏鼐先生吧。”

——大家猜错了，我并没有疑惑于夏鼐先生是谁，作为一个刚从五角场某知名高校毕业的中文系本科生，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当时“轰”的一声在我脑海里炸开的念头是：

“诶？！这是考古系同学写的文章吗？”举目四望，师兄张天宇正翻着一本厚厚的青铜器图录，师姐曹芳芳的电脑屏幕上则隐约显示着“龙山时代”“玉器”等字样。

在我热泪盈眶之前，孙老师解释道，研究夏鼐先生，就是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史。虽然学术史并非新奇研究，但对于年轻的中国考古学来说，其学术研究史正是近年来的热点。他本想让我研究《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这三大刊，从创刊本开始把几十年的文章都看一遍。但他又考虑道，一来我考古学的基础不够，二来硕士是两年制，时间太紧张，三来我是中文系出身，情感丰富，适合写人。于是，他便打算先把统领中国考古学30余年、精通中国考古学各个领域，却还未曾有人系统研究的夏鼐先生大胆地交给我，让我学研相长。

如今回过头去，我才明白这看似轻松的选题，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和苦。

孙老师是勤恳守时、庄不乏谐、沉稳内敛、格局宽广的，我是懒散拖延、油腔滑调、心浮气躁、眼界狭窄的。光靠说，是很难把我说成孙老师那样的人的，但大概是看我尚心存一丝善念和几缕若有似无的努力的念头，孙老师便让与他性情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夏先生，在被我发现、了解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启示我。我越觉得夏先生血肉鲜活，他的血肉精魂便越滋养我一分。我越拨开他身上刻板印象的迷雾，走进他“权威”“泰斗”的光芒之中，我心中对于人和事的成见与偏见，便越销去一分。这已经不止是指点好题目、引领学生进入热点研究领域的恩情了，这是对性格的磨砺和沉淀，是对精神世界的开拓与改变，谓再造之恩，毫不为过了。

不能再夸孙老师了，再夸，他会变得比夏先生更害羞。趁他“怪罪”之前，还是赶紧反省一下本书的不足。

这本书——或者说，这篇长文，种种不足，难以历数。现在，距离我鸡飞狗跳、心急火燎的定稿之际，已一年有余了，彼时不敢直视的缺陷，此刻都鲜明地显露了出来。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为师长所诟病的一点，便是生活琐事过多，学术与工作的内容较少——这毕竟是一篇硕士论文。但一来，我始终不断地给自己洗脑“这是一篇注重科普的论文，一篇面向全人类的论文”；二来，夏先生的事功，涵盖的是新中国建国以来30余年考古学的方方面面，非长时、专门、系统、深刻的研究而不可知其全貌也，此本小书着实无法容纳；三来，写作此书时，我的学力尚浅，所掌握的材料亦不足，实难担此重任。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此书所提到的这方面内容便相对有限，留有遗憾。但正因尚有弥补的空间，并且是极大的空间，恰好顺理成章地为我的博士论文选定了题目。新中国建国以来30余年的中国考古学史，在未来的日子里，就让我由夏鼐先生说起，娓娓道来吧。这一次，希望准备更善，征途更勇，星辰大海，纵横经纬，尽收书中。

此外，我要感谢社科院考古所的诸位先生和老师。

感谢王世民先生。他是夏先生信赖的学生、多年的同事和亲密的友邻，亦是本书多本参考文献的主编。王先生八十高龄，仍为事业孜孜努力，精益求精；与我素昧平生，却在第一次的见面中，就给予了我无限的热情帮助，并同样以亲历者的身份，耐心地解答了我的各种琐碎问题。在之后的日子里，王先生更是对我每信必复，每事必助，不仅多次仔细审校我的书稿，使许多谬误得以被修正，还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写了十分精彩的序言。我对王先生的感激无以言表，唯希望此本小书未令王先生失望，不曾歪曲和抹黑夏先生。

感谢陈星灿老师。陈老师亦曾拨冗阅读我的书稿，给出了精准而专业的建议，使此书受益匪浅。

感谢常怀颖师兄，对我给予了莫大的鼓励、支持和关怀。

还有，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兴师兄、北京联合大学的刘凌云，谢谢你们的恳切建议、真挚鼓励。

再者，大力感谢出版行业的各位老师们。

感谢《南方文物》的副主编周广明老师。他不仅使本书的“绪言”一章得以发表，让此书有了提前被人们知晓的机会，更对本书提出了详尽的意见，还推荐书目供我参考。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吴长青老师，正是他策划的“震旦博雅书系”，方让这本小书有了被出版的机会。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缪丹老师，也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缪老师极为认真、仔细、负责。在我无限的拖延之下，她虽亦心急，却仍和颜悦色地为我加油打气；对于我无知的疑问，她则亲切地一一耐心解答；面对我琐碎而大量的改动，她亦是尽力协调两方的需求，成为了我和出版社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没有缪老师，这本书便不会以更规范、专业、精致的样子出现；接触了缪老师之后，我从心底里深深地感受到了编校工作的伟大之处。

感谢所有曾为我这本小书忙碌的出版行业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还有，我想感谢我的高中同学张骁敏。京沪路虽遥，她却时时刻刻在精神上陪伴和鼓励着我。

同时，也要感谢所有提供了真实史料的学者、及时送货的书店、又近又好吃的餐馆和外卖，以及藏书丰富、打印便捷的北大图书馆，等等。

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父母。感谢爸爸细心地审阅我的论文，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妈妈为我提供精神上的鼓励，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安慰我。感谢爸爸妈妈生我养我，在物质和精神上全力支持我，你们是我一生最爱的人。

最后的最后，感谢国家，感谢党，始终为创造让人民安居乐业的环境，而不断努力奋斗着。

总而言之，谢谢所有一切可以被感谢的事和人。承载着你们的善意与支持上路，但愿我能多些冬寒抱冰、激流勇进的勇气。

就像夏鼐先生一样。

胡文怡

2016年11月22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