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子百家中，特别有影响的十家，分别是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商鞅、韩非子和吕不韦，《提问诸子丛书》正是以这十家作为提问对象，依孔子“每事问”的探究精神，采朱熹“或问”的访谈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大量精彩的图片，对诸子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身后纷争和后世影响进行别开生面的介绍和趣味横生的阐释，让读者在与诸子先贤“面对面”的交流中体味诸子思想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郭志坤、陈雪良著的《提问老子（言道大师求道始祖）》以问答形式，让老子夫子自道，通俗易懂地介绍了老子其人、《道德经》的主要内容，以及道家文化的产生、发展。

老子是世人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的“形象代言人”的话，那么，老子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在《老子》一书中，充满着对生与死、悲与欢、刚与柔、天与人、虚与实、无为与无不为的辩证论述，把人引入至高、至深、至远的思维境界。

老子的一大创造就是提出了以“道”为轴心的思想体系。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短短的五千言中，“道”字出现七十余次。老子是言“道”的大师，求“道”的始祖，践“道”的真人。“道大、天大、地大、人大”，老子崇尚的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虚实相间的宏阔境界。

身后事，实难料。再伟大的人物，身后也免不了被人随意搓捏和重塑。老子明明是一位面世的大思想家，但在之后的岁月里，几经改造，就成了端坐神坛、受人顶礼膜拜的“太上老君”。这种变化，正体现了老子学说的智慧之丰富。

郭志坤、陈雪良著的《提问老子（言道大师求道始祖）》采用问答的形式，分老氏家族、天下大道、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相生相成、太上老君六章，对老子的身世和思想进行了清晰和别开生面的解读。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老氏家族

第二章 天下大道

第三章 绝圣弃智

第四章 无为而治

第五章 相生相成

第六章 太上老君

后记

十五问老子

既然守藏室之史（柱下史）是世袭的，那老一代史官为了传承的需要，一定会非常重视下一代人的个人修养，为此，延请名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是这样吗？

老子：的确，当时延请一位名师就显得十分必要。我父亲为我延请的名师叫商容，大概是商的王室后裔吧！《淮南子·主术训》中提到过商容，高诱加注道：“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淮南子·缪称训》中说：“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商容对我进行的是一种无言之教。他张开嘴，吐出舌头，问我：“嘴里有些什么？”我说：“有舌，有牙。”先生问：“舌与牙，哪个更刚强些？”我说：“牙。”先生再一次张开嘴：“那牙的确是刚强，但你看看，现在我嘴里有什么？”我一看，先生嘴中的牙不多了，就答道：“先生老了，牙不多了。”先生不再说什么了，要我自己去想，去琢磨。

我想了很久，最后想通了。我明白了：人为了生活，要有利齿，那是刚；但那还不够，还得有柔软的舌头，那是柔。从一定意义上讲，柔比刚更重要，也更久远。柔道是久远之道，是生存之道，是永固之道。我从商容先生那里学得的就是“守柔”之道。守住了这个“梨’字，什么都好办了。这一思想后来成了《老子》的主导思想。

一六问老子

您生平的“神秘”色彩又引发了您的故里之争，主要是两种说法：一说是河南鹿邑，一说是安徽涡阳。媒体有这样的报道：1990年6月，鹿邑县太清宫镇迎来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台北中华道教学院的马炳文（祖籍涡阳）。回去后他写信说：“能来老子诞生地朝拜始祖，一生光荣。”过了五个月他又写信称，经他考察，老子出生在涡阳的根据比鹿邑还多。由此，引出了一场有关您故里的争论。您怎么看待这场争论呢？

老子：有争论不足为怪，现代不是出现了众多有关名人故里的争论吗？如舜故里之争、姜子牙故里之争、皇甫谧故里之争、诸葛亮故里之争以及西施故里之争、花木兰故里之争等等，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若把这些名人故里之争，一概视为经济利益之争，也不妥。这里包含了故里民众对先祖先民的敬仰，而且各方确实也持有大量的文物、文献作为佐证。

出现有关我故里的争论也是正常的。因为一方面留给后人的有关我生平的文献记载不详，另一方面我当时游说的地方也不算少，在涡阳、鹿邑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都有纪念我的场所遗存。另外，历代的地理划分不断变化，因此出现我故里的争论是自然的。故乡人们对我的厚爱，我深为感动。涡阳、鹿邑是邻近县，两地直线距离不过八十公里，都是我活动的地方。鹿邑存有不少后人纪念我的碑文。天静宫位于涡阳县闸北镇郑店村，史志记载，东汉延熹八年（165年），桓帝刘志派中常侍管霸所建，初名为老子庙。在郑店村的武家河畔进行挖掘，又先后找到九口水井，挖出十余块碑记及大量汉砖、瓷器等文物，也是有力的物证。我在《老子》中说“人之道，为而不争”，又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对我这个力主“不争”的人的故里，争来争去实在没什么意义。安徽涡阳与河南鹿邑，同居道家文化发祥地涡河两岸，实为美事。说两地都是我的故里，对文化的传承只有好处，没什么坏处。

P16－17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i）》）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修正。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明了。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