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选择
我那时在卫理公会大学给一群博士生上一门关于“勇敢的追随”的课程。“勇敢的追随”是与领导者相处的一种方式，它要求追随者真诚地支持领导者的工作并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言不讳地制止和纠正领导者的错误。课堂的参与度很高，同学们也都热情高涨。一次课间休息时，一个学生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二十年前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她那时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护士，被分配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工作。一天，一个心脏病患者被推了进来。经过一番快速诊断之后，急症室医生让她去拿病人所需的某种药物。她很惊讶，因为根据她的所学，这种药物对心脏病患者有致命的危险。
仅此一瞬，读者可以将自己置于她的处境想一想——在当时，尤其是医疗行业，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而所有的护士都是女性。这种源于性别的不平等根深蒂固，而医生更有资历、更有经验，这更加剧了既有的权力不平等。毕竟他的临床经验远胜于她。你能想象有多少股社会力量在迫使她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你也能意识到，在紧急时刻她的一举一动都会关系到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安危。
她坦言在那一刻，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对抗权威的勇气从何而来，她告诉医生，根据她的所学，这种特定的药物对这位病人有致命的危险。
而医生的回答是什么呢？就和那些身处高位的人的惯常做法一样，他对她的质疑十分恼火，瞪了她一眼，拔高嗓门：“还不赶紧按我说的做！”
想象你自己置身于那种情形之下，你在急症室里，你的职责是护理并救助病人。你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体贴的专业护士。如果你违背了自己所受到的培训，使用了这一药物，导致了患者死亡，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将如何面对病人家属？又将如何应对审查委员会对这一治疗方案的调查？一切都不能重新来过。但如果医生是对的，而你选择了不服从呢？如果正是你的不服从危及了你想要救治的生命呢？你要怎么承受这种事？这种不服从对你筹划了数年的职业生涯又将有什么影响呢？
没时间犹豫了，你将如何抉择？
说真的，你会怎么做？
我们并不需要每天都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死抉择，但正是这样的选择，驱使我们去反思我们对服从或不服从所应承担的责任，不论命令来自何方。同时，它也给了我们在心中进行操练的机会，让我们体会到迫于权威人士的压力，去执行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极为错误的命令时是什么感受。当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时，理性抉择或是道德考量都可能暂时失灵，因为我们已经置身于肾上腺素的控制之下。我们很难跳出服从与不服从这两个选项去做出其他有效的决策。质疑权威的决定往往必须在精神高压之下做出，但这能成为你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吗？或者让你心安理得于“我只是奉命行事”？
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个年轻护士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你就会意识到自己需要深吸一口气，给大脑补充点儿氧气，全然摒弃自己的恐惧，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我需要你做的正是这些，继续将自己置于她的境地，深吸一口气，停顿一下，想想有什么别的选择可以应对你突然卷入的麻烦。
现在让我们回到急诊室，看看这个年轻护士是怎么做的。
她这样告诉我：“我给病人挂上输液袋，注入了医生开的药，然后我把医生叫到床边，告诉他一切就绪，只要拧开输液袋的阀门就可以了，但这一药物的使用与我受到的培训相悖，那就请他自己拧开阀门吧。”
你看，她跳出了服从和不服从这两个选项，找到一个合适的应对方式，同时还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绝大多数人听到这里便会为她的职业素养与沉着冷静叫一声好，我也是如此。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在那种紧张局势中，是否能想到这一应对措施。这就是分享故事的意义所在，它让我们得以在脑中预设相似的紧张情形。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
护士让医生自行打开阀门的要求使他一愣。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命令是否正确，是否存在风险，是否还有别的方法。他后来改用了另一种药，护士立即照他的吩咐去做了，病人得到了救治。
P3-5
这部优秀的著作使我重新对人性充满了希望。
——摘自本书推荐序，菲利普·津巴多，斯坦福监狱实验主持人、《路西法效应》作者
智能不服从是一种核心竞争力。该书高屋建瓴，深入剖析了“如何正确决策以及正确行事”的一些关键要素。
——约翰·A.埃里森（John A.Allison），美国BB&T公司前主席兼CEO
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坚持做正确的事，《可怕的盲从》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工具。
——比阿特丽丝·爱德华兹（Beatrice Edwards），美国政府问责项目行政主管
改造我们的文化，从现在开始
是时候对我们探讨过的主题做个总结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智能不服从在儿童性格养成和职业培训中的重要性。在本书的结尾处，我打算在文化认同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层面上谈论一下智能不服从的意义。诚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拒绝听命跨入车水马龙的街道这么简单了。在我看来，同样的情景意识、洞察能力和个人责任在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
团队中的个人和权威应该怎样发挥正确的作用呢？这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一个问题。两者之间总是有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又必须保持动态平衡：如果个人藐视权威，这种文化便不能保有它的特点，不能足够有序地运转以保护所有人的权益；如果权威轻视个人，就会使其为之服务的这种文化变得不人道。
吊诡的是，文化本身所构建的价值观和实践又能保护个人的自由，使其不受由该文化自身所产生的服从压力的影响。这正是美国的立国思想，也为别的文明所称道并或多或少追求着。但我们正处于丧失这种理想的危险中，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
科技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家机构甚至是商业帝国能够、事实上也的确获取了其所有成员的海量信息，并能够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能被监视，就能被操纵、被控制。如何来抗衡这种恐怖的力量呢？
当然，个人也能够运用同样的科技来联络、组织起另一个“国度”，这不失为一种强有力的抗衡。同样根本的抗衡力量还有个人的道德素养，它可以抵制纷繁社会生活中那些无端冒犯别人的命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说道：“在众人一致缄默的房间里，真理听上去就如同一声枪响。”
的确如此，但我们已经从阅读米尔格拉姆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得知，大胆说出来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仅要培养直言不讳的能力，而不去理会是谁穿着实验服、拿着笔记板，而且要遵照自己“内心的声音”行事，并在权威人士滥用其权力时，起来支持那些遵照其“内心的声音”而说话、行事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努力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同时，保有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就如同在本书开头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智能不服从比公民不服从更加宽泛，和它有关而又有所不同。异议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公众的异议有时会导致公民不服从，这是一条纠正错误和改善体制的道路。已经存在关于这些话题的经典著作，它们也应该继续被我们的文化所珍视。
本书的课题虽然略显狭窄，但却影响深远：在现有体制内培养抵制权威的能力；塑造抵抗盲目服从的意识和规范；灌输责任意识并鼓励此类实践。
这种智能不服从的训练并不是对现有架构的一种威胁，而是要防止在此架构内的权威犯错和权力滥用。它既保护了团队中的个人，又保护了团队的真正利益。如果这种习惯能让公民更积极地质疑现有架构的基础，那就再好不过了。允许系统本身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自我变革和调整，从而消除颠覆性重组的可能，这是一种积极主义。
总有人天生就懂得智能不服从。人类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突破都挑战或违背了当时的正统观念。那些伟大的事迹，我们人所共知，那些不怎么出名的事例，也为我们的幸福贡献颇多。英勇的个人或团队为了深层变革而不懈奋战，他们广泛地改善了不公正、不健康的社会状况。然而，很多人还是顺从或服从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具有破坏性的领导和运动。
智能不服从旨在让大多数人做好准备以区分合理服从和不当服从。它要培养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文化期望和个人习惯，不管规则和命令直接来自于正式的权威人士，还是间接来自不可见的官僚系统或是带有扭曲价值观的亚文化。
这像极了分形结构，最小层面上的模式会在越来越大的层面上被不断复制。在小事上践行个人责任和智能不服从的人，同样会在生死攸关的大事上展现这些能力。一个能让年轻人具备个人责任并在合理服从和智能不服从之间取得平衡的社会，肯定能培养出充满朝气和自由精神的公民。能够充分展现这一平衡的文明将成为其他文明的榜样，并让其他文明找到关于这些原则的自我表述。
我们能够也应当从导盲犬训练中学到一些好的经验，但这种类比和技艺也无法延伸得太远，毕竟，人类的心智、社会安排、活动广度、激励服从的机制、强化服从的方法都远为复杂。即便是在理想条件下训练最优良的犬种，也不能保证它们都能成功区分合理服从和不当服从。那些无法掌握这一技艺的狗会被委派给别的任务，在那些任务中，它们即便出错也不会给其人类主人带来致命伤害。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会将值得信赖的导盲犬视为一种重要的象征，因为我们也渴望具备这样的能力，即在收到错误命令时能够正确行事。
在知悉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论五十年后，是时候将这些经验以及从其他相关领域获得的经验融入青少年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去了。如果能将智能不服从的技能引入青少年的人格养成之中，我们就能确保在下一个五十年中，不会再为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感到恐慌，相反，我们将看到这一经验的推广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行为特征。
任何对专制政权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为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畏缩：从过去到现在，它们没完没了地奴役、监禁、折磨、屠杀了大量的人类同胞。与米尔格拉姆实验有所不同，这些政权运用暴力来强迫人们服从。智能不服从又如何在这种野蛮的社会背景下起作用呢？ 短期来说，这么做前景有限，但长期来说，它还是会带来很大改变的。为什么呢？我们目前已经熟悉了“模因”(meme，又译弥母，迷因等)的概念——一种与生物学上的基因相类似的文化物质单元。如果引入一个模因，并在一片文化沃土上予以广泛传播，它最终会成为社会观念、群体认同和个人品质的一部分。比如说，在有些文化中，荣誉是最重要的团队认同，那么团队中的个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因丧失荣誉而名声扫地。
这就是我为这本书所设定的目标：在道德养成的各个层面灌输智能不服从的价值观和技能，使其在未来成为社会认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你不想被看作懦夫，你肯定也不愿被视作盲目而毫无责任感的顺服者。
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了，那么心理变态的领导者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中。他周围的人将宁死也不愿因盲目服从有害的命令而让自己蒙羞。他们一接到此类命令就会立刻进行抵抗而不让想成为暴君的人聚集力量。如果从米尔格拉姆的变量实验中获得的经验能够被反复灌输的话，那么第一个奋起抵抗有害命令的人就会立马得到第二个、第三个人的响应。正如米尔格拉姆实验所证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当服从将会降至最低点。总还有一些人会顺从，但大多数处于自主状态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会在人数上、声音上和行动上盖过他们。
这些都是极其崇高而又有点儿理想化的目标，但依然值得追求。借助于社交媒体所能带来的影响，也许下一代人就能有所改变。想要在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光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问题只有一个：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作为父母、老师、主管、经理或官员，你将如何营造一种氛围、塑造一种文化，使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你将如何培养团队成员，使他们只将那些符合核心价值观、能够促进团队福利的命令视为正当，且能在接受错误命令时正确行事？
我们已经听过了这样一些故事：对导盲犬、空乘人员、医护人员、军人、公司职员、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老师进行培训，使他们具备适时服从的能力、必要时大声说“不”的能力和抵制有害命令的能力。有准备、有练习才最容易成功。要在急需这些能力之前就做好准备。或许明天就用得着这些能力，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行动吧！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Ricoeur）在《恶的象征》（The Symbolism of Evil）一书中介绍了“奴隶意志”这一概念。奴隶意志是一种在权威面前甘当奴隶的意志，它削弱了人性尊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虽然看似极端，却远比我们认为的更加普遍。而自由的意识就是将自身从奴隶意志中解放出来。
从最早的社会化开始，我们就会因为服从权威——父母、老师、宗教领袖、政治家等而获到奖赏。我们的教育体系，甚至社会评价体系，都没有训练我们要适当地不服从，或者简单地区分一下服从合理权威和反抗不当权威。
在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一缺失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成年人本应该更有判断力，但他们却乖乖顺从了所有表现出权威感的人。我们的年轻人在学校养成了盲从的习惯，当他们成年之后，还会在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中维持这一惯性。为了在服从权威和自主选择之间保持平衡，我们应该去哪儿寻找新的答案呢？
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到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二种方法，我们要尝试一个全新的方向，也就是这本好书要向你展示的，我们可以从导盲犬训练中有所获益，这些导盲犬因为接受过智能不服从的训练而颇可信赖。
半个世纪前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第一次开展了关于“权威与服从”的社会科学实验，之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又开展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显示，高达三分之二的普通市民会在一名陌生权威的坚持下对他人施以电击。研究同样得出了一个正面的结论，那就是，当看到其他受试者拒绝对他人施以电击时，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受试者会选择拒绝。这意味着我们倾向于服从权威，但同样会受同伴行为的影响。我们是别人的示范和榜样，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会像水波一样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
我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研究扩展了米尔格拉姆的范式，我们的实验不再是由单一的权威发布命令，而是把受试者放置在一个有权力运行其中的社会情境中。心智健全、身体健康的大学生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囚犯”和“狱卒”两种角色。他们生活在一座模拟监狱中，“囚犯”全天候被关押，而“狱卒”则是八小时轮班制。我们本打算进行为期两周的实验，但在六天后就不得不因为局面失控而终止了。
我们的本意是想让这些大学生志愿者认为他们就是生活在真实监狱里的囚犯和狱卒。这个目标的完成情况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在善良的人和邪恶的环境的对决中，前者输给了后者。换言之，在一个由权力和律令主导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品性与他们的实际表现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即便是我本人，也在那种情况下陷入了权力滥用，我错误地扮演了项目负责人和监狱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在后一种角色中，我变得对这些年轻人所受的伤害漠不关心，没有及时制止狱卒的暴虐行为。这次研究附带表明，人类行为受到环境影响和控制的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我们一直相信是自由意志和内在决心主导着我们的行为。
前不久，我和同事皮耶罗·博基亚罗（Piero Bocchiaro）在荷兰和西西里两地做了一些调查，试图发现哪种环境能够触发对不当权威的抵抗。我们引入了“建设性不服从”这个概念，如果服从某些律法、规章和权威就会阻碍社会的道德进步，那么我们就要用平和的方式抵抗它们。
当我们向大学生描述一个场景并明确指出，在此场景中，一个权威人士会对他提出不道德、不合理的要求，然后让他描述自己的反应。你猜怎么着？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说会进行反抗。然而，当他的同学们被实际放置在这样的场景中时，情况却完全相反——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选择了盲目服从！这再次说明，情境的力量往往能压倒道德理性。
让我们稍稍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反独裁人格特质明显的人总还能进行反抗。当有其他人开始声援，或服从的代价太过高昂时，不服从行为就会被加强。然而总的来说，服从权威的比例依然高得让人忧心。
多年以来，尽管我不断向公众灌输这一理念，但人们并没有比此类实验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吸取了更多的教训。在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中，我们不断看到一些灾难性的后果持续发生在那些本该更明白事理的成年人身上。显而易见的是，从一开始，我们的老师和官员们就教育年轻人要绝对服从。反过来，当这些学生长大成人并成为这些机构的纳税人之后，他们又促进了新一轮的盲目服从。没有谁尝试在合理权威和不当权威之间做一个基本的区分，没有谁告知我们，前者应该赢得尊重，而后者应该被抵制、被抵抗。
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全新的答案，以确保在刻板而盲目的服从和独立自主的选择之间取得平衡呢？我们口头上把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作为所有教育的首要目标，但迄今为止，这一理念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我惊奇地发现，艾拉?夏勒夫在这本书中给出了我想要的答案。他以导盲犬——人类最好的朋友作类比，得出了一个有效的培训模型。很显然，我们费尽心思地教会导盲犬辨别何时应该服从、何时不应该服从，就是为了能够使它们在接受错误命令时避免伤害。在教育年轻人或对高风险行业的职员进行培训时，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从而使事情变得更加顺利。不管是培训老师进行课堂管理，还是培训安保人员开展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安保工作，或是培训那些掌握我们隐私、保管我们身份信息的情报专家开展工作，开发新的培训方法以区分恰当服从和合理抗命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本不同寻常的书给了我新的希望，我相信人们终将学会这应对时代挑战所急需的、早该学会的重要一课。我衷心希望你们，亲爱的读者，能学会并运用这本书中所蕴含的重要智慧。把这一课切实地带入生命历程和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教给我们的年轻人以及社会、宗教、商业、政治等领域的领导者，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菲利普·津巴多
斯坦福监狱实验设计人，2014年
艾拉·夏勒夫著的《可怕的盲从(习惯如何左右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传授美国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心理培训课。本书不仅为职场人士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且对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意义重大。
在什么情况下，不服从会被认为是明智的呢？
我们一定不会认为那些发布命令、制定规则是一贯正确的。他们的初衷或许很好，但一味奉命行事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此时，质疑命令显然好于服从命令。但历史事实和研究一再表明：在多数场合，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服从；与你的信念相反，你通常也会迫于情境压力，选择屈服。
情境对人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只有理解了情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我们才能聪明地面对各种权威。
在服从与不服从之外，往往还会有更好的选择。
艾拉·夏勒夫著的《可怕的盲从(习惯如何左右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全新解析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米尔格拉姆实验”，深刻剖析天真而复杂的人性；
“智能不服从”是一种更高级的情商智慧；
99.9%的人都没能很好地抵制错误命令、应对不当指令，该书为你提供大量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们可以都成为英雄，而不是情境的奴隶。
本书引用的实验案例被改编成多部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