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把世俗看作是一个世界，把自己所向往的看作是另一个世界，因而便时时有孤独之感了。

《陶渊明传》是著名学者、文学史家李长之潜心力作，解析“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人格与魅力，以诗人的笔触诠释活在当下的人生真谛，隐逸是对心灵境界的坚守，而不是遁世与逃离。

李长之著的《陶渊明传》是一本人物传记。陶渊明是我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蔑视权贵，淡于功名，他崇尚自然，热爱生活，性格豁达。他的诗文质朴无华，清丽自然，寓绚于素，大巧若拙，韵味隽永，意境清幽，自辟蹊径，独树一帜，如羚羊挂角，了无痕迹，具有浓郁的田园和乡土气息，对后世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本书通过对陶渊明平凡伟大的一生及其艺术创作活动进行梳理，对他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进行评价，完整呈现了一位文学大家的人生脉络和心路历程。

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

 一 关于了解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一点线索

 二 被人轻视的善战的溪族

 三 自强不息和反对浮惰

 四 陶侃是桓玄、刘裕一流人

 五 魏晋风度的实际意义和桓温系的孟嘉

 六 陶渊明所受两方面的影响

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

 一 引子——陶渊明诞生的时代

 二 陶渊明的一生的总括

 三 早年的生活和教育

 四 十二年的矛盾生活的开始

 五 矛盾的继续

 六 桓玄政变时期的陶渊明

 七 最后的摇摆——《归去来兮辞》的创作动机的分析

 八 步入二十二年的躬耕生活——他的思想的成熟

 九 再度改朝换代时的陶渊明

 十 陶渊明的死

 十一 尾声

陶渊明论

 一 论陶渊明的政治态度

 二 论陶渊明的思想态度

附录

 我所了解的陶渊明

 陶渊明真能超出于时代么？

 序——为陶渊明和庄子的文章而写

 陶渊明的孤独之感及其否定精神

 谈陶渊明——陶渊明逝世一千五百三十周年纪念

 说说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

四 陶侃是桓玄、刘裕一流人

现在谈陶侃的政治态度，从而对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作一臆测。

首先，我们要记得陶侃是一个跋扈的军人，更恰当地说，是一个跋扈的军阀。他带兵四十年，有曹操那样的机智和勇敢，他在东晋的地位是在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这一个行列里。从王敦起，到刘裕为止，都是想学曹操、司马懿那种夺取政权的方式的。

当时的晋室很微弱，所谓皇帝不过是天天受那些有名的士族和跋扈的军阀的气的可怜虫。在最初，军阀与军阀间有些牵制，那些出身士族的政治家又有些手腕，就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维持了小朝廷的局面。后来这些士族的势力衰弱了，军阀们就自相吞灭，所以在士族出身的大政治家谢安一死（公元三八五年），桓玄就几乎成功（公元四。三年），刘裕就完全成功（公元四二。年）了。王敦（公元三二四年）、苏峻（公元三二八年）、桓温（公元三七三年）等的失败，不过是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而已。

这些军阀夺取政权的步骤，几乎有一个一般的公式：一是握有军事大权；二是占有两个军事要地之一，或者是长江上流武昌、江陵、荆州一带；或者是在建业之西京口（镇江）一带；三是对内要有军事上的优胜的表现，先是平“造反”的，取得更高的军事地位，就慢慢自己也对“造反”垂涎起来；四是对外也要立功，因为这时一般人所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复北方失地，在这一方面如果没有表现，是不容易受人拥护的，这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本；五是最后，就是取得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的“阿衡”的地位以后，就请皇帝“禅让”。刘裕就是完成了这些步骤的一个典型，其他的军阀或者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具体而微。

陶侃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他是一个活了将近八十岁的老军阀（他在临死时上表说：“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时为公元三三四年）。他在西晋末年已经崭露头角，他已是荆州刺史，打败过王真，打败过杜驶。平了王敦以后，他是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征西大将军；平了苏峻，他被封为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他镇守的地方，正是江陵、巴陵、武昌等地。这就是，他已有了上面所说的夺取政权的三个步骤：握军事大权，居军事要地，平内乱有大功。那么，下一步呢，那就是他在最后所上的表中所说的：“臣问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毋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可惜的是，这一步已经布置了，却没有完成就死了。

就他的身份和地位看，就他处的环境看，就他前前后后的同样身份和地位的像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等的榜样看，他如果是例外，那倒不可思议了。  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说他“天子畴我”。注家虽然对“畴”字费了许多事，绕了许多弯儿，不肯说那就是和天子相等的意思，然而就当时的情势看，就下文“孰谓斯心，而近可得”看，并且注家已经知道是指桓玄、刘裕了，那么那句话的实质意义乃是：“彼可取而代也。”

如果我们根据当时历史的情况加以理解的话，陶侃是不可能完全忠于晋室的。他可以夺取政权，一旦条件成熟。历史的记载也就是如此。《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记他平苏峻之役时说道：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日：“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遗书以激怒之。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就记得更明确：

（峤）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国难，侃恨不受顾命，不许。——时陶侃虽许自下而未登。复追其督护龚登。峤重与侃书日：“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减。……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假令此州不守，（祖）约、（苏）峻树置长官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孚三军之望！”峻时杀侃子瞻，由是侃激励，遂率所统，与（温）峤、（庾）亮同赴京师。

P18-21

关于陶渊明，我时常要给他写一个传或者评论。也曾起过几次草，但都没有完成——时日稍过，自己的见解也随着变了。现在写出的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比较固定一些的看法。主要的是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他和晋、桓玄、刘裕的关系如何，以及他对农民的态度如何，总之是他的政治态度；二是他和儒家、道家、佛教等的关系如何，究竟应该肯定他有几分儒家思想，有几分道家思想，以及他自成为一种思想面目的是什么，总之也就是他的思想态度。我觉得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态度也都有一种发展，文中也就附带地加以阐明。为了准备论据，必须先有一个较详的传记，并且对他的作品创作的时日也需有一个考订，这也就是书的前半的内容。这些见解都不够成熟，是不成问题的，只有请读者们赐教！同时这些见解也有大部分是继续了前人以及当代人的研究成绩，这点则是应该声明，并表示感谢的。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吧。”我们现在的看法也有些和旧说不同，但未必能达到鲁迅先生的期望。本来还想论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但因为有些其他工作耽搁太久了，所以姑且暂告一个段落。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李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