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不该存在白吃的午餐
有一次，我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里面刚好提到一篇旧作。没多久，一位读者来信，希望我能提供那篇旧作。我回了一封电子邮件，称只要他捐出200—500元台币，旧作立刻奉上。其实对我而言，旧作只是一个电子文件，与人为善，反掌之易。但是，我认为天下不该有白吃的午餐，权利和责任应该彼此呼应。
没想到，这位正在读博士班的素未谋面的朋友，很快就再次来信，他说很高兴有机会因此结缘累积福德，他已经捐了3000元台币给慈善团体，还附上了电子收据。虽然钱不是捐给我的，但是付了3000大洋只得到一篇2000字的短文，我于心不安。因此，除了提供那篇短短的旧作之外，我又寄给他一些其他的文稿，还提供给他一份书单。
这几次的经验，都很别致有趣。不过，都是由别人口袋里掏钱，事不关己。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况有点类似，而感觉却大不相同矣。2004年的第一天，我由台北飞香港，再到城市大学客座一学期。因为学校宿舍已经住满，我就由校方安排，住进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位于市区，本身和火车站及大型购物中心相连，人气很旺。到酒店是傍晚，稍稍安顿之后，我就四处逛逛，还到二楼的超市买了些什物。
第二天早上，在房间里吃了前晚买的吐司和奶酪酱。没想到，下午开始肚子出问题，一直进出洗手间，挨到晚上，情形更糟，半夜里起床好几次。回想一天的作息，心想吃坏肚子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那盒洋葱口味的奶酪酱。由冰箱里拿出一看，罐底的有效日期竟然是2003年12月27日！我是1月1日买的，已经超过食用期限好几天。到纸篓一找，前一天的收据还在。我想，这可好，人证物证都在。
身体虽不适脑子却清醒
第三天是周六，我勉强起床，身体已经很虚弱。9点左右，我带着收据和奶酪酱，到二楼的超市。收费员找来上司，年轻的主管表示，很乐意换一罐新的给我！我很讶异，竟然是这种响应，而我的希望是先去看医生。半个小时之后，我已经瘫坐在椅子上，救护车终于来到。超市派了一个人，陪我到医院急诊，广华医院离酒店不远，这是我在香港第一次进医院。到急诊处挂了号，自己掏信用卡付钱，然后拿到号码牌，坐着等。我四处浏览，发现墙上有一告示：最急的病人，不需等候；急症，等15分钟。我被判定是半急诊，要等4小时。早知道，到私人诊所去看要省时省事得多。
坐在硬冷的塑料椅上，头斜靠在灰白的墙上，想必一副枯槁的病容。可是，说也奇怪，虽然我身体很不舒服，脑子却清醒得很。我想，事情本身再清楚不过：作为消费者，我有一丁点儿的责任，要看看食品的有效期过了没有；相形之下，超市的责任要大得多。依他们的人力物力、专业要求和营利事业的性质，有责任定期检查货架上的食品，把过期的食品下架。因为他们的过失，造成消费者（我）腹泻肚痛，因果关系明确，他们当然要负起适当的责任善后。
还好，等了两小时左右，就见了医生。医生要言不烦，问了几句，按摸几下，作成判断：到旁边先打一针，观察一个小时，然后拿药回家休养。经过这一番折腾，回到旅馆，还是不停地上厕所。不过，打针吃药之后，情形稍微缓和了一些。我心里想，新年新希望，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刚到香港，新年初三就入院急诊，真是个好开始！几天过后，我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不过，虽然超市一直还没有和我联络，我自己却陷入一种小小的考验。
当超市为这件事善后时，免不了要处理赔偿问题。依我看，换一盒新的奶酪之外，还有医疗费。此外，因为连续腹泻，无法工作和休闲，也是损失，当然，这段经历带来的苦楚，超市也该负责。前面三项，都很具体，工作和休闲，可以依我的（或任何有同样际遇的人）工资计算。可是，苦楚和精神心理上的损失，却不容易有参考点。不过，如果像写介绍信一样，我要求超市赔偿精神损失，但是不放进口袋，而是捐给慈善事业，那么我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得多。即使我狮子大开口，超市恐怕也不好辩解推辞。
P42-44
为经济学的普及请命
我曾应邀到台湾的一所小学去演讲，对象是中高年级资优班的一群小朋友。他们的老师很用心，自己设计了一套“经济学”的教材，而因为看了我的书，所以请我去和小朋友谈一谈。
小朋友们聪明可爱，问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他们把问题写在小纸条上，我在档案柜里还存了其中的几张。演讲完后，几位老师表示，过去他们把经济学界定在对于商品劳务的探讨上，经过我的阐释，他们发现经济学不只是探讨“价格”的问题，而且也处理更一般性的“价值”问题。
他们还送我一套录像带，是美国小学里经济学的教材。后来在看经济学的文献时，发现美国一般高中里也有经济学的选修课。美国经济学学会还曾经组成项目委员会，评估高中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而且公布评估的结果。显然，在美国从小就有经济学的教育，循序渐进，而且这是对一般学校的学生，而不是只针对商业学校。
我想，美国教育体系对经济学的重视，主要是体会到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密不可分。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主导的力量，人的衣食住行乃至于工作家庭，都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因此，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消极的，可以在经济起伏里自保；积极的，可以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追求自己的福祉。
对于一个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而言，经济学显然很重要。相形之下，对于一个以伦常道德教化为主的东方社会，经济活动似乎不是关键所在。可是，这事实上是一种错觉，而且是很令人惋惜遗憾的错觉……
在社会科学里，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是公认的主要学科，而且每个学科都有自己悠久辉煌的历史，也都累积出非常可观的智慧结晶。在人类摸索前进的过程里，也都曾经在某些转折点上，‘发挥关键性的影响。不过，自1960年起，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渐渐有一枝独秀的趋势。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者带着他们的分析工具，大举进入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已经有非常璀璨的成果。
在社会学方面，盖瑞·史丹利·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他深入地探讨了家庭里父母子女的互动、人力资本、教育等，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当他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同时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的教授。
在政治学方面，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Tlock)联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公共选择(publlc choice)。利用经济学来分析政治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对政治过程的看法。现在，“公共选择”已经是经济学里不可或缺、并且是最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但在“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里有专章讨论，“公共选择”的专有名词也往往成为“政治学”教科书中的用语。布坎南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在法学方面，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不但是经济学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也是所有法学期刊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这篇论文引发了“法律经济学”这个新的领域，对传统法学造成革命性的冲击。当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不但经济学界额手称庆，法学界也多认为是迟来的正义！
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基本上是单方向的。当经济学的版图逐渐扩充时，其他的社会科学并没有反方向的举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和学科的性质有关。经过对人类活动长时间的观察和淬炼，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套基础扎实的行为理论——人不只是在市场里会趋吉避凶，在其他的活动上显然也是如此。相形之下，社会学的理论往往是一家之说（韦伯、杜尔凯姆等），而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套理论架构。在政治学和法学里，情况也很类似。因此，理论上的优势，使经济学者可以带着自己的分析工具（好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去探索其他领域的奥妙。相反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却没有能够相抗衡的理论。
不过，理论上的优越性只是故事的一半，另外半个故事和这些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关。在经济学里，大致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主题，主要是个人、家庭、厂商’、市场结构；宏观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主要是整个经济的物价水平、就业情况、经济增长等。可是，在微观和宏观之间，事实上还有一些“中层问题”(mlddle range issues)。当个别消费者的偏好相加。会成为一群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群的偏好不再是个人的偏好，但也不算是整个社会的偏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现象。同样的，产业和产业之间的消长，也不是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问题，而是处在两个层次之间。就目前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最强的是微观经济学的部分，因为研究主题明确、焦点集中。在宏观经济学部分，虽然有各式各样的模型，也有强调微观基础的宏观架构，但是因为处理的层次过高、涵盖面过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众议佥同的理论。对于“中层问题”而言，以现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事实上还不太能有效地处理。
由研究主题上的划分，就比较能体会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互动的差异。以社会学而言，虽然个人和家庭也是研究重点，可是整个学科的关键，与小区、社会化、宗教等“中层问题”有关。同样的，政治学所探讨的，主要是政党、选举、政治文化这些“中层问题”。对于中层问题的分析，经济学并没有好的分析架构，社会学和政治学也没有，所以，虽然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互动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可是大部分是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的领域里。
相形之下，法学分析的重点，就是几千年来原告被告之间的纷争，而这正是微观经济学的专长（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峙）。因此，在经济学往外扩充势力的发展上，“法律经济学”的成果最为丰硕。法律经济学的专业期刊已经有不下十种，而且还在持续地增加，这都不是“经济社会学”和“经济政治学”（公共选择）所能望其项背的。因此，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之后的果实，主要和两个学科所处理问题的性质有关。
不过，即使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里，经济学者努力的成果有程度之分，经济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已经显露无遗。学习经济学，不只是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掌握一套分析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经济”现象）的工具。对于一个强调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传统社会而言，更值得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了解和掌握伦常道德和风俗习惯的意义，并且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譬如，在农业社会里，因为要一起耕田除草收割储藏，天灾人祸时还要互通有无，所以兄弟之间必须要有浓厚的“手足之情”。在工商业社会里，兄弟之间不需要在生产消费保险上彼此支持，手足之情的内涵自然有所不同。
关于“经济学教育”这个问题。我觉得在高中、初中的课程里，值得加入经济学的科目。对于人的思维和行为，经济学的世界观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当然，我也知道，如果要把经济学当做像数学、物理、化学一样的基本课程，一定会引起社会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的异议。相信他们也能为自己的学科讲出一番道理，也都会希望自己的学科是基本课程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不过，在大处着眼之外，可以采取小处着手的方式：希望借着一般性的文章，借着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都会遇到的事物，阐明经济学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解释。因为，看经济学的专业论文的人少，而看一般性的文章的人多，影响力也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约瑟夫·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经说，经济学者总是带着一种传教士的情怀(the ecorlomist as preacher)，念兹在兹地希望能宣扬经济学的教义。对于他高瞻远瞩的视野，我心有戚戚焉，也希望对经济学教育的期望能早日实现！
2016年5月于杭州
熊秉元著的这本《效益的源泉（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认为：
在社会科学里，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是公认的主要学科，而且每个学科都有自己悠久辉煌的历史，也都累积了非常可观的智慧结晶。在人类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也都曾在某些转折点上，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不过，自1960年起，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并渐渐有一枝独秀的趋势。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者带着他们的分析工具，大举进入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已经有非常璀璨的成果。
经过对人类活动长时间的观察和淬炼，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套基础扎实的行为理论——人不只是在市场里会趋吉避凶，在其他的活动上显然也是如此。理论上的优势，使经济学者可以带着自己的分析工具（好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去探索其他领域的奥妙。
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主导力量，人的衣食住行乃至于工作家庭，都和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消极的，可以在经济起伏里自保；积极的，可以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追求自己的福祉。熊秉元著的这本《效益的源泉（捕捉生活中的经济学身影）》借着一般性的文章，借着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都会遇到的事物，阐明经济学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