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既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鲁迅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热风》《坟》《华盖集》《且介亭杂文》等16种杂文集和书信集《两地书》；还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他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一直以来，鲁迅的精神和著述都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研究者，以及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

陈光中著的这本《走读鲁迅(修订本)》是一部构思精巧、史料珍贵、与众不同的鲁迅传记。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曾就“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发表讲话。关于“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本书也将提供一份答案。

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行程逾万公里，踏访七城故地，解析鲁迅的性格成因，才写成了这部内容与视角都具有独特价值的鲁迅传记。作者以鲁迅住过的地方为切入点，时写、时摄、时绘，注重于探索鲁迅的内心世界。本书既遵循了鲁迅人生历程中的主要时空地点的变换，又逐步展现了作者边走、边读、边写、边想的独特风貌。

陈光中著的这本《走读鲁迅(修订本)》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理解和研究鲁迅其人生经历、心路历程与成就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具有比较丰富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和还原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提供了一个史料较为丰富的窗口；同时，本书也是对鲁迅先生的纪念、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自序

一 人生的第一个轮回——绍兴的鲁迅故居

 1．周家台门

 2．家境败落

 3．从南京到日本

 4．弃医从文

 5．被迫成婚

 6．兄弟之间

 7．无可流连的故乡

二 “鲁迅”诞生的地方——北京绍兴会馆

 1．绍兴会馆

 2．苦闷中的消沉

 3．“鲁迅”诞生

 4．走出会馆

三 老宅中的待解之谜——北京八道湾的鲁迅故居

 1．八道湾曾经的故事

 2．老宅的见证人

 3．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及经过之谜

 4．流言与事实

 5．关于八道湾胡同11号正房的“老虎尾巴”之谜

四 为谁“祝福”——北京砖塔胡同的鲁迅故居

 1．《幸福的家庭》

 2．无奈的忙碌

 3．一首晦涩的“诗”

 4．悲哀中的祝福

五 “老虎尾巴”中的爱情故事——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

 1．从“老虎尾巴”到女师大

 2．“鲁迅师”与“广平兄”

 3．品尝爱情

 4．告别“老虎尾巴”

六 飞鸿遥系两地心——厦门的鲁迅故居

 1．第一次同行与第一次暂别

 2．厦门时日

 3．寂寞中的犹疑

 4．太阳、黑夜与月亮

 5．迎着月色而去

七?“大夜璧月”及“红鼻”——广州的鲁迅故居

 1．大钟楼上的孤独宿客

 2．迁居白云楼

 3．奇怪的“官司”

 4．“惹祸”的信件

 5．关于“剽窃”的旧事

 6．“抄袭”的余波

 7．文人众生相

 8．顾颉刚其人

 9．在广州的短暂徘徊

 10.白云楼鲁迅故居考

八 最后的岁月——上海的鲁迅故居

 1．走进大上海

 2．腾挪景云里

 3．“回眸时看小於菟”

 4．拉摩斯公寓

 5．刀丛下

 6．大陆新村

 7．人生终点

 8．探访上海鲁迅故居

附录 各地鲁迅纪念馆（室）简介

 1．绍兴鲁迅纪念馆

 2．绍兴市第一中学鲁迅纪念室

 3．南京鲁迅纪念馆

 4．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鲁迅纪念室

 5．北京鲁迅博物馆

 6．北京鲁迅中学鲁迅生平展室

 7．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8．广州鲁迅纪念馆

 9．上海鲁迅纪念馆

后记

部分参考文献

插图索引

1．周冢台门

在我的希望当中，绍兴东昌坊口的鲁迅故里，应当依然保持着普通江南水乡小镇的模样：小桥流水，乌瓦泥墙，柳荫下是含饴弄孙闲坐的老翁，浅溪旁有捶衣洗菜忙碌着的村妇，牵着水牛的农夫在石板路上慢慢地走过，远处隐隐传来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就连那空气中，也充盈着一种在时间流逝过程中自然积淀下来的古朴的宁静。

希望终归只是希望，现实情况自然在意料之中。作为“绍兴的名片”，鲁迅故里如今已经成了繁华的旅游景点，摩肩接踵的游客形成喧闹而流动的长龙，让人几乎疑心自己置身于北京的王府井或是上海的南京路，只能被无奈地裹挟在拥挤的人流中蹒跚前行，难以静下心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想。

即便如此，我仍然怀有一丝激动。因为这里毕竟真的是鲁迅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鲁迅故居”自然是这片区域的中心，看上去很有些气派。按照当地人的习惯，这种建筑格局比较特殊的老宅应当是被称为“台门”的——听上去颇有些神秘，其实绍兴的“台门”和北京的“四合院”类似，都不过是富有地方建筑特色的民居而已。当然，能被称为“台门”的人家，一般都是当地的大户。既然突出了一个“门”字，那宅院的大门显然是相当考究的。

与鲁迅有关的台门原有几处。

鲁迅本姓周，先辈中过举人做过官，发达过也败落过。周家后人屡经繁衍，后来分为“致、中、和”三房，其居处各称为“新台门”、“过桥台门”和“老台门”。

至鲁迅出世，是第十四代，周氏的族系已经演绎得很为复杂。致房后来分为“智、仁、勇”三支；“智”房再分为“兴、立、诚”三支。鲁迅属于“新台门”中“兴”房的一支。如今修复后的“鲁迅祖居”，是原先的老台门；过桥台门现已不存，而那新台门，则作为了“鲁迅故居”。其实，到鲁迅父亲那一代，新台门里共有周家的六个房族居住。在临街的巍峨大门西侧，有一个不大的门面，那才是属于鲁迅自家的院门。当年，他家还有几十亩水田，家境尚属小康水平。

新台门据说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共有六进、八十余间房子，比始建于乾隆年问的老台门大了不少，但在当地还算不得名门豪宅，若与绍兴城里那拥有13座独立院落的著名“吕府”相比，显然逊色许多。

然而，当年谁会想到，就在这座“台门”里面，竟会出现一位了不得的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 若说名人出生的第一声啼哭也是与众不同的，实属夸张。起码鲁迅的出生与一个寻常孩童没有什么两样。当然那时他不叫“鲁迅”，家里人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日后会成为举世闻名的“鲁迅”。他的名字是祖父起的，小名叫“阿张”，大名“樟寿”，字“豫山”。这名字倒是有些说头的：公历的9月25日是农历的八月初三，按中国民间传说，那天应当是灶王爷的生日，而灶王爷姓张；说来也巧，当时祖父正在京城，得到长孙诞生的消息时，恰与一位姓张的官员晤谈，所以给孙子起的名字便与“张”有关了。

不过，后来人家塾读书的时候，却发现“豫山”这个字很不好：“豫山”谐音“雨伞”，岂不成了供同学取乐的绰号!所以祖父将其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这才持续使用了下去。

因此，在说到这一时期的鲁迅时，我们还是称他为“樟寿”比较恰当。

从“樟寿”到“鲁迅”，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程。应当说，祖父是第一个影响他命运的人。

祖父名周福清，字介孚，是同治年间的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应算是一位封建高级知识分子了。在周家台门的“仪门”上，挂着“翰林”大匾，以彰显那与众不同的荣耀。周福清当过知县，继而进京任内阁中书，官位虽不算显赫，但毕竟是“京官”，在家里享有绝对的威严。对于长孙，他自然寄予厚望。这孩子一生的命运，无非是苦读寒窗、人仕为官、光宗耀祖、传承前辈基业。因此，祖父管得很细，连这孩子该如何启蒙、如何读书、读些什么书，都做出具体的规定。樟寿6岁开蒙、11岁进“三味书屋”，每一步学习的进程几乎都是祖父安排好的。

不过，祖父毕竟远在京城，无法亲自监督教诲，而父亲又是个性情宽厚的人，对孩子并不严厉。因此，樟寿的童年是自由而快乐的，这从他日后成为“鲁迅”时所写的许多回忆文章中可以得到深切的感受。

像那令人向往的百草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P2-6

回想这部书稿，延宕数年终得完成，其间本有许多感慨，原想留待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发出。不料真到了这一刻，思绪万千，竞不知该如何下笔了。

踌躇多日，仍无头绪，唯一的出路，只有仍从鲁迅说起。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鲁迅”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

他要么被捧上云端奉为神灵，要么被打入污泽斥为妖魔。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把鲁迅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鲁迅的身影却似乎更加模糊、更加神秘，让人感到迷惑。

正是带着这样的迷惑，我才踏上“走读”之旅，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实的鲁迅。

十几年来，边读边走，读读走走。书读了不少，包括重新系统阅读的《鲁迅全集》在内，至少要有数千万字吧；路也走了不少，仅乘火车旅行的路程，算来也有万把公里了。沿循鲁迅的人生轨迹，在实地寻觅往事的遗痕，随着行程的延续，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渐显清晰。

鲁迅在国内居住和生活过的城市，主要有七座，即：绍兴、南京、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此外还去过西安，但只是短暂讲学。至于国外，他只去过日本，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不算短，前后共有七年多的时间，由于条件所限，我无法前去考察，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我却去了国内的另一处地方作为弥补——尽管鲁迅本人从来没有去过，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却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使他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那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港。

在旅顺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始终十分阴郁易怒，尤其见不得一些游客的轻佻。我不能理解，他们在参观那些所谓“景点”的时候．居然能旁若无人地高声喧哗，居然能没心没肺地嬉笑打闹，居然能搔首弄姿地拍照留影！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景点”到底是什么？

——那是每个中国人心头永远不能愈合的血淋淋的伤疤！

一百多年前，日俄两国为了争夺这个远东地区著名的战略要地，在这块毛于中国的土地上打得昏天黑地，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宣布“保持中立”。这是何等的耻辱！

不难想见，当时正在异国学习的鲁迅，置身于成群“爱国”热情高涨的日本学生之中，在与他们一起观看课间放映的那些宣传日军英勇战绩的幻灯片时，显得多么尴尬和孤独。如他所说：“有一回，我竞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场景，更何况鲁迅正是一个热血青年。

如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竞会就此弃医从文。

然而，尽管鲁迅后来被尊为“战士”，他却并没有选择和他的同乡秋瑾、徐锡麟那样慷慨赴死的方式，他的战斗武器不是匕首、手枪和炸弹，而是笔墨与纸。

我不认为鲁迅懦弱。我只觉得，是因为肩上和心头有太重的负担，使他难以摆脱束缚。

这负担，就是他的家庭。

不可否认，鲁迅是至孝之人。恕我直言：他已近乎“愚孝”。

纵观鲁迅并不漫长的一生，可谓颇多坎坷，而最直接、最沉重的挫折和打击，却大都来自他的家庭。祖父入狱、父亲早亡造成家道中落，母亲又固执而盲目地给他套上了婚姻的枷锁，至亲至爱的兄弟却成为对他伤害最深的人……，而他只能默默地承受。尽管后来终于有勇气挣脱枷锁，但那些伤害已经成为无法痊愈的隐痛，以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态和性格。

所以，我在“走读”那些旧居的过程中，时常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感慨：就个人经历而言，鲁迅的一辈子，活得真不容易！

比如，绍兴老屋那间独处一隅的卧室，映射出他那悲剧婚姻中难言的隐秘；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破败小院，则是他自“沉默”至“爆发”、从而正式走上文坛的起点；北京八道湾旧宅，见证过他与周作人断然绝交的场面，那“兄弟失和”的真实内情，却始终无人知晓；他在厦门的空旷大房间里经历了难耐的孤独与苦闷，却又在上海景云里的石库门中品味了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暖：上海大陆新村的寓所，是他的人生终点，而那死因，竟成为曾经引发剧烈争论的“世纪之谜”。还有，他和高长虹的曲折恩怨、与顾颉刚的离奇“官司”，都有许多需要诠释的内情……，在那些老屋旧舍之中，隐藏着多少让人唏嘘感叹的故事啊！只有走进去、读过去，才能品味鲁迅那五味杂陈的内心世界。

然而，时光的尘沙、人为的修饰、偏颇的理解……，如此等等，往往会掩盖许多重要的痕迹。

……

可见，《藤野先生》不是言必有据的“回忆录”，而是虚实相间的抒情散文，不应作为叙事严谨的历史资料对待。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鲁迅不提施霖，别人也不能(或不敢)提到施霖。比如早年出版的一部大型画册中，就把鲁迅与施霖的合影说成是“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还把拍照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如此举动，真是匪夷所思。

这种思想上的束缚，不仅在许多专家的身上常有反映，普通人也往往难以摆脱——当然包括我本人。

在说到鲁迅性格的另一面时，起初我也不免战战兢兢。看到学界经常为一些具体问题争得硝烟弥漫甚至“上纲上线”，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哪有贸然置喙的资格呢！

但是，通过反复阅读鲁迅，让我陡然增加勇气。毕竟鲁迅对自己也进行过相当严厉的自我剖析，作为后人，又有什么必要故作遮掩！

我坚信一点：事实就是事实。

比如．他与顾颉刚那场有头无尾的“官司”，尽管有许多复杂的背景，却明显地暴露出鲁迅性格中难以掩饰的缺陷。因憎恶一个人，而憎恶其学问，甚至憎恶其生理缺陷，甚至憎恶与其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当时中山大学另有一位教授，据说与顾颉刚类似，也有讲话结巴的毛病，鲁迅讥之：“广东中大，似乎专爱口吃的人。”

这种情状，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优点。

然而，正是如此，才像鲁迅、才是鲁迅。

多少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如冰火两端。有说他光明磊落，有说他心胸狭隘；有说他激情似焰，有说他心冷如霜；有说他疾恶如仇，有说他睚眦必报；有说他笔锋犀利，有说他尖酸刻薄……，如此等等，看似互不相容，其实都没有错。

褪去光环洗清浊泥，不难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身世坎坷、心境落寞、性格冷峻且又看重感情、渴望爱情、深怀柔情的普通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鲁迅自然也要有脾气、自然也应有缺点、自然也会在性格中充满矛盾。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了鲁迅那特有的人生、了解了他所经受过的那些屈辱和艰辛，你才能真正读懂他的内心，才能明白他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会说出那样惊世骇俗的话：“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有这般勇气？

我的回答是：有也难。

所以他才让我倾心敬佩。

所以他才让我深怀同情。

所以我才会写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记录了十几年来我的行走过程。它涉及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城市中鲁迅生活过的11处故居。另有各地9处与鲁迅当年的生活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纪念馆所，作为附录列出，以供读者参考。

与我其他几本以“走读”命名的书一样，在这本书中，我仍把作者的“亲历、亲写、亲摄、亲绘”作为基本的原则，把“图文并重”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体现“边走、边读、边想、边写”的写作特点，力求在书中人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从而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我也希望，如此有关“走读”的尝试，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所以，这本书依然保持了我以往的习惯：除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历史图片取自有关的展览或资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书中的那些画像、速写、地图，等等，也由我执笔绘制——尽管水平粗拙，毕竟浸润着自己的一番心血。

书中使用了不少引文，对于一些词句及标点的用法，大多未予修改，比如：“拥肿”“含糊”“豫备”“费话”等，以保留一些特殊的历史痕迹。

需要说明的是，各地的鲁迅故居，由于种种原因，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仍在不断扩建——如绍兴的鲁迅故里，有的却日趋败落——如北京的绍兴会馆，有的则前途莫名——如北京砖塔胡同……，所以，书中有些照片特地标明了具体的拍摄日期。此外，还在书末编制了“插图索引”。若是将来情况有变，这些照片也可留作真实的历史资料。

当初，没有想到写这本书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会遇到那么多的波折。

那年第一次去绍兴考察，在回程途中接到家里电话：卧床多日的老父病危。幸而我及时赶到医院，总算与弥留之际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丧父之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经历过的人，则是难以用语言述说的。但是，也正是那镂骨铭心的一刻，使我对一百多年前15岁的鲁迅在经历同样痛苦时的心情有了极深的理解。

我想，缓解悲伤的最好方法，也许只有全心投入工作。未曾料到，由于持续阅读大量的资料，竟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右眼视网膜脱离。这打击几乎让我失去坚持的信心。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半途而辍。好在上天赐予每人两只眼睛，即便失去一只，尚无大碍。

接下来，“走读”与写作的过程还算顺利，但我没有想到，这过程比预料的要漫长。通过对一些城市和地方的多次重走与重读，我的许多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经常有新的感悟产生，案头的文稿不断需要修改。更没想到的是，在此期间，我又开始了对“百岁学人”周有光的“走读”。两位周氏名人的人生际遇相互衬映，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感受。

说来也巧，鲁迅与周有光的生命轨迹至少曾经有过两个交会节点。

其一。是杭州。

据《鲁迅年谱》所载，1909年12月底，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反对学堂监督夏震武的斗争，包括鲁迅在内的全体教员辞职离校，住到大方伯附近的湖州会馆，后来思想封建顽固的夏震武终被撤职。当时教员们戏称其为“夏木瓜”，所以这次风潮也叫“木瓜之役”。

20年后的1930年，周有光随同孟宪承自无锡来杭州，筹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那学校的地址，恰在大方伯。

其二，是上海。

1933年4月11日，鲁迅一家搬到山阴路大陆新村居住。有趣的是，20天后周有光与张允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结婚。而鲁迅参加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在1936年10月8日到八仙桥青年会参观木刻展览，并留下了人生的最后几张照片；11天后，他在自己的寓所中逝世。再隔了十几年，周有光一家住进鲁迅旧寓对面的日照里，可谓近在咫尺。

巧则巧矣，其实，由于时间上的阴差阳错，他们在现实中未曾相遇。

他们二人生辰相差25年，生活道路各不相同，这种所谓的“交会”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若是凭借这些便要说明二人之间有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实在牵强。但是，在他们身上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责任感，都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人格，都有足够的胆量敢说实话、敢说真话。我想，这也许与他们都曾有过“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经历有关，从而使他们对世人和世事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很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也能有兴趣读一读我的那本“走读”周有光的书。作为读者，不妨在自己的阅读中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这本书里使用了很少几幅与鲁迅有关的照片，仅是用以介绍一些特殊的背景或故事。因为，我所写的，本不是一部传统形式的传记，没有必要沿袭一般“传记”的套路；更何况鲁迅的形象早已为国人所熟知，也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浪费书籍的版面。

但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的想法稍有改变：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没想到，周海婴在4月7日凌晨突然逝世。

4月11日，我去八宝山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回来的路上，始终难以摆脱心中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所以，我特地选用了两幅图片，插入本书。一幅，是我所绘制的鲁迅画像，临摹自鲁迅“50岁纪念”时的留影，那是我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另一幅，是1930年1月4日海婴的“百日照”，那应当是他们全家的第一次合影。如今，照片中的人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想以

收笔之前，还要感谢那些给予过我关心和帮助的人们。在我持续数年的“走读”过程中，遇到过许多素昧平生的好人，其中既有八道湾已经故去的老张大妈，也有北京绍兴会馆热心的街坊们；还有北京西城区政协的金诚先生，由于他的多方联系，我才得以登上八道湾胡同旁边一处楼房的制高点，拍下一系列有关鲁迅旧宅的珍贵俯瞰照片；还有厦门大学那两位年轻的研究生，由于她们的帮助，我幸运地进入鲁迅曾经住过的房间，细细观察品味；还有南京师大附中的龚修森老师以及杭州高级中学的陈卓宏老师，既引领参观校园，又赠予珍贵资料；此外，还有许多许多人……尽管也许难有再见的机会，但我会记住你们的。

当然，我不会忘记感谢妻子小敏。没有她的支持，我无法完成这一尽管给我带来极大乐趣但却耗时长久以致筋疲力尽的工作。

陈光中

2017年6月于北京会城中